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劳动力“走出去”的机遇、风险及对策分析

倪可心 许传新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是致力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畅融互通的合作方式，其为我国劳动力“走出去”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目前这些机遇主要表现在国际劳动力市场规模庞大、我国与沿线国家联系更密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空间广阔四个方面。以及劳动力权益保障风险、国际竞争风险、目的国政局动荡风险及文化适应风险四个主要风险。在这样的机遇与挑战下，我们要通过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力“走出去”的管理体制、积极开拓国际劳动力市场等措施来利用机遇化解挑战。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劳动力“走出去”;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532 [文献标识码]A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该倡议于2013年9月和10月由国家主席***分别提出。作为一项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备受国内外瞩目。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3月28日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进一步推进实施。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一带一路”的一大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我国国内劳动力市场相对饱和以及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都要求我们参与到劳动力国际市场中去，为我国劳动力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同时一带一路也为我国劳动力走出去带来了如权益保障风险、目的国政局动荡风险等诸多风险。

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和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走出去”对于实现其国际价值，实现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具有关键作用。同时，劳动力“走出去”可以缓解我国国内的就业压力和国内劳动力市场饱和的紧张状况，增加劳动力和其家庭的收入。劳动力参与到国际市场中，能够增强创汇能力，通过学习国外的技术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增进我国与“一带一路”辐射国家的经济交流，构建世界性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

1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 劳动力走出去的机遇

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需求大

当前劳动力市场处于一个世界性劳工短缺的环境下，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是由于非实体经济的繁荣造成的经济泡沫，为了缓解这一问题，亟需发展实体经济，劳动力正是实体经济复兴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际劳动力市场这块蛋糕越来越大。然而由于虚拟经济的繁荣，高校中经济类专业繁荣，而培养实体经济所需人才的相关专业逐渐凋敝甚至被取消，这说明要想复苏实体经济如制造业就必须从国外引进人才，那么外籍劳动力就成为了实体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趋势明显。中东欧国家、独联体国家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高，中亚和西亚地区较低，东盟和南亚国家的老龄化速度在近十内增长最为迅速”。适龄劳动力数量不足，需要引进劳动力特别是高科技人才来参与本国的发展。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全球现代化已经是不可逆的趋势。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这些国家乐于采用积极的政策法规引进国外劳动力，积极开拓国际劳动力市场，这为我们劳动力“走出去”提供了有利条件。

1.2 我国与沿线国家联系更加密切

自习主席于2013年9月和10月分別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以来，我国政府为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以加强推动同沿线国家的沟通与合作，与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多个沿线国家签订了关于“一带一路”的合作协定。“一带一路”倡议使沿线国家组成了一个开放自由的“朋友圈”， 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和了解。在这样的条件下，秉承一带一路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等原则，以及“合作”“共赢”“普惠”的思想，我国与沿线国家在国家高层交流、经贸合作以及人文交流之间都开辟了全新的渠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下，我国通过信息文化交流互动，深化了与各国的理解互信，为劳动力“走出去”创造了空前的机遇和环境。

1.3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性优先领域。在《愿景与行动》中，优先领域指与跨境和跨区域合作有关的交通、能源和通讯基础设施。如油气管道、修建铁路、光缆建设、共同开采海上资源等。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通过测算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现状为潜力型等级占比69.84%，薄弱型占比6.35%，互联互通水平总体上处于‘潜力型等级。”部分国家经济水平较低，基础比较薄弱，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较差，需要我国施以援手。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已居于世界前列，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必将与沿线各国在如修建铁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强合作，如跨越亚欧大陆桥的中欧班列、中亚班列，连接内罗毕和的蒙巴萨港蒙内铁路的建成发车等。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进行，即将提供大量的劳动岗位，而我国在相关技术上比较成熟，工人业务水平较高，操作熟练，相对他国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劳动力“走出去”提供了大量岗位和难得的机遇。

1.4 沿线国家产业合作空间广阔，为劳动力走出去提供载体

“‘一带一路有助于带动区间贸易活动的增长和更广阔的区域合作。”使沿线各国彼此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且差异较大，彼此之间互补性较强，合作前景广阔。沿线国家大多以一二产业为主且多个国家以农业为其支柱产业，在“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下，这些国家要发展其他产业就需要寻求他国帮助，与其签订了合作协议的我国当仁不让，而国内的熟练工人更是参与其中的不二选择。我国将与其他沿线各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油气、矿产等资源开采、旅游业等多方面进行合作，相关企业也将就此做出政策和方向的调整，海外投资和部分华商在战略上都会有所改变，对于劳动力类型、文化层次、专业能力等也都会有不同的要求，为“走出去”劳动力提供新的方向和岗位。

