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域旅游发展与就地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时间：2024-05-30

闫静李林峰

[摘要]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在分析全域旅游发展与就地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两大系统耦合指标体系，并以海南省为研究对象，对2010-2017年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海南省全域旅游和就地城镇化2010-2017年间耦合度持续保持0.9以上，两个系统存在显著的耦合发展关系;两者的综合发展指数均呈现出上升趋势，2014年之前，全域旅游发展滞后于就地城镇化，2014年之后，全域旅游综合发展指数开始高于就地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逐步实现了由“严重失调”到“良好协调”的转变。实践证明，产业融合和统筹规划可以进一步提高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等级。

[关键词]耦合协调度;全域旅游;就地城镇化;海南

[中图分类号]F59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旅游与城市发展存在相互促进关系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从旅游与城市经济、旅游与城市社会文化、旅游与城市生态环境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研究。Braun，等（1992）、Judd（1995）通过对美国迈阿密、佛罗里达、奥兰多等城市旅游的研究结果发现：旅游及其相关活动的进行会对城市经济、劳动者工资水平、就业率等方面起到明显的带动效应。蔡建明（1997）认为旅游经济活动通过带动饮食、娱乐、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对城市化进程起到促进作用。关于旅游与城市社会文化的研究可以：第一，应对旅游进行引导和控制，以避免旅游对城市社会文化尤其是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第二，旅游使城市文化保护有了市场与经济意义，提高了当地的文化自豪感，从而有利用文化的保护。因旅游对环境的依赖性，Wall，等（1997）率先探讨了旅游活动与环境要素的联系及其影响机制，国内的崔凤军（1997）、王辉（2006）等研究了旅游开发活动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两者的协调发展问题。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通过建立数据模型的形式探讨旅游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高楠，马耀峰，等（2013，2017）以西安市、大同市等為例分析了旅游产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发展机理;昌晶亮，余洪（2016）构建了大湘西区域的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模型;王恩旭，等（2015）分析评价了中国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情况，因研究区域和研究范围的差异构建了不同模型，但研究层面一直处于旅游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上。2016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提出将全域旅游作为新时期的旅游发展战略，全域旅游以广义的旅游资源观念为前提，将城乡环境、设施与服务，社区生活等内容都包含在旅游资源的范畴内，将原来各自孤立发展的旅游业和城乡建设融合在一起，进一步密切了旅游和城市发展间的联系，尤其有利于就地城镇化的推进，就地城镇化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有效途径，其城镇化路径和影响因素也不同于普通的城镇化，因此探讨全域旅游发展与就地城镇化建设的耦合协调关系是对旅游与城市关系的更深层次研究，可以为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 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耦合协调作用机理

1.1 耦合协调内涵

“耦合”最初是个物理学概念，它在物理学中的定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在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的关系研究中用于描述彼此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协调”多出自于经济学、管理学和系统科学，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一种良性的相互关系，在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的关系研究中用于反映两者关系的好坏。“耦合协调度”研究可以全面、科学地反映两者的关系状况。

1.2 耦合协调机理

众多学者研究结果显示，旅游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交互影响的耦合关系。一般认为旅游系统通过产业效应、就业效应、收入效应、文化效应和环境效应等与城镇化系统的政策效应、资金效应、制度效应、技术效应、人力效应、设施效应、形象效应等相互促进，耦合协调，实现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环境城镇化，并由此完善旅游产业结构、改善旅游设施与环境，为旅游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机理符合旅游与城镇化的一般耦合过程，其特殊性在于全域旅游扩大了旅游的辐射范围，增强了旅游的驱动功能，也改变了传统旅游系统中各作用因素效用的大小。核心旅游景区（点）带动产生的旅游产业发展和旅游收入增长效应减弱，全域旅游所带来的旅游企业投资、旅游活动组织、旅游产业融合、旅游设施建设和环境改善等效应显著增强。就地城镇化强调在不产生大规模的向城市迁移而实现城镇人口的聚集和本地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旅游就地城镇化注重“旅游”给“城镇本土”带来的改变，城镇发展系统中应注意“就地”因素的体现。遵循旅游系统与城镇化系统的作用机理，结合全域旅游和就地城镇化的特殊性，构建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见图1。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关联性、可获取性的原则，参考现有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的指标体系，利用频度统计法，初步确定全域旅游系统与就地城镇化系统的评价指标，再根据对全域旅游和就地城镇化的内涵理论分析，参考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验收标准，以及现有文献中对全域旅游和就地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两者的关联性，构建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2 系统发展指数评价模型

