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吉安士绅与地方公共事务

时间：2024-04-24

陈功林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

民国时期吉安士绅与地方公共事务

陈功林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

士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作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中介，士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晚晴、民国以来，科举制度废除，封建社会瓦解，传统的士绅阶层开始分化转型。然而，士绅在地方社会的作用却没有立即消失，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在儒学发达、影响深远的吉安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吉安；士绅；公共事务

一、士绅的组成与作用

士绅或绅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张仲礼将绅士定义为“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的人。瞿同祖则认为中国士绅实质上是一个以“非正规权力”方式控制地方事务的权利层，他用地方精英这个词来表示中国士绅。而费孝通认为“绅士可能是退休官员或者官员的亲属，或者是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我们综合各位学者的意见，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士绅，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地方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他们在乡里居于领导地位，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通官府，下达于民。一方面，士绅与官府合作，是官方管理地方的重要助手和工具；另一方面士绅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地方的利益，在与政府的博弈和斗争中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在地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二、吉安科举传统与士绅阶层

吉安，古称庐陵、吉州，自古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吉安教育、文化之盛，发轫于唐朝中期。时著名大臣颜真卿受人排挤，被贬吉州司马，他到任后积极倡导教育，鼓励百姓读书。此后，吉安崇文重教，蔚然成风，并世代相传。

由宋至明清，整个江西地区读书入仕之风十分兴盛，而江西又以吉安为盛。在明代，吉安读书人中举、中进士的数量达到极盛，曾官至内阁首辅、吉安泰和人的杨士奇感叹：“天下之大，士之出于学校者，莫盛于江西、两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科举的兴盛，使吉安地区士绅云集，对地方事务产生了重要影响。

及至清代，由于经济地位的下降，学术中心的转移等诸多因素影响，吉安科考由辉煌走向衰落，读书人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下降。因此，很多监生、生员等不再热衷于科举。作为低级士绅，他们通过投身地方公共事务的方式对地方社会施加影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时期。

三、士绅与地方公共事业

清末以来，随着科举制度和封建王朝的先后覆灭，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剧变，整个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产生士绅身份的基本制度被取消。传统社会的士绅逐步分化，一部分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一部分士绅转而经营现代工商业，向绅商演变。但由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存在、历史传统的影响，士绅的作用并没有马上消失，而是继续发挥影响。具体到吉安地区，传统士绅通过管理地方公共事务、调解乡里纠纷、兴建公共工程、发展地方文化事业等方式，继续在地方发挥影响力和行使话语权。吉安士绅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书籍的纂修和整理：吉安士绅的文化情怀。

民国年间，吉安地区很多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士绅，对保存地方文化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热情，有钱者出钱，有才者出力，编纂了大量书籍，对保存地方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如《吉安县河西坊廊乡志》是江西省第一部乡志，该书记述了吉安河西领域上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下至1935年，近100年里的社会、自然等方面发展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代开始，20年间当地士绅共编纂书籍10部。

[表1]民国时期吉安士绅所编书籍统计表

（二）修桥与筑路：吉安士绅的急公好义。

桥梁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对地方生活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一旦年久失修或是被山洪冲毁，对地方民众的影响颇大。吉安士绅对修桥、筑路等公共设施的参与热情同样很高。如太平桥，“辛酉十年，邑人康桂林捐赀重修”；廻龙桥，“甲寅三年，康桂林捐赀易以麻石，安福翰林伍兆鳌记”；万福桥，“甲寅三年，举人罗济美募捐重修”。 1925年，吉安整修街道，乡绅康文卿主动捐款资助；此外，他还先后出资，将吉安城北道路和东门外道路修整得宽阔平坦。

（三）调解纠纷与化解矛盾：吉安士绅的责任担当。

士绅一般是有科举功名的人，在中国传统官本位社会里，这些人有身份有地位，有知识，威望高，在邻里发生纠纷时，他们是最有话语权的调解人。如吉安乡绅、前清进士邹鹄就调解过一次纠纷。邹鹄是光绪进士，曾主编过《吉安县志》，为人憨厚正直，德高望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吉安县塘南邹姓与粟塘彭姓为一山林权属，双方争执激烈，蓄意械斗，有一触即发之势。邹鹄得悉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化解了双方矛盾，避免了一次流血惨剧。

（四）修祠与护祠：吉安士绅的自觉行动与不屈抗争。

文天祥是出生于吉安的伟大爱国英雄，自古就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景仰，吉安人民更是以这位伟大先贤为荣。明朝弘治年间，经御史周孟中奏请朝廷，在文天祥的家乡吉安螺山建立了祭祀文天祥的祠堂，以后历朝屡加修葺。及至晚晴民国，战乱频仍，人民流离，螺山文天祥祠堂逐渐破败，以致坍塌倾毁，只存祠基。吉安士绅不忍先贤堙没，遂商讨重建文天祥祠。吉安大商人、人称康义士的康桂林捐款两千元，独修祠堂正栋三进及前面门楼围墙。其他款项向社会募捐，各界纷纷慷慨解囊。由此，螺山文天祥祠堂得以顺利施工，于1935年冬落成。当时吉安的社会名流欧阳青在《重建螺山文信国公祠碑记》中完整记述了修祠过程：……兴工于乙亥年五月，用费银七千余元，阅数月而告成，规模宏敞，魏然可观。邑人士欢欣鼓舞，奉公主位于中座，奉与公同时尽忠效顺赵时赏辈数十人主位于东西两庑，而致祀焉。

文天祥祠堂修好后，吉安乡绅们又联手忙着做另外一件事。原来，自民国初年文天祥祠堂倾毁后，附近居民便乘机在祠基附近葬坟，致使祠堂周边坟头累累。这种局面，在吉安士绅看来无疑是与先贤争地，无以尊忠烈，敬神灵。于是，吉安县绅康桂林欧阳青、萧韶赓等联合其他士绅，联名向当时的吉安县县长温惠畴上书，请求政府以布告的形式，对祠堂周围的葬坟行为予以禁止：

……夫高风惟见鬼火磷光出没，涧谷掩骼埋胔，逼近祠堂，甚非所以妥先灵而昭忠烈也。除由竖立石碑在祠，十丈界内不准葬坟外，理合联名呈请县长俯赐察核布告螺子山附近居民等，毋许在文信国公祠原址十丈内葬坟，违者立即惩究。庶几正气长存，永增光于日月忠魂，克慰堪合德于幽明，永爱甘棠益知劲草。谨呈吉安县县长温。

随后，他们又联名向县长温惠畴上书，进一步要求将祠堂周围所葬之坟限期迁移。但县里敷衍塞责，葬坟的居民也心怀观望，迁坟之请难以施行。以康桂林、欧阳青为首的乡绅们并没有气馁，而是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斗争到底，直接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上书，提出了多项请求：对祠堂予以通令保护，禁止葬坟，赐予匾额，嘉奖捐资建祠的康桂林。此事最终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获得了保护祠堂的批示。其后，吉安县以县政府布告和吉安县清乡善后委员会布告两种形式发文，对文天祥祠堂进行保护，并勒令坟主迁坟。吉安士绅经过集体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