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特殊困难群体脱贫研究文献综述

张明慧 李桂兴

[摘 要]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中国的扶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如何充分挖掘并提升特殊困难群体的内在潜能，保障该群体顺利脱贫、实现永续发展，进而推动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农村特殊困难群体如何脱贫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增能视角；农村特殊困难群体；脱贫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要求，到2020年，全国将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围绕该目标，《“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又进行了周密、详细的规划与安排。由此可见，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还要集中力量增加其“内动力”“造血”功能，帮助特殊困难群体恢复和发展生计能力、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为此，打赢脱贫攻坚战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提供重要保障。

1 国内外关于贫困群体致贫原因研究

1.1 物质缺乏致贫

在20世纪初，朗特里在《贫困：在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首次从物质贫困的视角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解读，并从收入不足或物质资源缺乏的角度开创了研究贫困内涵的视角。此后，诸多学者如史密斯（Smith，2002）、汤森（Townsend，1979）、雷诺兹（1986）和世界银行（1980），和课题组如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中国农村贫困标准”（1998）均从物质的视角对贫困的内涵进行定义，其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内核——低收入。汪三贵（2007）将我国贫困地区划分为人均耕地面积少、地面相对高差过大的贫困区，并认为恶劣的自然环境是造成区域贫困的主要原因。

1.2 能力、权利匮乏致贫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2002、2006）基于“可行能力”的贫困视角提出了“能力贫困”。森明确指出，造成贫困人口贫困的原因是其缺乏正常生活和创造收入的能力，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能力遭剥夺、机会被丧失。同时，他从权利的角度对造成贫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们的可行能力受生产权利、劳动权利、交换权利等的共同影响，任何一个权利的缺失和侵害都将对一个人的生存产生负面作用。赵秋成（1997）认为，文化贫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到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作用于个人、家庭甚至整个地区的发展。

1.3 社会排斥致贫

我国学者唐钧（2002）将贫困的内涵分为物质生存条件的缺乏、相关能力的欠缺以及社会排斥三个层次，并提出社会排斥是造成贫困的深层次原因。徐永平（2004）认为贫困地区生存环境恶劣、社会交往关系狭隘会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价值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从精神上制约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袁君刚（2017）认为，贫困户在市场化的环境下，因无法得到充足的消息而做出不恰当的市场选择，会导致其所获得的扶贫项目容易受外界市场波动而陷入困境甚至失败。

2 国内外关于农村贫困群体扶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研究

唐丽霞等（2015）指出贫困户在识别过程中的困境是：扶贫资源配置的“内卷化”导致资源过密化、失衡化倾向、边际效应递减、村庄内部分化加剧、可持续性脆弱。王国勇等（2015）指出当前扶贫机制的主要问题包括：识别不精准、扶贫动力不足、帮扶机制不健全、资金整合困难与资源配置不均衡等。范和生、唐惠敏（2017）提出，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模式，出现了四个问题：一是输血式扶贫理念，强调外在因素的主导力量，忽视贫困户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二是扶贫资金和项目分配有地方政府和乡村精英把控，贫困户难以参与决策、管理和使用；三是扶贫目标偏离，扶贫效果成为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工具；四是缺乏科学合理的决策、监督与评价机制，助长基层政府非制度化行为。邢成举（2016）提出，在压力型体制下的“扶贫军令状”式的模式，出现了五个弊端：一是文本与数字脱贫现象；二是利益“交换现象”；三是以点代面现象；四是民意替代现象；五是基层依赖现象。牛宗岭（2016）提出，一是治理主体相对单一，难以应对繁多的扶贫事务；二是由于资源大量输入扶贫项目，导致治理主体之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缺乏法治建设的程序化和规范化；三是治理技术相对陈旧；四是贫困治理的资源非均衡性分配问题凸显。范家绪（2017）认为当前农村扶贫工作出现了以下问题：一是重物质救助而轻社会服务；二是职责交叉，扶贫效率低下；三是缺乏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葛志军等（2015）在对宁夏、银川两个村庄调查的基础上，谈到在脱贫过程中，贫困户自身缺乏参与性，帮扶政策的灵活性和异质性较差，以及驻村工作队的扶贫实效性不明显等问题。

