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机器观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及伦理治理反思

傅成智

摘 要：人工智能应用逐渐超越传统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不可避免地冲击现有的伦理和社会秩序，引发了隐私安全、数字鸿沟、人机责任界定等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关系将被重新定义，技术本身无善恶之分，但当技术越来越先进时，我们对其发展方向的引领就尤为重要。本文以马克思机器观为理论视角，探讨人工智能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思考如何在人工智能伦理困境中寻求发展与治理的平衡，促进人工智能时代的可持續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马克思机器观；科技伦理治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中图分类号：TB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4.03.080

继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之后，人类社会已进入智能化新时代，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人类创新的前沿科技和第四次技术革命的重要引擎，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教育、贸易、交通等领域，同时，其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风险正进一步危害人类社会。在人工智能伦理规制和治理实践中潜藏的诸多悬而未决的伦理问题引发了人们的焦虑情绪和学界热烈讨论。我们在充分认可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了积极效益的前提下，也要深刻意识到在缺乏伦理和法律约束下自由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将给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当今，我们亟须探寻一条平衡法律规制约束和激励科技创新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道路，重构一个开放、多元、共治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体系。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虽然没有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智能化的机器，马克思机器观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活动中机器的作用进行现实考察后得出的理论成果，也是他对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理性思辨后的思想结晶，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现实解释力，我们可以从其中关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论述中获得分析人工智能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与启示，反思当代人工智能发展及治理，推进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范式的调整升级，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1 马克思关于机器资本主义应用的辩证认识

马克思通过对机器的现实考察，引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形成了见解独到的马克思机器观。他指出，机器的广泛应用极大程度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财富的创造，同时也减少了生产对工人的需求，导致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下降，加剧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1.1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积极影响

机器作为资本家提取剩余价值的强大工具，推动了资本家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科学因素，将畜力、自然力和机械力等动力引进机器生产领域，经过不断创新和改进，逐渐形成大工业机器体系。机器体系以持续、稳定、自动化的机械劳动取代了大量的人力劳动。引入机器后，劳动者单位时间内能产出更多使用价值。过去需要数十名工人完成的工作，现在仅需一名工人操作机器即可完成。机器克服了传统手工业工人所受体力等限制，极大延长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加速了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过程，为资本家创造了巨额的剩余价值。机器在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推动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马克思充分赞赏了机器对工业生产的革命性创新，也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取代封建社会、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无可比拟的历史进步性。

1.2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

1.2.1 机器沦为资本剥削补充劳动力的手段

资本家利用机器作为中介，贪婪地剥削社会中一切补充劳动。“机器从一开始就在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并提高了剥削程度，即增加了对人身剥削材料的利用。”资本家通过机器的应用降低了生产对工人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使工人不仅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还要出售整个家庭的劳动力。工人家庭的所有成员，无论男女老少、老弱病残都一同被抛到生产车间上作业，然而，工人家庭总收入并没有因此增加，因为机器的应用扩大了可用的劳动力范围和数量，导致男性劳动力价值贬值，被分散到其家人身上，以往只需依靠男性出卖劳动力就能满足工人家庭的基本生存需求，如今，工人全家人都必须为资本家工作才能维持生计。

1.2.2 机器加剧了资本对工人剩余劳动的侵占

“机器作为资本的承担者，在其占据的工业领域中，成为将工作时间延长到超越一切自然极限的最有效手段。”机器简化了生产流程，减少了工人生产商品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却增加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是降低商品成本，并缩减工人用于自身劳动的时间，从而延长无偿为资本家工作的时间。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实现利润，以满足资本家的欲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资本家会不遗余力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资本的循环周期以剥削工人，机器被视为资本增值的“永动机”，始终为资本服务，这导致操作机器的工人的劳动时间被延长。当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达到极限时，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资本家会减少工人数量，并通过延长工人的工作日来弥补减少的工人价值，从而增加剩余价值的产出。机器的出现并没有使工人获益，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劳动负担，工人的工资也没有随着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长的增加而增加，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极度不平等关系也被掩盖在看似公平公正的工资之下。