2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劳动力走出去的风险

2.1 “走出去”劳动力权益保障风险

目前，我国在民法、劳动法、合同法中都对劳动者相关权益做出了规定，但是对于“走出去”劳动力来说，关键是谁用这些法律武器来保障他们的权益。我们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来保障在外劳动力的权益。首先，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我国“走出去”劳动力大部分文化水平较低，虽然“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重由2004年的 6.8% 上升至 2014年的14.5%，但仍低于平均值”。这些劳动者对法律知识了解有限，法律意识也较为薄弱，以至于在权益受到侵犯和损害时无法及时有效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对于劳动合同的签订过程及内容的规范性也无法准确识别，导致劳动者对劳动合同中一些损害自身利益的条例及对事故处理方式等模糊不清的对方无法及时地察觉到，而这些合同中对于劳动力权益保障方面往往较为粗糙，以至于在合同期间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其次，跨国加大维权难度。由于本国法律与目的国法律环境存在差异，维权成本高、时间长等都使劳动者海外维权面临难题。最后，缺少对中介组织的管理。对于劳动力“走出去”的相关中介组织和机构也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体制，关于劳动力基本信息登记的工作也没有得到落实，使我国“走出去”劳动力，出国务工没有良好的组织和管理，手续冗杂、时间漫长且在外发生事件是无法找到一个有力的组织来进行解决和协调，又无法及时使用法律武器以导致劳动力自身应得权益受损。

2.2 “走出去”劳动力的国际竞争风险

世界经济不断发展，产业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因而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然而，我国劳动力“走出去”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对于“走出去”目的国缺乏可靠的调查，对其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对外籍务工人员的政策法规等情况可能了解不足。且我国当前“走出去”劳动力的总体素质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人口占比较多，尤其一些高科技人员和高级技工占比较少，且劳动者具备的技能较为单一，综合素质较差。在出国前又缺乏系统的培训和文化知识的学习，这些劳动力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国际市场对劳动力综合素质的要求，因而竞争能力较为薄弱。此外，国际范围内劳动技能共享加剧了劳工之间的竞争。国际劳动力市场规模和需求的扩大，使各国劳动力蜂拥而至，加深了各国劳动力专业技能的交流，在学习他国技术的同时，本国特有的技术优势也有可能被超越，从而失去独特的竞争优势。

2.3 “走出去”目的国国内政局动荡风险

“‘一带一路面临的最直接风险主要来自沿线国家：一些国家陷入社会矛盾高发期、不少周边国家进入民主化转型阶段、国家发展不平衡导致诸多政策陷阱、一些国家的地缘战略地位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因而其国内国际政策会根据国内和国际势力的变化做出调整，如总统更替，党派势力变化及其他大国对外政策的更改等都会影响“走出去”目的国的局势和政策。尤其对其外汇政策、对外籍劳工的需求、经济发展方向等政策影响甚大，这些政策的变化必然导致目的国对于劳动力类型和外籍劳工需求的变化，对我们“劳动力”走出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我们密切关注走出去目的国的相关政策变化或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推测目的国相关政策的变化并对我国劳动力“走出去”的相关政策做出及时的调整，以避免“走出去”劳动力由于这些状况利益受到威胁。

2.4 “一带一路”文化适应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四种文明、上百种语言共存，文化上的差异往往容易产生误解和摩擦。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及包括传统文化差异，也包括现代制度文明的差异。”劳动力“走出去”必然会遇到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问题，对于我国出国务工劳动力来说，大部分综合素质较低，对于这些不同的文化和风俗的不了解就可能同本地人民由于文化差异产生冲突，可能发生恶性事件及产生不良影响，工作就会遇到较大的困难。同时，“走出去”劳动力与目的国本地工人存在竞争关系，我国劳动力可能由于占据过多劳动岗位等原因引起本地工人的不满，从而与本地工人产生冲突。总而言之，如果劳动力在“走出去”之前不能够对目的国的文化进行较为全面的针对性的了解，那么“走出去”之后就存在很大的可能性面临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冲突，对劳动力在目的国的工作造成巨大的阻碍。