3 国内外关于农村贫困群体脱贫措施研究

3.1 培育多种形式的经济产业扶贫模式

穆罕默德尤努斯（ Muhammad Yunus）曾创办孟加拉乡村银行，为印度贫困户提供小额贷款。首次使用了无抵押、无担保、分批贷放、分期偿还等方式。彭华民（2009）认为，为使农村贫困群体顺利脱贫，要以资产建设为手段，建立金融保障机制。全承相等（2015）从有针对性地开展贫困农民产业技能培训、利用积极有效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健全科学的产业扶贫绩效考核奖惩机制，以实现产业扶贫精准化。

3.2 优化农村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建设

Nikkhahet al.（2010）从内源性发展理论视角出发，发展社区自身资源是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则。程萍（2016）认为，要形成脱贫的内生动力，就要通过扶植农民自治的经济组织，强化贫困农村社区的组织化程度，帮助建立服务于贫困农民的社會支持网络。袁君刚（2017）认为，帮助贫困户在国家正式保障制度之外，建立起社会性的支持网络，使其在面对脱贫项目带来的风险时仍然有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

3.3 保障扶贫与“扶智”紧密结合

李楠（2016）提出，注重提高农村贫困人口自身的能力，就要注重培育能力扶贫，其中包括能力扶贫“要从娃娃抓起”、运用“差异性政策”解决差异性问题、扩大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政策的覆盖面、全面升级和实施农村实用人才速成计划。刘涛（2017）提出，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确保贫困家庭至少有一名劳动力能免费获得技能培训，使其获得转移就业的机会。同时，要注重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引导贫困人口参与、融入，依靠文化建设塑造正确的消费观和新型的价值观，增强主体性和责任感。

3.4 挖掘贫困群体自身发展能力

王思斌（2016）、王磊（2017）认为，要想顺利脱贫，需要注重从发展人的“可行能力”入手来消除贫困。同时，要改变其政治权利现状、激发潜在的权利需求，实现永续发展。通过能力扶贫打通显性贫困到隐性贫困的阶梯通道，有效协调经济与社会关系所具有的发展性。李小云在《参与式发展概论·方法·工具》一书中提出，“参与式发展”理念强调以“参与”和“增能”为核心。要求目标群体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发展干预全过程，并做出相应的贡献。王磊、张冲（2017）指出，要想实现彻底摆脱贫困，就必须对贫困对象进行能力塑造，需要通过赋权实现增能，将能力的提升内化为自我认知。这就要求贫困群体要有摆脱弱势的欲望和权能意识，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增能，防止出现“增能困境”。

4 简要评论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自“精准扶贫”政策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农村贫困群体脱贫的研究较丰富，为本文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但以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为脱贫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研究相对较少。首先，对于贫困群体脱贫内容和措施的研究，多从经济建设、政策制定、机制运行等角度进行研究，较少地关注于其自身发展潜能、精神建设和构建社会网络支持体系等方面。其次，关于增能视角下对某群体的研究方法上，多以某地区的乡镇或村为个案进行定性研究，缺少定量的数据分析研究。为调动特殊困难群体的自身能动性、减少无力感、重拾信心，增强主动脱贫认知意识、恢复和发展生计能力。因此，本研究以特殊困难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全面深入了解特殊困难群体生存现状、致贫原因、扶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提出可行性的应对措施，确保特殊困难群体顺利实现脱贫、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思斌.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J].社会工作，2014（01）.

[2] 高燕.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视角[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3（01）.

[3] 汪三贵，张雁，杨龙，等.连片特困地区扶贫项目到户问题研究—基于烏蒙山片区三省六县的调研[J].中州学刊，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