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探究

婧婧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长，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农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变得越来越大，将危害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计算其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以探究其不平等程度。其次，运用农户收入决定方程对江苏省农户的样本数据进行拟合，探究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最后，再运用夏普里值的方法分解回归方程，找出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贫富差距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农村家庭总的工资性劳动时间是影响农村家庭收入增长及差异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健康水平顺位在次。基于上述研究，建议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机会，加大对农村教育与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以持续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并缩小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

[关键词]收入差距;收入决定方程;夏普里分解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农村建设的火热开展，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同时，各省之间、东中西部三个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差距也在扩大，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2年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报告认为务工与务农差距是导致农户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并且可能导致许多农民放弃农业生产。报告还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949，而国际警戒线为0.40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6～2017）》于2017年4月发布。绿皮书预测，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减小，但是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在扩大。可见，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扩大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十分庞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是中国长久考量的民生大计，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安稳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但是，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往往都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忽视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中国各省份的地域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大，加上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區域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收人不平等的状况也就越严重）。因此，在现有的研究体系中缺少对一个小范围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情况的分析。

所以，本文选取江苏省这么一个经济发达的小区域的样本点，以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问题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初步研究，希望能了解江苏农村的发展情况，对江苏省以及中国其他各地农村的发展能有些许借鉴意义，并为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农民增收等做一点贡献。

2.1 数据和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2014年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CHIP数据）中所搜集的农村人户调查数据。其优点主要在于提供了一个比国家统计局（NBS）数据更全面、更精确的家庭收入评估。本文选用其中江苏省农村居民的数据来考察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富差距的影响。该调查对农村住户的定义是指户主有农业户口（包含改成居民户口时的户口性质是农业户口）而且户口所在地是现住的乡镇（街道）内。

2.2 研究方法

2.2.1 收入差距的衡量。经过比较，本文选用的不平等指标为Gini系数和Theil指数。众所周知，基尼系数是用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国际通用的重要指标。而泰尔指数是基尼系数的良好互补，前者对上层收入水平的变化敏感，而后者可以灵敏地反应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

本文还将江苏地区农村居民按不同的家庭生产类型分类进行对家庭收入水平与贫富差距的衡量;按五等分收入层进行分类并计算其收入不良指数。从家庭生产类型以及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上分析收入差距。

2.2.2 收入影响因素探析。在收入差距的形成过程中，某个因素与收入差距的相关系数越大，则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大;再者，某个因素自身的分布越不平均，其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也越大。

因而，本文选择的分析方法就是基于收入决定函数的夏普里值过程的回归分解。本文首先采用半对数线性模型拟合收入决定函数，然后使用最小二乘估计法（OLS）估计系数，最后使用夏普里值分解法对回归的收入决定方程进行的夏普里值的收入差距贡献分解。

3 江苏农户收入差距衡量分析

3.1 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衡量

本文选取了中国家庭收入分配调查（CHIP）2014年调查中的江苏省农村居民2011、2012、 2013三年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样本容量为共807户江苏农村居民家庭。并对其进行了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的计算。

从表1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农村居民收入每年都在稳步增长。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绝对值来看，江苏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11年的58892元增长到2013年的72347元，三年内增长了13455元。

根据国际通用标准，基尼系数0.4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在0.5之上时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基尼系数若处在0.3到0.4之间则是基本合理的。而江苏省农村居民收人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0.4，2011年时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甚至已经达到了0.43，这说明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处于不合理的范围之中。但令人宽慰的是，江苏省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这三年内正处于一个稳步地下降中。然而即使趋势是下降的，2013年的基尼系数任然在警戒线0.4之上，江苏省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泰尔指数的情况与上文基尼系数的情况相似，江苏农村居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正稳步下降。另外，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泰尔指数有一个显著的下降。

3.2 江苏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分解分析

3.2.1 按家庭类型分解。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加快，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也变得丰富起来，不再单单是靠种地的收入。因此，要想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情况，我们可以从农村居民家庭生产类型出发，来分解农村居民的收入。从家庭生产类型的角度来探究收入差距的成因，进而提出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我们将江苏省农村居民家庭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家庭成员均单纯进行农林牧渔业的纯农户家庭;第二类是家庭成员中既有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的又有赚取工资性收入的兼业农户;第三类是家庭成员中没有人从事农林牧渔生产经营的非农户。分别比较不同类型农户之中的贫富差距情况。

