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视角下新媒体对农民政治表达的影响及应对思路

【摘要】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新媒体对农民政治表达产生了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其积极影响在于反映农民政治表达诉求、打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鸿沟、增强疫情期间政治表达的时效性、有助于实现村民自我管理;其消极影响在于滋生网络政治谣言、媒体议程的出现、政治表达处于被动状态。应发挥新媒体对农民政治表达的积极影响，破除消极影响，从农民层面来看，应该增强农民网络权责意识、扩大新媒体平台在农村的运用;从政府层面来看，应该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监管、关注农民声音。

【关键词】新媒体;疫情;农民

【中图分类号】D621.S

【文献标识码】A

何谓新媒体？在这方面，国内外的很多学者和机构都给出了不同的解释。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第一次提出了“新媒体”一词。之后在全世界广泛运用。本文中的新媒体指的是以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短视频应用等网络传播载体为主的媒介渠道。2019年12月，一场新型冠状性肺炎在湖北武汉爆发随后在全国蔓延。在全国各地自上而下的紧急部署和密切配合下，基数庞大的农村人口的配合显得尤为重要。而在农民表达自身政治意愿的各种渠道中，新媒体占据了重要的媒介位置。本文着重探讨新冠疫情下新媒体对农民参与政治表达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并进一步提出改善措施。

1 新冠疫情视角下新媒体对农民政治表达的影响

1.1 新冠疫情视角下新媒体对农民政治表达的积极影响

1.1.1反映农民政治表达诉求。传统媒体例如广播，报纸等具有一维性，以信息发布为主。而新媒体则建立在多终端的基础上，农民在新媒体工具的帮助下，也可以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同时，政府也可以根据网络点击量，某一视频的发布人数等等洞察农民群体关注的焦点。另外，由于近年来多媒体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短视频，公众号文章等占用碎片化时间的应用崛起，正好契合了农民闲暇时间放松娱乐的习惯。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民在疫情期间的政治表达。

1.1.2 打通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鸿沟。农民与上级政府之间存在着层层政府机构，因此一直存在“上访难”“反馈难”的问题。而新媒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打通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鸿沟;例如在疫情早期，在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疯狂流传各种“偏方”、“秘方”等，例如“熏醋消毒”、“板蓝根有预防作用”、“鼻孔滴香油秘方”等没有科学依据的视频，这些视频的高点赞数和在各村镇微信群里的高转发量引起了政府的注意，相关部门立即发出官方辟谣。同时，相关部门发布的防疫视频，也有不少农民在视频下评论回应，希望能捐助物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这种农民真实声音的反馈，也会给政府和工作者以信心，增加农民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1.1.3 增强疫情期间政治表达的时效性。新媒体不仅实现了农民多终端互动式意见表达，而且凭借其优良的传输速度，让农民人人都能实现第一时间的意见反馈。新媒体集图片、视频等多种表达形式于一体，在形式上更具兼容性，只要人手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网络表达。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政府的防控信息必须在第一时间下达到每一位村民手中，争取时间就是在争取减少损失;而广大农民也要在政府下达的各类文件和大量的通知中拣选出有用的信息，进行二次甚至多次解读，新媒体在此过程中凭借自身优势，发挥网络的便利，增强了农民政治表达的时效性，为广大农村的疫情防控做出了重要贡献。

1.1.4 有助于实现村民自我管理。中国农村人口十分庞大，而各地农村不同的地理位置和习俗需要不同特色的管理风格。疫情关键时期，各村镇农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在本村微信群进行沟通。上到村干部在微信群发布村里的最新情况和防疫措施.下到农民在群里调配各村物资，汇报隔离情况。“线上操作，线下调配”的模式使广大农民群众避免了不少村民聚集的情况，降低了感染风险。在各个公众号，短视频应用上，不少农民自发发布的“二人转版防疫知识”，还有曾风靡网络的“各村村长防疫广播”等都利用了多媒体灵活的特点，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农村防疫工作的开展和农民自身意识的提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2 新冠疫情视角下新媒体对农民政治表达的消极影响

1.2.1 滋生网络政治谣言。新媒体信息由于发布者的来源良莠不齐，大部分都没有事实根据。媒体信息本就具有引导性的特征，这种“各怀心思”的信息在受教育程度低，信息甄选能力差的农民群体的散播下，会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这些信息为了吸引关注，通常会捏造“爆炸性”、“空前性”的标题且大多集中于微信公众号，搜索引擎主页等渗透力极强的页面。例如“高烧40.5度，自诊酿成惨剧”、“80条防疫常识，百试百灵”等诸如此类的扩张性和煽动性标题，使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精力治理防疫期间的各中滋生的网络谣言，大大影响了政府的防疫进程。

