1979：我的高考记忆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农村频道总监 张克宣

又是一年高考季，岁岁高考，今又高考。

据报道，今年全国考生超过1000万人，河南考生超100万人。

看着那么多学子走进考场，我的感慨颇多。想一想，高考离我那么远，又是那么近。

我的高考是在40年前的1979年。

但细说起来，1979年的高考应该是我的第二次高考。

1977年，高考恢复的第一年，我正在读高二（当时农村的高中是两年制）。当时的要求也没那么严格，没毕业也可以报名参加高考。于是，我便懵懂地参加了第一次高考。

那年，我所在的公社（1958—1978年间在中国风行一时的政经合一的乡级组织）没有设考点，大家在老师的带领下，赶到临近的三川公社高中考点参加考试。

当时考的是文科，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五科。别的考试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语文卷作文题目叫作《在沸腾的日子里》，我好像写的是听到粉碎“四人帮”消息的那一天的感受。两天半时间五科考试完，大家在老师的带领下，回了家。

又过了几天，学校通知说让去填志愿，我们既不了解有哪些大学可上，更猜不出自己能考多少分，好像大家大都是填报的北大、清华、复旦、人大之类的学校。

于是，没有了下文。

于是，高中毕业之后，回家继续务农。

前几天，我带着记者到宜阳县董王庄乡蹲点采访，在一块农田里我边锄地边和老乡聊天，记者拍了张照片，在当天的微信中推送了出去。有几位同事、朋友看到了，在朋友圈点赞说“拿锄头的样子蛮像农民的”，我回复说，“不能叫蛮像，我本身就是农民，种地、锄地、收庄稼，我样样都干过啊！”

这是真的。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中。我的老家那个村子海拔1500多米，地处伏牛山最高的地段，不种小麦，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土豆、大豆，每年只能种一季。玉米产量不高，一亩地几百斤，春种秋收，生长期200来天，现在说的“栾川玉米糁”，真正好吃的应该产自我的老家南泥湖村。

六七月份在玉米地锄草算是最苦的活了，半人高的玉米，头顶着烈日，弯着腰锄去杂草，把土培到玉米根部，这时候的玉米叶子是带刺的，锄一晌地，脸上、胳膊上、腿上净是血道子，火辣辣的。人们可能奇怪，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锄地呢？这个时段的杂草根一锄掉，经太阳暴晒后，就不会再活了。

农村也有不少农闲时节，比如，刚种上地的那段时间；比如，锄过地的那段时间；再比如，收秋后的那段时间，地里活闲了，人不能闲，要出去搞副业，现在叫“打工”，这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年当中，我采过石头垒过堰，背过矿石打过钢钎，给当时的地调队钻井场送黏土，一担能挑200斤，能挣8毛钱。那时的日子蛮简单的，虽苦也乐。

这一年，忙碌之余，还真看了不少书。书都是借的，我们乡有七个行政村（当时叫大队），只要听说哪家有书（小说），我都会千方百计借来看，《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海岛女民兵》等名著、杂书，差不多都是这个时候看的。有时候吃饭时看书看得入了迷，爹娘的筷子敲上了头：“看，看，看，把书吃了顶饱去！”

1978年，我没有关注这一年的高考，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高考。我在忙活种地、搞副业、借书看。

这一年，我们公社发生了 “大事”——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学弟们，有三人考上了“大学”——一个考上了大专许昌师专，两个考上了中专豫西农校。当然，我知道这个事情时，已经是他们报到上学以后的事了。记得当时好像心里难受了一下，也没再多想，就继续自己的“几部曲”了。

这一切的改变是因为璩老师到家里去了一趟。

璩老师叫璩天爵，和我家是一个村的，是我初中、高中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语文老师，还是我哥哥、我妹妹的语文老师。璩老师毛笔字很漂亮，板书特别好，我们都喜欢上他的课。但因为他家是地主成分，一直不被重用。我和璩老师的儿子璩伟是初中同学，我家是贫农，初中毕业后推荐上了高中，璩伟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没有资格上高中，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了。

大概是这一年12月初的一天，天快黑时，璩老师到家里找我父亲了，他们在里屋说话，我在门外坐着。听见璩老师对父亲说：“长有啊（父亲名叫长有），今年咱们公社有三个人考上大学了，我觉得克宣这娃子的学习成绩比他们不差，再去复习复习，很有希望考上大学。”

璩老师走后不久，母亲从外面回来，在村小学做代课教师的哥哥也回来了。父亲说：“前几天在街上碰见璩老师，他就说了让娃子再去复习复习，刚才璩老师又来说这个事儿了。璩老师教过你们几个，又是亲戚，不去的话面子上说不过去，就让娃子去复习复习，试试吧。”