全域旅游系统与就地城镇化系统是不同而又相互影响的两个子系统，通过集成方法，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各子系统的发展指数，确定子系统中各指标对总系统的贡献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U1、U2分别为全域旅游系统和就地城镇化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uij代表第i系统中第j个指标的功效贡献值;wij为相应指标的权重，权重采用熵值赋权法计算获得（如表1所示）;n为第i个系统所包含的指标数。为消除各评价指标在数量级和量纲方面的差异，采用极差标准法对指标进行无纲化处理，得到uij值。两个子系统中均为正向指标，uij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xij为第i个子系统的j项指标值;max（xij）、min（xij）是系统处于稳定临界点指标的上、下限值。

2.3 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以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为基础构建多系统耦合度模型，构建全域旅游发展与就地城镇化建设两系统的耦合评价模型，公式为：

由于耦合度模型只显示相互作用的强弱，故进一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反映两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模型公式为：

，T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研究区域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分别代表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在整个系统中的权重。在旅游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研究中，一般认为旅游不是城镇化的唯一驱动因素，故将旅游系统权重定位0.4，城镇化系统权重定位0.6，由于本文研究的区域是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海南省，全域旅游的驱动力明显大于传统旅游，目前海南就地城镇化的突出代表——琼海等地也是以旅游作为主要驱动力而实现，故本文认为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咨詢相关专家，综合衡量，确定α=β=0.5。在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来划分耦合协调度的区间和等级如表2所示。

2.4 数据来源

虽然全域旅游是一个新概念，海南全域旅游示范区获批于2016年，但是全域旅游论述和解决的是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老问题，海南就地城镇化得到关注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但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的旅游功能组团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即有体现全域旅游和就地城镇化的核心理念，故本文选择海南2010-201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2010-2017年《海南省统计年鉴》，2010-2017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海南省全域旅游发展与就地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

3.1 案例地概况

2010年，海南坚持“统筹协调，全面发展”的原则统筹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统筹旅游开发与城镇发展，开启了“+旅游”和“旅游+”的旅游业发展道路，同时提出“整体设计、系统推进、滚动开发”的空间发展模式，符合全域旅游发展理念。2016年被确定为首个全域旅游创建省以来，“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空、全部门、全游客”的全域旅游核心理念更加明确强调了旅游业与其他领域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和巨大潜力。海南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以来，将城镇的环境、民俗、文化、生活等都包含在旅游资源的范围内，旅游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和休闲服务设施同时满足了城镇居民生活的需要，旅游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关联度进一步加强。2010年以来，靠岛外人口迁入推动海南年末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比例由49.81%增长为58.04%，本地农民进城从事非农生产动力不足造成户籍人口中城镇人口比例一直在38%左右徘徊，就地城镇化成为海南城镇发展的重要途径。

3.2 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分别计算海南省全域旅游系统和就地城镇化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以及两个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如表3和图2所示）。

3.2.1 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表3和图2显示，2010-2017年间，海南省全域旅游和就地城镇化都得到了较好发展，其中全域旅游呈持续上升态势，综合发展指数由2010年的0.0167增长为2017年的0.9126，国际旅游岛战略提出后，海南旅游业发展开始注重区域组团与产业融合，为全域旅游发展做好了前期准备，2016年全域旅游战略提出后，“点、线、面”结合，旅游产业通过“农业+旅游”“健康+旅游”“体育+旅游”等拓宽产业领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提高了旅游接待能力。2010年开始，海南就地城镇化呈现先上升再下降，随后上升的波动增长态势， 2014年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综合发展指数0.7390， 2013年起，以琼海为代表的“不砍树、不拆房、不占田，就地城镇化”的理念进一步加速了海南就地城镇化建设。2015年降低为0.4869后，2016-2017连续两年持续增长。2015年就地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密度、基本医疗覆盖率、公共图书馆藏书等指标相比于2014年有所降低，尤其是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急剧下降造成综合发展指数降低。从海南城镇化的建设情况看，特色旅游小镇、美丽乡村、特色街区等建设对人口和生产就地城镇化产生巨大促进作用，旅游公路、旅游绿道、公共服务等为生活就地城镇化提供保障。两者综合发展指数的相关性系数为0.8364，说明全域旅游发展与就地城镇化建设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两者存在耦合互动发展关系。

3.2.2 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分析。从表3可知，2010-2017年间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耦合度一直保持在0.9以上，显示出全域旅游发展与就地城镇化建设联系的紧密性，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从“严重失调”到“良好协调”的转变，海南全域旅游发展和就地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完善两者间耦合互动的关系。2010-2011为失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处在0.1363-0.4194之间，协调等级呈现出跨越增长;2012-2013年进入初步协调阶段，耦合协调等级从“初级协调”到“中级协调”;2014年作为协调度分界点，之前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协调度不强，之后两者协调度除去2015年就地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的影响外，实现了“良好协调”并呈现出逐步增强的态势。海南省全域旅游发展和就地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效果显著，后续应继续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理念，实现全域旅游发展和就地城镇化建设共同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促使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向“优质协调”发展。