1.2.2 媒体议程的出现。如今，信息的传播以及政策的制定越来越转变成媒介议程—公众议程一政府议程的顺序。疫情期间，新媒体某篇着重报道的或真或假的消息就会让农民们一时草木皆兵，或将自己的疑问通过留言，关注等等传达给政府，或者直接照单全收，进行转发扩大影响度。而政府则不得不在最严峻的物理防控上分散精力，进行精神防控。政府专门在防控时期每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汇总，在微博等各种渠道上开设辟谣专区，以解决农民群体的疑问。而这些无疑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利用农民群体发散的媒体议程扰乱了政府议程。

1.2.3 政治表达处于被动状态。从时间上看，农民接触新媒体的时间较短，农民受知识水平的影响，利用新媒体搜索和表达政治信息的能力较弱，加剧了信息空间巴尔干化的趋势。从空间上来看，农村大多地处偏远，不管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地方政府的政策信息，自政策发布者到基层政府到个人的要经过多层传递，过程中会受到代表不同利益的政府机构的解读，经历的层级越多，信息就会被解讀的越主观、越片面。因此在疫情期间，农民的政治表达状态一般是被动的，处于信息的下层接收位置，而无法代表自身主动为农民群体争取权益。

2 新冠疫情视角下新媒体对农民政治表达影响的应对思路

2.1 农民方面

第一，增强农民网络权责意识。要增强农民通过新媒体表达的权责意识，不仅要维护好，运用好农民自身参政问政的合法权益，要求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监督新媒体信息权威客观性，而且要明确自己作为一个独立负责的网民的责任，在新媒体上进行政治表达的一举一动都要遵循网络规范，所发表的意见都要有客观依据，不信谣、不传谣，不在公共危机的紧急关头制造恐慌，增加治理负担。

第二，扩大新媒体平台在农村的运用。扩大农村新媒体设施投资，尤其是要建立起农民意见表达与政府工作传达的畅通渠道，以查漏补缺的态度加强农村地区紧急事件应急处理方略，运用新媒体将村与国、村与村连接起来，方便信息的沟通和人力物资的调配。在“软件”方面，加强对农民的新媒体培训，引导农民通过新媒体监督村务、应急报告等，使新媒体的便捷性更快渗入到广大农村。

2.2 政府方面

第一，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监管。政府作为具有公信力和强制力的机关，要把握好监管力度，在保证农民充分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问责机制。新媒体作为突发性公共事件预警和防控的工具，政府要充分利用其便捷性和渗透性，面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掌握事件动态，防患于未然。农民群体与新媒体平台之间的联系还不够深入，导致新媒体对农民的看法还停留在以往的刻板印象。政府应“善做中间人”，引导新媒体对农民进行客观的报道和评价。

第二，关注农民声音。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首先要大力恢复农村经济建设。长达两个多月的防控时期，农村经济由于封村等等原因已经遭受了诸多损失，政府最紧要的任务是尽快激活和恢复农村的正常生产，尽力弥补农民损失。完善网络民意处理机制，在新媒体平台设立农民专区，集中意见表达。鼓励农民下载使用正规新媒体工具，以第一时间尽可能了解到权威发布的农村资讯和政府动态。

戴维，赫尔德说：“民主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部分在于除了由‘人民本身产生的政治利益之外，它原则上拒绝接受任何关于政治利益的思想。”因此，新媒体对于民主的促进作用在这里可以表现为农民切实的政治表达可以经过新媒体这～渠道得到最大限度的关注。新型冠状肺炎防控的特殊时期，中国人民倾举国之力共同应对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充分发挥了传播媒介的作用，承担了信息传达和回馈的重要角色，而广大农民群体也做出了应有的努力，自觉配合居家隔离、自发向疫情重点地区运送物资，在关键时刻表达了对国家和武汉人民的鼓励与支持。但是如何将新媒体与农民群体紧密联系起来如何使新媒体改变对农民的刻板印象，更加关注农民的政治表达;如何使农民更加信任新媒体平台，充分利用其便捷性传达农民意见，政府、新媒体和农民的互相配合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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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孟凡棋（1996-）.女，内蒙古通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