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贵阳文通书局发展因素探析

朱更勇

（贵州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抗日战争时期贵阳文通书局发展因素探析

朱更勇

（贵州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抗日战争时期贵阳文通书局迅猛发展，出版发行事业成绩斐然。出版的图书达200多种，同时还创办了较有影响的综合性期刊《文讯》。文通书局发展的原因可归结为：客观上利用优势、抓住时机；主观上以华问渠为代表的文通人顽强拼博、锐意创新、精诚团结、甘于奉献。

抗日战争；文通书局；发展因素

一、引言

日寇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限的灾难。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无不打下深深的抗日战争烙印，图书出版业也不例外。随着国民政府重庆陪都的迁定，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向西南转移。作为当时西南地区较为先进的文化出版机构——贵阳文通书局，能根据其时代的特点，以华氏企业资金为物质基础，克服种种困难，抓住有利的契机，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积极发展，最终成为一个集编辑、出版、发行三位一体的现代出版集团，并取得了国定中、小学教科书的发行权。这在其自身的发展史上，确是辉煌的时刻。当时文通书局所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有：

二、华问渠力排重难、勇于创新

1932年华之鸿逝世后，华问渠任总经理，掌管文通书局。自从接管文通书局以来，他时刻铭记上辈创办时的目的和宗旨，因此不遗余力地恢复和扩大因1929年火灾破坏的生产能力。1935年，蒋介石势力进入贵州，因其内部派系不和而明争暗斗时，报纸便成为他们的工具。这些报纸全由文通书局代印“印件虽多，工料费全由书局垫付，但又不能如期收回，延宕日久，积欠逾巨”。[1](P44)加之政局不稳，主政者如若换人，欠付款就化为乌有。可这类业务又拒绝不得，无奈华问渠只得靠借高利贷来维持，但又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只得商诸职工，共谋良策，同舟共济，力渡难关”。[1](P44)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华问渠就采取了一些加强教育的管理措施，使文通书局有所好转。此时却又面临着从东部转来的全国各大知名书局的竞争，甚至挖去了文通书局的熟练工人。就在文通书局受到影响，印刷厂和图书门市部都不景气之时，何辑五又欲要以2万元法币收购之。而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又想把文通书局作为自己的印刷机构，为其政治宣传服务。竟然采取挑唆工人闹事，并从政治上干涉的伎俩，想达到其目的。但这些都被一心继承和发展上辈遗志，维护创办宗旨的华问渠所拒绝。

1939年日寇轰炸贵阳，华问渠被迫把文通书局迁往西郊继续从事出版活动。面对抗战重心的西移，大量人力、物力的迁来，华问渠看到了文通书局发展的机遇和前景。于是他力排重重困难，毅然决定要扩大、改组文通书局。在争得马宗荣、谢六逸的同意后，于1941年6月成立了编辑所，聘请了当时国内外各界112名精英的作为委员。同时改组了内部组织机构，创办《文讯》月刊，从而奠定了文通书局在抗战期间重要影响的基础。后因时局动荡，物价飞涨开支增加等原因，使文通书局面临新的难题。但华问渠仍从一个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的高度，抱着“期必做好”的决心，变卖家产也不惜来维持文通书局的正常运转。

1943年因马宗荣的社会关系，文通书局争取到了国家教科书的发行权，成为“七联处”的成员之一。此事不仅扩大了文通书局在全国的影响，更为其发展提供了一些资金来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经营和发展，不久华问渠在西南地区一些较大的城市设立分局便是实例。

纵观华问渠从掌管文通书局到抗战胜利这段时间的种种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文通书局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新兴生产力的代表，所处的人文生态环境是封建经济与军阀统治的社会制度。在不利的客观环境里，华问渠却以顽强拼博之勇气、锐意创新之精神，使得文通书局继续生存，并不断的发展。这不仅彰显了一个企业家的智慧和谋略，更表明了他远见的卓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三、利用优势、促进发展