结合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指数，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一步划分，2014年之前，全域旅游发展滞后于就地城镇化建设，主要由于当时海南旅游产业的区域集中性，以三亚、海口等城市为主，旅游的全区域性尚未有效形成。2015年开始，就地城镇化建设开始滞后，说明海南就地城镇化建设水平还不能完全齐步于全域旅游发展水平，二者差距的持续拉大将对全域旅游发展产生制约，所以海南应同时关注全域旅游开发和就地城镇化建设。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分析全域旅游发展与就地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两大系统耦合指标体系，全域旅游发展从旅游产业和旅游接待两个尺度进行衡量，就地城镇化建设从人口、生产和生活三个方面的城镇化进行分析，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海南省为研究对象，对2010-2017年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1）全域旅游发展与就地城镇化建设存在显著的耦合发展关系，两个系统间各要素的相互影响、相互协调，有利于促进全域旅游和就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2）海南省全域旅游和就地城镇化水平自2010年以来都得到了提高，全域旅游综合发展指数2017年是2010年的近55倍，就地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波动中增长，2017年为2010年的34倍。

（3）海南省全域旅游和就地城镇化2010-2017年间耦合度持续保持0.9以上，由于海南省以旅游为主导产业之一，积极促进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同时努力探索就地城镇化，两者发展所需的资源、环境、设施等可以共享，所以两个系统间的联系极为紧密。

（4）2014年之前，全域旅游发展滞后于就地城镇化，两者的耦合协调度2010年处于“严重失调”等级，随着全域旅游的推进，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逐步实现了“良好协调”，说明全域旅游发展可以促进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

（5）2014年之后，海南省全域旅游综合发展指数开始高于就地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一步加强，体现出全域旅游对就地城镇化建设的带动作用，同时说明海南省应进一步加大就地城镇化建设以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对海南省全域旅游和就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立足当地特色，发挥资源优势，“+旅游” “旅游+”并行，实现多产业融合。在旅游资源优势城镇，发挥“旅游+”的驱动作用，实现城镇人口聚集和现有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借旅游的劳动密集效应带动当地居民就业，以旅游的经济效益增加居民收入。在旅游资源非优城镇，以“+旅游”理念，发展以当地优势产业为核心的创新型旅游，加快发展与旅游消费有关的现代服务业，实现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协同发展。

第二，统筹规划，保证土地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的合理化。空间共享是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基础，做好规划，实现同一空间既能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需求，又能满足旅游产业的发展和旅游者的游览体验需求，是促进全域旅游与就地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关键。土地利用的合理化是城镇居民的生存之本，避免过度旅游开发导致农民失地才能实现就地城镇化;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吸引旅游者，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有效措施;公共服务提供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吸引当地居民“不离乡”，实现城镇当地生活和就业，以就地城镇化建设加快全域旅游开发，促进两者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Braun B M， Rungeling B. The relative economic impact of convention and tourist visitors on a regional economy： a case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992， 11（1）：65-71.

[2] Judd D R. Promoting tourism in US cities [J]. Tourism Management， 1995， 16（3）：175-187.

[3] 蔡建明.中國城市化发展动力及发展战略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 1997， 16（2）：9-14.

[4] Borg J V D， Costa P， Gotti G. Tourism in European heritage citi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3（2）：306-321.

[5] Al-Hagla K S.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areas using the tourist trail approach： A case study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Urban Development （CHUD） project in Saida， Lebanon [J]. Cities， 2010， 27（4）：234-248.

[6] Borg J V D， Costa P， Gotti G. Tourism in European heritage citi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3（2）：306-321.

[7] 王迪云，夏艳玲，李若梅.城市旅游与城市文化协调发展—以长沙为例[J].经济地理， 2007（6）：1059-1062.

[8] Wall G， Wright C.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outdoor recreation[J]. Publication， 1977（May）.

[9] 崔凤军，杨德福.旅游开发活动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泰安市实证分析[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 1997（4）： 28-30，42

[10] 王辉，姜斌.沿海城市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定量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6（5）：115-119.

[11] 高楠，马耀峰，李天顺，等.基于耦合模型的旅游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旅游学刊， 2013，28（1）：62-68.

[12] 高楠，张新成，马耀峰，等.大同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机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45（6）：97-107.

[13] 昌晶亮，余洪.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 2016，36（6）：204-208，141.

[14] 王恩旭，吴燕，谷云华.中国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研究[J].旅游论坛， 2016，8（1）：7-12.

[15] 丰晓旭，夏杰长.中国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评价及其空间特征[J].经济地理， 2018，38（4）：183-192.

[16] Vefie L.The Penguin Directionary of Phys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6：92-93.

[17] 詹新惠，馬耀峰，高楠，等.区域旅游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研究—以陕西省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42（2）：8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