碍于璩老师的“面子”，过了几天，我回学校复习了，进了高二毕业班，成了一名“插班生”。

说实话，进了高二班，拿到课本，我彻底蒙了：高二上册数学，比我读高中时两年的四册数学课本加起来还要厚，翻开基本上看不懂，语文、历史、地理、政治课本内容和以前也大不一样。那真叫“怎一个蒙字了得”！

那个时候的毕业班，也算提前转成的复习班，三天一摸底，六天一小考。刚进班那一个多月，我的数学多是“0”分，总分总是倒数第一，那些比我年龄小的学弟学妹们都不拿正眼瞧我。当时啊，我真想打退堂鼓，但咬咬牙又坚持住了。

没办法，只有更努力。

早上6点起床，晚上12点休息，差不多一半的工夫用在了恶补数学上。数学老师赵天杰在学校住，特批我随时可去找他。多的时候，我一天会去找赵老师五六趟，赵老师都耐心给我讲解。慢慢地，我的数学不再“0”分了，到1979年二三月份，我的小考成绩已提升到全班中间位次了。

高考复习那半年，作息十分规律：早上6点起床，到学校前面山上松树林里背古文古诗、背政治题、背历史、地理知识；8点，到学校伙房吃早饭、一碟咸菜、一碗玉米糁子饭；8点半，进教室，语文、数学、政治、史地老师分别辅导功课；12点，下课，吃午饭，一碗萝卜炒白菜，两个粗粮馒头（一个月里，也会有一两次改善生活，菜里有肉，有白面馒头或者大米饭）；12点半，返回教室，自习数学；两点半，老师继续辅导；晚上6点，晚饭，面条饭，吃完饭在学校操场打会儿篮球；7点，回教室自习、复习，有问题找老师；晚上11点半，回寝室休息。然后，开始第二天的循环……

那时候的高考复习资料真的很少。记得不知从哪里买了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高考复习资料《史地》，100多页，那是唯一的一本历史和地理知识复习资料，真的视若珍宝，什么时候都背在书包里，历史和地理的复习都围绕这本复习资料走，凡是老师讲的、从别的同学那里看到的新的资料，都记录在《史地》空白处，或记在一张白纸上，夹在相关页码里。时间长了，《史地》鼓鼓囊囊的，比原来厚了一倍。

复习中为方便记忆，把许多历史、地理知识编成顺口溜，自己读起来很清楚，别人听来却怪怪的：比如“战国七雄”，我排的是“秦齐楚燕韩赵魏”，别人这样记不住，我至今还是这样记。政治课好像是有一本栾川县教育局教研室编写的《时事政治汇编》，政治复习除了老师讲的，主要靠背它了。语文是璩老师辅导的，他经常会给我“开小灶”，把我没有学过的补回来。古文复习中，重点在翻译上，我也自己试着总结，比如古文中“于”的翻译，我总结译成白话有八个意思：“在从比对向到给被”，不信你验证一下？

于是，我才有机会参加1979年的高考。

1979年的高考时间应该是在7月份，考点还是在邻近的三川公社中学。三川中学离我们家有15里地，记得我是和几个参加高考的同伴一起，在考前的那天下午走着去的。学校把学生宿舍腾出来给考生免费住。所谓宿舍，也是大教室里放了几十张上下床，一个铺上一张凉席、一个枕头。好在我们那里海拔高，晚上没了太阳，没有那么热。

第二天，我和大家一起怀揣着忐忑，走进了考场。高考文科六门：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外语。我们因为没有学过英语，可以不考英语，所以只考五门。其他的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数学卷有道题是证明勾股定理，我用的是最笨的证明方法。语文卷作文题目是把文章《第二次考试》改写成《陈伊玲的故事》，要求不能改写成诗歌、读后感之类的。以前虽然没遇到过这种形式，好在语文底子还可以，该写的写了，该答了答了。五科下来，没有一科交白卷。尤其是《陈伊玲的故事》，多少年后在网上看到改写范本，总感觉就是自己改写的那一篇。

两天半时间，考完了五科，我和同伴们走着回的家。同行的大概有十几个学弟学妹，路上说起考试成绩，那几个学弟兴高采烈，整个一个考卷都答对的感觉。我呢，想来想去总觉得没答对几道题，没精打采的。学妹们安慰我：你别灰心，你参加复习才几个月，考不好正常，明年还有机会呢！