日寇侵华使中华民族付出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代价。从国家到个人，从物质到精神，从经济到文化等等，无不遭受着巨大的浩劫。随着战事的扩大，中国出版的中心地带上海、北平、南京等相继沦陷。战争给其影响“不仅限于有形资产的损失，严重的创伤还在于营业的缩减和编辑出版生产力的下降”。[2]常态的出版行业变的扭曲和畸形，被迫向中国的西南大后方转移。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把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一时间大批东中部的高等院校纷纷内迁，并继续在大后方从事着抗日救亡、复兴民族的教育活动。这是文通书局占领市场，扩大影响的客观有利条件。同时大批高校和学术团体的内迁，也为文通书局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读者群和稿件的来源。

因重庆作为战时陪都，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当时高等院校向西南迁移，主要目的地是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其中迁往重庆的高校最多有31所，而地处陪都南大门的贵州省，因其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使得大批高校和文化团体迁往此处。“环境相对安静，距全国文化中心较近，与海外信息沟通”。[3](P337)这些优势为高校的迁入提供了可能。

这一期间先后迁入贵州的高校有：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之江大学工学院、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陆军军医学院等。加上本省成立的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和贵州大学等。贵州省“这一时期的高等学校不但数量多，而且人才集中”。[4](P16)此时随高校、学术团体、机关单位入黔的还有一批专家学者、文艺名流及政界人士，著名的如有：浙江大学校长、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长、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等，另外还有一些工科、文艺、法哲、医学等方面的名人。据统计“当时贵州汇集了专家学者、正副教授近三百人”“当时来贵州、贵阳的著名文化人士，也不下二百多人”。[5](P69)这些高校和人才的入黔，无疑对文通书局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况且当时的成都、重庆、昆明迁入的高校和人才更多，而贵阳所处的位置距这些大城市之中，联系和交流较方便。这样就形成了贵州省以贵阳为重心，西南城市以贵阳为中心的战时知识群体的分布状态。“一时西南地区，人才济济，学人多有著述，但苦于无从发表”。[1](P46)文通书局正是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而发展壮大的。

四、文通人团结一致、无私奉献。

抗战时期文通书局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壮大，除了有总经理华问渠的勇气和胆识，抓住当时贵阳所处有利位置的契机外，还与马宗荣、谢六逸等文通人的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分不开。

1941年6月编辑所成立后，马、谢任正、副所长。其中马宗荣所长除负责日常的行政工作外，还负责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的书稿。谢六逸除负责日常具体行政事务外，还要负责文学艺术、新闻等方面的书稿，同时他还在贵阳师范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主编《文讯》月刊等，工作十分繁重。其他象张永立、蒲定安、华树人等也各司其职，此时文通书局的同仁们，为宣传抗战爱国、保存和传播优秀文化、普及青少年文化知识、丰富大后方民众精神生活而孜孜不倦、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文通书局里的人际关系是融洽的，大家工作时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有了共同的目标，所以彼此团结一致。正象谢六逸回忆与马宗荣相处时的情形那样，“二十多年来，我们之间没有红过一次脸，更从来没有一次的争论”。[6](P77)因为文通人的团结、奉献，所以才能取得在短短4年多的时间里编辑出版图书200种左右，发行《文讯》月刊5卷22期的骄人成绩。同时还承印了杂志、报纸、政府机关公文、债券等多种。连总经理华问渠也表示满意，认为“改组后之文通书局，工作效率增强，印刷、出版迅速”。[1](P47)在马宗荣不幸逝世后，谢六逸毅然承担了编辑所的主要工作。后因忧劳和贫病交加，他也于抗战胜利前夕与世长辞。连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贵阳分社都刊载逝世消息的这样一个名人，死后连一口象样的棺木都买不起，还是华问渠捐赠的。可以想象他与马宗荣等文通人是何等不计个人得失，甘于清贫，无私奉献。

[1]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贵州文史资料》第1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王静：《抗战时期我国出版业遭遇的重创》，《出版科学》，2008年第1期。

[3]何静梧：《贵阳历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贵州省地方志编：《贵州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何长凤：《贵阳文通书局》，贵州教育出版，2002年版。

[6]谢六逸：《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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