1.2.3 机器排挤工人导致劳动力过剩

“劳动资料作为机器出现，它立即成为工人自身的竞争对手。资本依靠机器来实现自我增值，这与工人的生存条件被破坏的程度成正比。”机器的应用打破了工人在工厂手工业时代的生产限制，使工人能够同时操作多台机器以提高生产效率。随着机器技术的创新，机器间还可相互协作，减少了对工人的依赖。在大部分生产环节中，机器能够实现自动化，只有某些环节需要工人进行手动操作。因此，机器逐渐减少对工人的需求，工人逐渐被排挤出工厂。“当工具由机器来操作时，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将随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无法流通的纸币一样，无法被出售。”机器逐渐取代了工人之间的协作，导致大多数工人成为过剩人口并挤向其他相对容易进入的工业部门，劳动力市场充满竞争，劳动力价格也被降低至最低限度。

1.2.4 机器不断造成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机器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协作体系，工人在这个巨大而精密的体系中担任着简单的监督和照看的角色，劳动内容被大幅简化，工人被迫从事无意义的机械化流水线工作，成为机器生产系统中的一个零部件。因此，工人逐渐失去了探索和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他们曾经掌握的劳动技能也失去了意义。机器的运用削弱了工人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工人从生产的主体变成了被动的客体，更加依赖资本才能生存。此外，由于工人缺乏特殊性，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往往需要根据机器生产的需求进行随时调整。

1.3 马克思关于机器异化的消解路径

1.3.1 把机器本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

机器的广泛应用导致劳动力过剩，工人被排挤出工厂，工人们认为是机器“夺走”了他们的工作并带来剥削现象，于是发动了反抗机器的运动，四处砸毁机器，组织罢工，旨在抗议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然而，资本家并未因此停止使用机器，反而加快了研制机器来对抗工人的抵抗。工人的反抗加速了机器的发展，并增强了机器排斥工人的能力。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强调机器大生产对工人的危害，也指出工人受剥削的根源不在于机器本身，而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马克思不赞同工人反抗机器，而是呼吁工人将焦点从物质生产资料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方式。机器是一种生产工具，可以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人们从体力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机器也可以成为排挤工人的工具，关键在于机器的应用方式。

1.3.2 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上着手处理

马克思机器观超越了对机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他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指出了机器发展的必然性，他意识到机器为人类自由和全面解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揭示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种种弊端，他提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被颠覆，机器服从的是资本增值的逻辑，机器所创造的财富就仍然受资本家的控制，就不能真正解放人类，反而加深对人类的奴役。要使机器能够与人真正相互促进，使机器成为自由个性实现的必备条件和解放人类的工具，让社会财富被广大劳动者所拥有，就必须改变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推行共产主义下机器的使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机器带来的问题。

2 以马克思机器观解读当今人工智能

回归马克思机器观是理解人工智能的重要途径，历史上的机器革命与当今人工智能的兴起存在相似之处，机器的广泛应用也曾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矛盾。马克思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辩证批判对于我们理解和应对当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1 人工智能和机器的“变”与“不变”

人工智能使得生产过程智能化和高效化，它能够瞬间处理大量数据，进行复杂的计算并迅速作出高效的决策，从而大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然而，人工智能改变的是生产力，不变的是本质。人工智能在本质上仍然沿袭了机器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方式，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关系。作为智能化的机器，人工智能只是改变了生产形式，本质依然是资本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以维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存活的技术工具。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机器或人工智能的存在和应用都是为了最大化资本家的利润，劳动者创造出商品的价值，却得到比创造价值少得多的工资，科技所带来的效益并未以同等程度回馈给劳动者，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绝大部分往往以隐蔽的形式被资本家占有。

机器和人工智能都是资本主义用于加速剩余价值的产生和资本积累的工具。人工智能与机器的“变”与“不变”，既体现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也凸显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固有问题。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秩序，因此，我们在赞赏其带来的技术进步的同时，也需关注其带来的社会问题。

2.2 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应用下的潜在风险

马克思机器观曾告诫我们要注意区分机器的本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机器本身并无善恶之分，正确运用可提高生产力，错误使用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马克思深刻思考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问题，包括劳动力替代、劳动者剩余价值被进一步剥削、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等。人工智能是机器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机器的批判思想获得启示，思考当今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应用下的潜在问题。

