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30
张 帆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农耕和游牧,并存于一片土地的两种生存方式。北宋时期,宋和周边的辽、西夏就是这两种生存方式的代表。如果说马匹是游牧的代表,辽和西夏的马匹可以说是上乘之选,而茶叶则可以作为农耕的代表,茶叶无法在高寒或者荒漠地生长生产,所以农业代表的宋为生产国。将茶叶与马匹进行商业性质的交换贸易的茶马贸易,多数学者称其为“茶马互市”,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单纯将其概括为以茶易马的贸易活动,也有学者例如白振声等将交换范围扩大至茶帛铜锡等物品与马匹的交换,总览而下概括之就是以茶叶与马匹为主体的贸易,其中不乏有其他生活必需品。
茶叶和马匹的贸易可以追溯至唐代。在茶马贸易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丰硕。关于唐宋时期的茶马贸易兴起有张家琪《唐宋时期的农牧关系与茶马贸易的兴起及发展》,其以茶马贸易之下的农牧关系为主要方向;关于宋代的茶马贸易有王晓燕《宋代官营茶马贸易的兴起及性质》、品维新《宋代茶马贸易研究》、郭孟良在《“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宋代茶马贸易述论》、李睿在《茶马互市的演变及其贸易优势》一文中认为唐政府的多重茶利,宋政府的战马奇缺是推动两朝重视茶马互市的内在动力等,对于两宋时期的茶马贸易都研究透彻深入,却将目光集中于神宗煕宁时期及以后,对于仁宗时期与西夏的战争之下两方茶马贸易则研究不足。宋夏战争在仁宗时期有过三次较为重大的战役,于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始,在军事大环境下,政治限制下,此时的宋夏茶马贸易陷入僵局进入地下。却对战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仁宗即位之初,西夏彼时还是夏州,当权者为李德明,《宋史》仁宗篇记载为夏王赵德明。真宗继承太宗的守内虚外的政策,宋夏还维持着和平稳定的局面,李德明死后,其子元昊继位,元昊其人颇有野心,上书仁宗成立西夏国并多次进行试探性的进攻。仁宗并未采取有效强制措施。元昊称帝后,宋夏战争爆发。西北局势一时间陷入僵局,如何应对,成为了宋仁宗首要思考的心头大患。
在李德明仍在夏州主政之时,坚持与真宗所签协议,保持着双边的和平关系,但是元昊曾劝自己的父亲,不应该仅仅事中朝守着岁赐,部落看似很繁华,其实并不尽然,为何不大练军事。其父劝阻: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1]可见李德明尚不想燃起战火,但是到元昊上位,他在不停地试探宋真正的势力,宋是一块庞然大物,在没有探查清楚实力的情况下,元昊不敢轻易有大规模举兵行动。元昊暗中派人潜入宋,重金收买被宋仁宗释放的宫人数人,养在自己宫中。[2]多次在边境试探地进行军事活动。摸清宋是看似庞大实则内虚的真实情况,结合夏的生产生活情况,元昊终于在1038年发动战争。
夏的图谋并不是不为人所知,宋的军事体系尽管有缺陷,但是有志之士仍旧发现了端倪,提醒仁宗对此早做打算,以防止战火起而手无措。景佑元年,刘平和张亢先后进言:“臣前在陕西,见元昊车服僭窃,势且叛矣,宜严备之。”[3]和“赵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诛杀,势必难制,宜亟防边。”[4]都官员外郎景泰尝通判庆州也曾上疏:“元昊虽称臣奉贡,然包藏祸心,特未发尔。今主将率任军伍,无长策,而器械钝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资粮无备,一旦有警,何以应敌?”[5]所有所做之事都是忠臣直言上书,请求仁宗重视边防局势,切勿坐视不理。
但是宋并未真的在有志之士的直言上书之下对夏做出什么行之有效的政策或是政治手段。首先,在当时,仁宗正烦心于与契丹的边境问题,契丹铁蹄一旦南下,东京汴梁将是最危险的地方。这已经是极其严重的国家问题,更何况在当时宋内里空虚的问题无法根本解决。内外交困,西夏刚刚成立的国家,他无暇顾及。其次,仁宗是一个很艺术大度的人,也许徽宗的艺术就是一脉相承,骨子里流淌的。仁宗会时不时接女伎进宫,进行“选美”。他的心灵里是宽容的,伎乐艺人并不是不平等的下等人。在他眼中或许烦扰的政事不如清爽的乐音和游乐。他个人的原因影响到他的决策,他应该衡量过,一个刚刚失去父亲的元昊,如何掀起腥风血雨。