我们的样本来自2013年CHIP调查中807户江苏农村居民家庭，并按其家庭生产类型对样本进行分类，计算各类家庭的评价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泰尔指数。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这807户农村居民中，有332户（41%），即将近一半的家庭，不再参与农林牧渔生产，而这类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为91993元，是最高的。另外还有59%的家庭仍然从事着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在这近六成的家庭中，又可以分为纯农户与兼业农户。兼业农户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为72243元，略低于非农户家庭，却远远高于纯农户家庭。纯农户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7577元，比兼业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少了近一半。

而在这三类家庭中，纯农户与非农户的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都比较高，说明纯农户家庭之间、非农户家庭之间，收入差距都比较大。而兼业农户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一点。

3.2.2 按五等分收入分解。收入五分法就是将所要分析的人口总体按收入的高低五等份分组。其中高收入层为收入最高的占总人口的20%的人口，低收入层则为收入最低的占总人口的20%的人口，其余则依此类推。由五等分收入法计算最高收入层的收入相对于最低收入层收入的倍数称为收入不良指数。

五等分分组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分布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2011年，低收入组农村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收入为12226元，高收入组农村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收入为141363元，收入不良指数为11.56。2012年，低收入組农村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收入为14183元，高收入组农村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收入为146508元，收入不良指数为10.33。2013年，低收入组农村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收入为16914元，高收入组农村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收入为166436元，收入不良指数为9.84。由此可见，虽然这三年来，收入不良指数有所下降，但是高低收入层的收入差距仍然很显著，大概在10倍左右。

通过表3的数据可以计算出不同收入组家庭每年的收入增长量和增长率，如表4所示。

从表4中可以看出，2011年低收入组农户平均每户可支配收入12226元，持续增长到2013年的16914元，增长额为4688元，年均增长率约为18%，是五组收入组中，增长的最快的，但是增长量却是最少的。2011年中低收入组农户平均每户可支配收入28917元，持续增长到2013年的37698元，增长额为8781元，年均增长率为14%。2011年中等收入组农户平均每户可支配收入45963元，持续增长到2013年的602118元，增长额明显高于前两组，为14248元，但年均增长率与中低收人层持平，约为14%。2011年中高收入组农户平均每户可支配收入69597元，持续增长到2013年的85810元，增长额为16213元，年均增长率为11%。2011年高收入组农户平均每户可支配收入141363元，持续增长到2013年的166436元，增长额为16213元，年均增长率为五组中最低的8.5%。

可见，收入差距的略微缩小在于低收入农村家庭的追赶效应。

4 江苏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影响因素探析

4.1 指标的选择与说明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自2013年CHIP调查中807户江苏农户家庭的样本数据。本文涉及的变量的名称及定义如表5所示。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有：①家庭总可支配收入是指住户家庭所有成员在2013年获得的可自由支配于消费和投资的家庭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包括自产自消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②劳动人口指的是年龄在15到64岁的家庭成员。③家庭工资性总时间包括在农林牧渔业的获得工资性收入的劳动时间。

由上文可知，农村家庭2013年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为72347元，大部分的家庭中并没有家庭成员是村干部。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三者的比例比较平均，但兼业户与非农户的比例更大一些。家庭劳动力的平均比例为0.7，即家庭中70%的人口为劳动力，符合实际。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在7年左右，即小学毕业，受教育程度并不高。虽然这受到一定的老一辈农村居民低教育程度的拉低的影响，但也依旧能说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并不高。家庭平均健康程度比较好。在家庭生产结构方面，分配给工资性劳动的时间最多且明显多于其他选项。家庭外出务工总时间次之，家庭农林牧渔劳动时间与非农林牧渔劳动时间相当。

本文从江苏省农村居民的家庭角度，从农村家庭的家庭特性，如是否有政治权力、家庭劳动力情况、受教育情况、健康情况等：加上家庭生产经营特性，如家庭类型、劳动时间分配等方面，对农村家庭的收入情况进行探究。

4.2 收入决定模型和实证结果分析

考虑到对数形式的收入分布更趋近于正态分布，且半对数形式的收入决定模型的夏普里值分解可以回避常数项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的争议，本文选择了半对数模型的回归方程。另外，半对数模型的收入决定方程也普遍应用于以往的文献中。

