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研究

李芝燕 张兆军 王红丽

[摘要]近年来乡村治理的主体伴随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变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在实践过程中显示出一系列的新问题，而乡村治理主体的缺失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伴随着新乡贤文化的兴起与新乡贤群体的形成，新乡贤逐渐成为参与乡村治理的新主体。通过对富川茅刀源村的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得出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有着天然的合理性，对于弥补乡村治理主体的缺位、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治理主体;实践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识码]A

1 现代乡村治理主体的现状

乡村治理主体是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乡村治理主体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主要有基层政府、乡民、农村能人等。但是，随着传统乡村文化的没落与传统道德行为规范的破坏，传统的乡村情感共同体体崩坏，乡民的乡土情的渐渐弱化，乡民对参与乡村事务热情不再，乡民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身份明显弱化，而传统乡贤作为乡民的一部分与最早的乡村治理主体之一，也随着社会的变迁淡化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其次，乡镇财政空壳化使得基层政府治理职能式微，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话语权也逐渐失效;同时最常见的富人治村、能人治村也因为容易发生与乡民利益冲突的问题饱受诟病。总的来说，乡村治理主体虽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但在实践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乡村治理主体缺位的问题。

近年来，伴随着新乡贤的回归，“新乡贤治理”成为现阶段解决乡村治理危机的一个新思路。这些新乡贤既具有传统乡贤的一般特征，如乡土情怀、道德品行、伦理情操等，又具备现代的知识、技能和新的文化视野，他们用村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既可以起到道德引领的作用，同时还可以起到新文化、新观念、新思想、新技能传播者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能充当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纽带，对于弥补乡村治理主体的缺位、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有着重要作用。

2 新乡贤治村的实践与其合理性分析

2.1 新乡贤内涵与界定

2011年新乡贤一词随着《新乡贤治村》一文的发表受到广泛热议，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新乡贤不再是一个词，更是代表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学界关于新乡贤的讨论中，有三种说法呼声最高。钱念孙认为，有德行、有才华、成长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谓之新乡贤……在宽泛一点说，只要有才能，有善念，有行动，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都可以称为新乡贤。另有观点认为，新乡贤是在老百姓眼中，在某一领域做出比较成功或令人信服的业绩;对乡村有贡献;在乡邻间有威望、有说服力的人。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新乡贤主要是“出自于农村，成长与城市，弄潮于海上”的有特殊城乡内在关联的一批人。综合以上三种主要的观点来看，新乡贤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愿意投身于农村发展事业，奉献乡村;二是他们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或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居于乡村，或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居住在城市，无论他们是否身在乡村，他们与乡村之间都有天然的感情纽带;三是他们有新知识、新眼界，或在某一方面小有成功，或因品德操守而在邻里乡间有威望。与传统乡贤相比，他们不一定有社会政治地位，他们或是普通教师，或是医生，用自己的点点付出感染周边村民;他们不一定来自本村，亦有可能来自外地却长期服务与本村为乡村建设做贡献，协调和化解乡村邻里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可以引导舆论、明辨是非、凝聚人心、端正风气。

2.2 新乡贤与乡村治理

2.2.1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茅刀源实践。茅刀源村属于富川县洋新村的一个自然村，全村360余人，共76户;人均约有土地0.17hm2，其中旱地0.1hm2，水田0.067hm2;村集体有土地6.67hm2、林地46.67hm2、鱼塘一个、采石场一个。治理前的茅刀源贫困落后，土地零散分布，村民难以开展规模化、产业化的生产活动，没有产业支持和稳定收入的茅刀源村民生活异常艰辛。然而，茅刀源在国家扶贫攻坚工作开展后却未被选为贫困村，在缺乏外部支持与扶助的艰难困境中，茅刀源村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然而在这样的困境中下，茅刀源村却通过自治逐渐探索出一条脱贫致富之路，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不仅一改以前贫困落后的面貌，还带领村民走上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为周边村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实践一：

说起茅刀源的新乡贤，人人都会提起盘支书。盘支书原为一人民教师，后因个人原因辞去教师工作返乡务农并担任茅刀源村村支书。盘支书看到茅刀源村贫困非常村民生活艰辛深感痛心，便下定决心要改变茅刀源村贫困落后的面貌。盘支书经常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学习培训，并将所学与乡村工作结合起来应用到茅刀源村日常的治理当中。翻开盘支书的工作手册，每一年的工作手册上都整整齐齐记载着村子里发生的大事小事，笔记的细致程度令人异常钦佩。盘支书工作几十年来，全心全意为乡民谋福利，深受乡里乡亲的尊重和爱戴，在乡民中颇有威望。

早在2004年的冬天，在盘支书的提议下茅刀源村开始对26.67hm2旱地进行集中整治。到2005年，全村在极短的时间内，以40万元极低的成本就完成土地丈量统计和土地整合分配。通过土地整治，原先的26.67hm2土地可耕种面积扩大到30hm2，新开拓出来的3.33hm2地被划为集体土地。土地整治工作完成后，盘支书又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增加收入。因盘支书有多年种植柑橘的经验并且了解柑橘产业行情，村民逐渐开始跟着盘支书种植柑橘。2005年整合的26.67hm2旱地全部用于柑橘种植，到了2006年，一部分外出打工的青年人也返乡加入柑橘种植大军，这部分返乡者不仅为茅刀源的产业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更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此时，茅刀源村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极大改善，个别较早种植柑橘的农户已经开始对对老房进行翻新改造或修建新房。2008、2009年柑橘大丰收，茅刀源村每户柑橘收入最少可达2万余元，村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村庄也不再是原本“贫窮落后，靠天吃饭”面貌，整个村庄显示出一股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出于改善生活质量的需求，不少村民开始建新房、购新车。为此，茅刀源又进行了宅基地流转，整个过程没有动用政府项目资金与补偿资金，全部资金都来源于村民自筹或者村集体经济收入。经过宅基地流转茅刀源村容村貌一改从前的破烂脏乱，房屋整齐划一，家家户户有可停车的小院，村内道路硬化可并行两车，道路两旁也有各色花草装点的绿化带。