从1038年元昊称帝,宋夏战争就此拉开序幕。期间共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战役: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以及定川砦之战,总称宋夏陕西之战。
公元1040年,元昊集结10万大军发动三川口之战,三川口为延川、宜川、洛川三川交汇之地。虽然这场战役激战地点在三川口,但是元昊真正的目标是延州。延州较之宋夏边境的其他军事守备点,更加宽阔,守备松懈,且延州知州范雍无勇无谋,元昊的胜算较大。三川口之战以夏胜宋败而结局。这次大败使得宋终于看到,这个刚刚成立的西夏确实十分棘手。
在这次大败后,宋仁宗迅速调整对夏策略。首先,贬范雍知安州,对于有勇有谋的将士予以奖励,束手就擒和临阵脱逃的将士予以惩罚。而后调整边塞挂帅人选,以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仁宗也开始招募兵马,积极备战。修筑城池,潼关设防。参知政事宋庠“请于潼关别添使臣兵甲,严设守备,诏如其请。”[6]并且在此同时寻找外援,派遣使臣前去联络青唐唃厮啰,一起夹击元昊。在这些策略下,好水川之战依旧以失败而结束。1041年,元昊发动好水川之战。好水川的战败使得宋仁宗对于边境策略彻底进入防守的状态。但是依旧没有阻挡定川砦的失败。
双方在宋夏战争严峻的军事环境之下,各有得失。但是真正让夏愁于“战”还是“收”的是两方的贸易。
宋仁宗于宝元元年十二月发现赵元昊叛变,“甲戌,禁止边境人民与赵元昊贸易。”[7]下令禁止双边的贸易。在此之前,是有设立榷场、和市等交场为双边贸易所用,贡使贸易也是宋夏之间合法贸易的一种惯常形式。司马光说“西夏所居,氐羌旧壤,地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戎狄,臀之不售。惟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 而茶彩百货之所来也。故其民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8]可见西夏对于双方的贸易依赖程度高于宋。西夏的输出物品有牛、羊、驼、马等,宋的输出物品为帛、罗、绮等物品,其中茶为大宗输出产品。双方对于输出产品都有严格的控制,对于禁止私自输出的物品也有严格的规定。但是走私问题就是严格控制下的漏洞,一旦双方的关系恶化或是战火燃起,无法正常贸易,走私就是商人们的一条出路。
在宋夏战争,榷场关闭下,贸易转入地下,进行走私贸易。包括大宗商品茶叶与马匹的贸易。
战争期间的正常贸易都已经停止,但是走私贸易不会轻易停止。其实西夏对于走私行为也是有着严格的规定,《天盛旧改新定律令》 规定:“一等牛、骆驼、马不论大小及铠甲、军 披等到敌人中去卖时, 庶人造意斩, 从犯当得无期、 长期徒刑, 有官当以官品当。”[9]又“诸人买敌之曲自用时, 当比造私曲罪减一等, 曲当罚没纳入官”[10]。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等牛、骆驼、马”一等的马肯定是属于军用、礼仪用马,但是民用的下等马匹并没有提及。西夏的马匹和辽的马匹品质较之北宋监牧马匹会高一点,所以宋交通用马,驿站用马,或是商品运输用马,不可能完全是依托马匹的代用品骡或是驴,亦或是病马弱马。
西夏的居民在战乱之下,原先可以从榷场和市获得的生活物品全部断了来源,他们亦会采取一些措施。茶叶已经渗透进西夏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量极大。茶马走私贸易应运而生。
茶叶在宋原本是严格管控的物资,外贩是需要茶引的,但是有光明就有黑暗,实力雄厚的茶贩多会和官员勾结,而实力不足的则会强买强卖。战乱时期,很多种茶园户会选择和走私茶贩勾结赢取利润,茶叶的来源有了保障就不会担心卖出去,宋夏边境的茶叶走私贸易屡禁不止。“累戒河东、陕西诸路经略司,禁止边民与西贼交市,颇闻禁令不行。”[11]边民“肆意往来,所在无复禁止”[12]其中必然包含茶叶和马匹的贸易,走私茶贩运输茶叶的交通工具难道真的依赖于骡、驴?马匹走私方式流入宋更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官商勾结,抑或是官员自己私自贩运,“(仁宗宝元二年八月)乙巳, 降武宁军节度使王德用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知随州。仍特置判官一员。初, 德用既以孔道辅言罢知枢密院, 而河东都转运使王沿又言德用尝令府 州折继宣市马, 至是, 德用以马与券来上, 乃市于商人。然犹用言者, 而再贬之。”[13]西夏人民战乱时期最需要的是生活必需品,茶叶是其必不可少的饮品,马匹的走私贩运不会缺少与茶叶私贩的交换存在。