回到家里，父亲看我情绪不高，也没问啥。母亲说我瘦了，赶紧去灶火（厨房）做晚饭去了。

于是，我的生活又恢复到参加高考补习班之前的样子：做农活、搞副业、借书看。我心如水。

一个来月后的一天，这平静被打破了。

那是一个下午，我打工那个副业队正在垒一段河堰，我在山坡上采石头。突然下面有人喊：“谁是张克宣？谁是张克宣？”我怔了一下，回答那人：“我是，啥事？”下面那人说：“我是公社教办的，你今年考上了，通知你后天到县教育局报到，参加体检！”那人走了，我似乎还没明白过来，一起干活的人都看着我，他们更不明白什么意思了。倒是一起干活的父亲明白了，对我说：“走，回家去准备准备。”

第二天下午，我和父亲坐班车到了距我们家50多里地的县城，住在舅爷家。这是我第二次到县城，第一次是15岁时随父亲到县城看望舅爷。舅爷听说我考上了，也特别高兴，晚上专门给做了好吃的。

舅爷家离教育局很近，吃过早饭，刚到上班时间，我便到了县教育局，找到了负责高考的教育组。教育组的人一听是考生，特别热情，赶紧给我查我的成绩。这时，我才知道，这一年，河南省高考文科本科线286分，大专线276分，中专线266分。我的高考成绩是256.2分。大家可能纳闷了：256.2分怎么过线呢？教育组的人告诉我，这一年，为了支持栾川教育，省教育部门决定在栾川教师进修学院开设了一个30个人的师资班，降10分录取，这样我过线了。我此时真的是又开心又不开心，开心的是我知道过线了，等于端上“铁饭碗”了，不太开心的是，我刚知道栾川县这一年有30多人考上了大专和本科，文科也有一名过了本科线，而我却是中专。

不管开心不开心，体检是必须参加的。到了县医院体检，不巧县医院停电了，没法拍X光片。中午一点，教育组让我们集中上了一辆大卡车，说是到离县城几十里地的葛板沟部队医院体检。在卡车上，没有一个熟悉的面孔，后来知道，我那个乡中学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考上大专、本科的主要是县一中、潭头中学、三川中学的考生。

卡车还没启动，我正坐着犯困，突然车下有人叫：“谁叫张克宣？谁叫张克宣？”我一激灵，站了起来，回答“我！”我那时特别瘦，个子高，站起来挺显眼的。后来，我知道喊我的人叫任海航，是县教育局教育组的干部。（我也是从这时认识了任海航，并成为朋友，他后来从洛阳市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休）。任海航说：“张克宣，你的高考分数统计错了，现在已核实出来了，你的分数是301分，你已经过本科分数线了！”这时，周围的人由原来齐刷刷盯着任海航变为齐刷刷盯着我看了。我心跳得厉害，因为这个变化太突然啊！

原来，当年是人工改卷子，人工统计分数，我的地理分数72分，在统计分数时登记成27分了，一下子少算了45分。只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45分是怎么被复查出来的，因为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还有“查分”一说呢。

大家说，一切是不是像做梦一样呢？

参加完体检回去后，我立即去找璩老师报告好消息，璩老师也特别高兴，很快，这消息就在冷水公社传开了，说我是栾川高考状元。后来听说我那个学校的老师给毕业班辅导功课时，都会拿我做例子，说我怎么用功怎么刻苦，说我复习期间每天只休息4个小时，说我从不看杂书，一门心思在课本上，说我用功到从看电影的人群中穿过也不会看一眼荧幕，等等。我听到后，自己感到非常惭愧。

又过了几天，璩老师兴高采烈地到了我们家，告诉我，县教育局刚通知，我的高考分数又多了十几分，是313.2分。我后来才知道，地理少算了45分一事，让县教育局领导很关心，决定提请教育部门把我的考卷复查一遍。这一复核，又给我找出了10多分，好像历史复查出3分，数学复查出1分，地理复查出2分，政治复查出2分，语文复查出4分。而我自己，对这些周折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对一切特别知足，特别感恩。

所以，当有些人质疑甚至否定高考时，我在想，没有高考，我现在可能还在老家务农；没有高考的公正，我可能连做一名山村教师的资格也没有！

现在已经不记得填报志愿是在什么时间了，只记得是璩老师帮我选报的，真的是梯次填报：第一志愿郑州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今河南大学），第三志愿是洛阳师专中文系（今洛阳师院），第四第五志愿不记得了。璩老师说，这样最保险。

后来，接到了郑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1979年9月的一天，父亲带着我，凌晨4点坐上了每天唯一的一趟从冷水公社汽车站发往洛阳的长途班车，下午3点左右到了洛阳火车站。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栾川，第一次到了洛阳，第一次见到火车。当时的火车车次不多，父亲好像买到的是5点多的火车票。晚上8点多到的郑州火车站，学校接站的车把我们拉到了学校，先安排住宿，第二天上午办理的报到手续。

我的学习、工作、生活从此走上一个新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