实践二：

茅刀源的另一位新乡贤唐总是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曾就读于某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在银行短暂工作数年便投身于农业。唐总并非富川本地人，而是在茅刀源土地整治后被吸引来的首批外来投资者之一。2016年柑橘病害爆发，茅刀源在盘支书和唐总的带领下开始引进中草药种植产业，唐总成立的锦沐仁和中草药种植基地与企业（华润三九）合作试点种植26.67hm2包括岗梅、两面针、鸡血藤、九里香、三叉苦在内的多种中草药。2018年底，自治区各相关单位领导在到茅刀源进行考场参观后，明确将茅刀源打造为自治区级中草药基地。唐总在带领茅刀源村民发展中草药产业的同时，还时刻关注茅刀源的治理与发展为其建言献策，如留守妇女的安置就业、水田的流转整治，不管谁家有困难他总会帮上一把。在茅刀源的这些年，唐总为村民提供了许多福利，更为茅刀源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因此深受乡亲们尊重与喜爱，在乡邻间颇有威望。

茅刀源的实践中新乡贤的范围更广、包容性更强，更加体现出平民化、群众化的色彩，这样的身份更容易获得乡民的认同、支持与信赖。他们有现代民主法治观念并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具有主流价值观，能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治理乡村，自然也就有了更高的声望。

2.2.2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合理性分析。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力推进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双层经营体制片面强调“分”而忽视“统”，导致大多数乡村基层政权组织集体资源缺乏和动力不足。这一现象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乡村公共服务的缺失和乡村传统社会纽带的松弛。公共服务的不足可以通过个性资源来弥补，乡村传统社会纽带则无法通过物质补偿获得，这是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传统乡村中的千年传承下来的情感共同体正在消失。而新乡贤作为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点，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通过自身去推動修复日渐崩塌的乡村情感共同体，最终推动乡村实现自治。在传统社会纽带愈加松弛的现代社会，自身有才干又能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新乡贤无疑是凝聚乡民、重塑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最佳人选。当村里需要进行公共设施建设时，新乡贤往往作为发起者或带动者。新乡贤通过自身经济活动和对乡村事务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能将乡邻凝聚起来，从而为重塑乡村情感共同体提供了前提。其次，乡土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礼法共治的社会，但几千年来中国乡村所秉承的以乡村伦理道德和村规民约为基础的治理体系，正在被强调利益最大化的时代洪流所冲击，这直接伤害到乡村共同体的威信，导致道德沦丧衰败。新乡贤德行、才干，为人处世的态度，为乡村奉献的精神，无不对乡民产生着最直观的影响，从而起到濡化乡民、涵养社会风气的作用。这实际上就是整合乡村中错综复杂利益关系，建立乡村道德行为规范的过程。

在茅刀源实践中，盘支书作为土生土长的村民与其他村民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早年间作为乡村教师的盘支书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也算作村里的知识分子，多年教书育人的经历使得盘支书深受乡里乡亲的尊重与爱戴。中国人自古强调尊师重道，素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传统思想观念，村中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曾受过他的教导，因此相较来自乡村外部的建设力量，盘支书更能够带动村民投身到乡村事务中去。盘支书身体力行参与乡村建设的行为也深刻影响着身边的村民关心村里的经济发展建设，积极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

3 助力新乡贤回归乡村治理的举措

3.1 宣传乡贤文化，助力乡贤回归乡村治理

新乡贤能够回归乡村参与乡村治理，是由于我国自古便有乡贤文化、乡贤治村的传统。虽然现代社会瞬息万变，传统的乡贤渐渐远离乡村社会，但这并没有减弱乡贤这一角色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和认同，船艇乡贤的检验异性依旧发挥着“能人效应”。因此，要助力新乡贤回归乡村参与乡村治理，需要重新挖掘乡贤文化，激活民众对乡贤的精神信仰，使得新乡贤成为现代乡村治理的文化符号。

3.2 法治前提下鼓励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对于乡村社会来说，由礼治向法治的转变是必然选择。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尤其应当注重依法自治，建立村民自治的依法秩序。然而，乡贤治村从本质上来说与“富人治村”、“能人治村”一般属于人治。依托于新乡贤建立起来的道德行为规范也仅仅是作为法治补充的德治。新乡贤大多是通过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或产品来获得乡民的支持和好感，树立在乡村中的威望。而道德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必须建立起对乡贤行之有效制度规范和监督体系，防止由于道德约束力不足而产生的“劣质乡贤”。

3.3 鼓励村“两委”+乡贤的治理模式

让新乡贤回归乡村参与乡村治理，必须摆正乡贤与村“两委”的关系。乡贤治村并不是说代理村“两委”，而是在乡贤的监督与协助下，使得村“两委”能够重新树立起在群众中的威信，从而推动乡村自治。同时也必须明确，乡贤治理作为对“两委”治理的辅助与补充，也必须接收村“两委”的监督与约束，以防止新乡贤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出现架空村“两委”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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