3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劳动力“走出去”的策略

3.1 加强劳动力的风险防范意识

在外劳动力的权益经常由于合同不规范、法律知识薄弱，维权意识淡薄等原因使自身应得利益受到损害，为有效避免这样的情况，必须增强劳动力的风险防范意识。首先，劳动力“走出去”要选择正当的中介组织或公司机构，以确保劳动力“走出去”程序正当规范。其次，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劳动力要在书面合同中确保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如利益分配、违约赔偿等应当有详细明确地表述。再次，“走出去”劳动力应具有证据意识，对合同、工号、工资条等相关证据要保存完好，在必要时利用这些证据进行维权。最后，劳动者要及时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劳动者应当注意到维权的时效性，一旦权益受损，立刻与侵权方协商，不能等到时过境迁为时已晚。法律是劳动力维权的有力武器，在协商等形式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时，法律武器将是劳动力维护权利的最后保障。

3.2 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改善劳动力管理体制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保障劳动力“走出去”秩序和维护劳动力在外应得利益的有力武器。针对劳动力境外无序竞争状况、部分公司忽视损害外籍劳动力利益的情况，对一些有关跨国纠纷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和改进，充分利用我国国际地位以及同沿线国家签订的“一带一路”共同发展的合作协定等有利的外部环境来对我国在外劳动力的合法權益进行保障。

劳动力管理体制则是保证“走出去”劳动力有序竞争，改变部分部门乱收费现象的有效手段。在健全的法律法规基础上，有关部门和组织机构对“走出去”劳动力进行依法管理、监督和指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劳动力也面临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切实做好劳动力类型、水平、领域等方面的实名登记，构建劳动力信息管理网络和审核机制，制定劳动力出境标准对劳动力进行能力审核，以保障“走出去”劳动力的质量。同时，要对相关的中介组织机构进行审核、登记以方便管理。

3.3 积极开拓劳动力市场，形成合理布局

“一带一路”是古代的丝绸之路的涅槃重生，使亚、欧、非和中东地区紧密相连，合作也日益紧密，我们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给我们的有利条件，积极开拓辐射国家劳动力市场，发挥我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和开发海上资源等合作项目的优势，形成一个辐射状的劳动力市场布局。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的合作关系，推动劳动力“走出去”，充分展现出我国劳动力相较他国劳动力的优势，站稳脚跟。同时发挥海外华侨和华商的作用，形成一个有组织有目的的劳动力大军，开发国际劳动力市场。另外，在劳动力类型方面，除了单纯的体力劳动者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还应当注重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力的对外输出。

3.4 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增强竞争力

国际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越来越高，“走出去”劳动力要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亟需加强自身的综合素质，以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推进和实施项目的过程中，要做好风险评估和管控，规避可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风险。”在劳动力“走出去”之前，开展境外调查，主要关于“走出去”目的国的自然情况、社会环境，如宗教、党派经济状况等。首先， 劳动力“走出去”必须要了解目的国的风俗文化、具备简单的外语交流能力。还要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劳动合同签订的程序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因而提高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是“走出去”的必然要求。其次，劳动力要通过学习国内已经成熟的技术及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来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最后，我国出国务工的劳动力很少接受过系统的国外就业的培训，严重制约着我国劳动力在外发展空间，因而对“走出去”劳动力进行技术培训也至关重要。

4 结论

扩大劳动力对外输出是我国解决人口经济问题的重要着眼点。当今世界劳动力市场急速发展，竞争激烈，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过程中，为我国劳动力“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劳动力“走出去”有着空前的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我们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给我们如沿线国家新的劳动力市场、我国与沿线国家签订合作协议等机遇推动劳动力“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形成合理的劳动力格局和世界劳动力信息网络。同时，也要迎难而上，积极应对劳动力“走出去”面临的巨大风险与挑战，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增强劳动力综合素质等帮助劳动力化解风险。

[参考文献]

[1] ***.***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 崔如海.论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兼论我国劳动力的输出[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4）.

[3] 高小龙.劳动力跨国流动研究的文献综述[J].科技经济导刊，2016（05）.

[4] 张原，刘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市场比较及启示[J].西部论坛，2017（06）.

[5]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

[6] 王丹丹，胡俊超.一带一路沿線国家国别风险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

[7] 廖萌.“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J].经济纵横，2015（09）.

[8] 李荣菊.国际劳务输出与境外就业对策研究[J].市场研究，2010（03）.

[9] 陈积敏、高惺惟.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6（77）.

[10] 王茹.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及管控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12（38）.

[11] 胡伟略.论中国劳动力人口对外输出问题[J].山东社会科学，2013（04）.

[12] 孙照吉.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影响因素及发展对策研究[D].山东理工大学，2014.

[13] 厉以宁，林毅夫，郑永年，等.读懂一带一路[M].北京：中心出版集团，2015.

[14] 庄西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现状与问题[J].教育发展研究，201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