宋夏战争时期,官营通道禁止贸易,茶马贸易活跃于走私之下,藏于黑暗。直至宋夏和谈,解除禁止榷场的规定。
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元昊对宋称臣,但是每年宋要予以夏“岁赐”,给与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等等。有的学者认为,这相当于变相的赔款,但是宋是否真正按照数量给予夏,明显是依据夏的表现而给予的。相当于主动权在宋这里。
庆历四年,十二月,宋政府重新开放保安军、镇戎军高平寨二榷场。宋政府又同意西夏使者在京城馆从事买卖,就是承认了双方买卖的合法性和优惠。茶马贸易也在这一片祥和的氛围下,从着重走私贸易不断转向官营贸易。
尤其是在仁宗嘉祐四年二月,“停止茶叶专卖”[14],茶叶的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茶马贸易也进入一个繁华的时段。
茶马贸易的的两样主体商品是宋夏人民息息相关的商品,宋夏统治集团的激烈战火打乱了人民原本的生活轨迹,给予有不轨之心的人大批钻法律空子的机会。活跃于暗处的茶马贸易展示了战火下的人民努力维持生活需要的迫切,也是三川口之战后西夏主动求和的原因,更是在双方疲于战火稳定和谐相处的纽带。
茶是夏人民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夏的茶叶来源主要依赖于和宋的贡使贸易和回赐,以及而后设立的榷场交易与和市。这份稳定的交易路径因为战争而停止。而在战乱下,人民只能通过走私的方式获得这份商品,而不能通过正常官营或者合法途径,劳民伤财。这份暗地贸易是两国人民,尤其是夏的边境人民的生存下去的无可奈何。同时也是为一些不轨之心的私贩铺了道路,为尸位素餐空守权力利欲熏心的官员提供了一路“绿灯”。
可见在茶马贸易官方断口的时代,宋夏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受到迫害最深的就是底层的人民。
元昊在第一次三川口之战后,明明获得胜利,但是他却主动求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茶叶等生活用品的需求无法满足,西夏人民迫使元昊不得不“使人于泾原乞和”[15]。定川砦之战后,更是因为西夏“久不通和市,国人愁怨”[16]和宋的三连败,国库无法支持下去,双方最终于庆历四年达成和谈。西夏人民需要茶叶,宋的每次战役都在失去战马数量,北边的辽对于马输入宋的数量严格把控,且虎视眈眈,宋日常的交通用马和驿站用马都已经急缺。恢复正常的茶马贸易,榷场和和市是紧要任务。
茶马贸易是宋夏经济的代表,它是双边对于自我商品缺少的认知和行为。而宋夏的和平共处,互相牵制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牵绊住宋夏战争的脚步,维持稳定的现状。宋夏贸易得以恢复,就是宋夏经济的恢复,双方的贸易往来使得双方的经济结构不断和谐构建,增强经济实力,填充国库,补充在战乱时受伤最大的缺口。宋夏经济的稳定也是对于上层建筑的巩固,封建统治得以进行。
对于增进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也具有积极意义。促进双边在科技和文化艺术的交流都是积极的影响。
茶马贸易从唐代初漏端倪,到两宋时期走向高潮。尤其是在仁宗时期,因宋夏战争,茶马贸易中止一时而带来的不少经济、外交、政治问题,可见其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地位。对于当时的宋夏关系起到的推进作用,对于今天的贸易建设和国家建设都具有借鉴意义。现代各国的贸易在不断地发展,但是总有一些问题或者中间者在挑起事端,试图破坏原本和谐的全球贸易网。我国习总书记主张互利互惠,开展“一带一路”的贸易链条,正是吸取了经济贸易对国家建设的影响颇大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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