收入决定函数的回归方程为Y=F（X&μ）。根据假设，将家庭成员特征与家庭生产特征的变量引入收入决定函数，如下：

在（1）式中，下标n表示家庭，InY表示家庭总收入的对数。

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6是对807户家计调查数据的样本回归结果，從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调整后的R-squared为0.47，这对于截面数据来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关于各个变量的具体拟合结果如表7所示。

从上述变量的回归报告和表7中可以看出，家庭类型的系数为0.2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在这些变量中，家庭的类型对收入的影响不但显著，也是最为明显的。家庭类型对收入有正效应，即非农户农村家庭的收入高于兼业家庭，兼业家庭的收入高于纯农业家庭。这与我们上文对农村家庭按家庭类型分类进行分解所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家庭的政治权力，即家庭中是否有村干部的系数是0.2，是仅次于家庭类型变量的第二大影响因素，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家庭中有人当村干部会给家庭收入带来正的效应。

家庭劳动力比率和家庭平均健康程度都给家庭收入有系数为0.18的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家庭中的劳动力人数越多，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越好，都会带来收入的增加。

另外，家庭平均教育年限的系数为0.06，是另外一大对家庭收入影响较大的变量。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有着正面的影响。

上文对收入决定方程的回归解释了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将要通过进一步地对收入不平等的分解来获取。

4.3 收入差异的夏普里值分解

为进一步分析收入决定方程中的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家庭收入差异的贡献程度，本文将根据夏普里值的思想方法来对各个影响因素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进行分解。也就是说，本文将在前文收入决定方程回归结果的基础上进项夏普里值的分解，结果见表8。

从表8中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对样本总体来讲，家庭平均工资性工作总时间对收入差异贡献最大，为28.78%，远远高于其他变量的贡献率;而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次之，贡献率为18.73%;第三是家庭类型，贡献率为巧.29%;第四为家庭平均健康程度，贡献率为11.33%。基本与前文收入的决定因素相吻合，只是重要顺序有所先后。而其他的收入差异贡献因子按贡献度排序依次为：家庭劳动力比率、家庭外出务工总时间、家庭非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总时间、家庭农林牧渔业生产总时间、家庭中是否有村干部。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分析

本文使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指标及回归分析、夏普里值分解等方法来分析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情况、测算衡量农民收入差距的大小以及探究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本文发现，江苏省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但收入差距却有逐年缩小的趋势。可见江苏农村的经济发展可能来到了库茨涅茨曲线的右侧，经历了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渐渐走到用科学发展解决发展问题的阶段。

从农村居民家庭生产类型上来看，家庭农林牧渔生产经营收入已经不再是农民收入的第一主要来源。工资性收入、非农收入在收入构成中所占的比重与作用十分明显。纯农业生产的家庭收入比较低，兼业家庭与非农生产家庭的收入有显著地提高。因此，在纯农业的利润空间比较低的情况下，需要因地制宜地转型升级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服务业，进一步拓展农业产业链条，增加农林牧渔业的工资性就业机会。同时，也要鼓励、扶持和引导农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等发展和升级，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进一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基于五等分分组可以看出，高低层收入的家庭收入差距很大，高收入家庭是低收入家庭收入的10倍之多。但是，低收人家庭的收入增长率明显较高于高收入家庭，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缓慢缩小的趋势。这都需要持续地完善收入的再分配，有效地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继续拉动低收入农村家庭增收，合理化高收入农村家庭收入。

同时，本文研究发现，农户家庭工资性工作时间、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成员的健康程度三者既是影响农户收入最为显著因素，又是造成农户收入差异的显著因素。

其中，农村居民的工资性工作时间对居民收入影响最大。而工资性收入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务工人员往往能获得更高的薪水报酬。因此，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增加他们的工资性工作的就业机会，可以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时有效地缩小其收入差距。因此，抓好农村基础教育是改善农村教育水平的关键和基石。各级政府及财政部门要通力合作，承担责任，普及义务教育，减轻贫困农村居民的教育压力。同时，政府也要鼓励社会财力办学，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开放多渠道的农村教育投资，搭建有利的教育投资平台，吸引不同社会财力支持农村教育。

另外，农村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收入与收入差距的显著因素。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身体健康的劳动力能带来更多的劳动收入。另外由于健康不平等、医疗服务可及性不平等、卫生筹资不平等不同程度地存在，农村家庭因病致贫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各级政府应加大力度扶持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完善农村医疗保障，真正做到看病方便，治病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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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4-16

[作者简介]袁婧（1996-），女，江苏昆山人，本科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