2.2.1 促使资本集中与技术垄断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机器的应用导致资本和技术的集中，增强了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和市场的控制。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集中化发展也可能导致资源和数据的垄断，大型科技公司和企业掌握着大量数据和技术资源，以此不断扩大优势地位，进一步加剧资本的集中趋势，可能导致科技巨头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控制，并且抑制竞争和创新。

2.2.2 扩大失业与贫富差距现象

马克思警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引发了大规模失业。人工智能的高效性和自动化特性替代了许多传统劳动密集型工作，减少了对人力的需求，导致劳动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人失业或被迫转行，尤其是那些缺乏相关技能和教育背景的人会陷入更被动的就业困境。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还可能导致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少数富裕的资本家手中，资本家从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利润增长中获益更多，并再次投入生产获取更多利润，而劳动者在分配中被边缘化，形成“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

2.2.3 造成数字鸿沟与信息孤岛

在机器时代中，机器的发展带来的便利更多地落入少数拥有资本和机器知识的资本家手中，劳动者很难从机器中获益。在当前的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在執行任务和处理数据方面的能力远超过人类，这意味着只有那些精通人工智能专业技能的人才能从中受益，那些没有及时掌握相关技能的人可能面临就业机会减少、工资增长缓慢、职位被边缘化等问题，陷入数字鸿沟和信息孤岛的困境。在国际层面上，人工智能应用还加大了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需要大量的数据、技术和基础设施作为支撑，这些资源在落后国家相对匮乏，导致当地居民无法享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也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世界市场需求，甚至在数字化经济中被淘汰。

2.2.4 导致信息泄露与算法偏见

人工智能在信息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成为重要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收集、存储和分析大量个人数据，用于进行预测、决策和个性化推荐，如果这些数据被滥用或泄漏，将严重侵犯个人隐私权和数据权益。此外，如果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受到数据中的偏见或人为干预的影响，如种族、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偏见，那么其决策可能造成对某些群体偏袒或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和歧视现象。

2.2.5 诱发法律与伦理道德风险

在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和无法解释的黑盒现象，这使得难以追溯和剖析人工智能系统作出决策的原因。人工智能的法律体系建设往往滞后于其发展速度，这也导致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对人工智能的充分监管和约束，从而引发一系列不公正和歧视性的伦理道德问题。例如，科技巨头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医疗技术进行基因编辑以减缓人类衰老进程或对艾滋病的免疫性、自动驾驶汽车被预先人为设定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作出的道德决策等，都引发了很多社会争议和伦理难题。当人工智能系统出现错误、造成伤害或侵犯权益时，如何追责也成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上的顽疾。此外，在人工智能算法开发上还涉及大量的知识产权和责任问题。

2.2.6 激化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

机器的应用延长了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加重了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同样，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可能进一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自动化水平，降低了对人工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下降，加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控制。此外，人工智能的精准决策和算法驱动使得资本家能够更好地控制和优化生产过程，进行精确监控和评估员工绩效，这种过度监控和评估对劳动者的隐私和尊严构成威胁，同时增加了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

2.2.7 加剧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

马克思指出，机器使人工劳动变得单调和机械化，劳动者与劳动和劳动产品之间的联系逐渐疏离。人工智能的初衷是解放人类，使其从枯燥繁重的运动中解脱出来，去从事更具创造性和实现人类价值的工作。然而，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削弱许多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对社会的认同感、幸福感和公众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加剧人与劳动之间的异化，导致劳动者对工作感到厌倦和失去满足感，也失去了发挥创造力和自主性的机会。

3 马克思机器观对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价值旨归

人工智能是科技不断发展革新的成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趋势，一味地批判或否定注定成为徒劳。人工智能技术是敌是友，关键取决于人类自身。面对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利弊，我们不能简单投以乐观态度，也不能持以消极的悲观主义，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正确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预防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危机，加强对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监管和法治建设，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符合伦理道德和社会价值，使其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服务。

3.1 主动引导人工智能向“善”发展

马克思机器观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决定机器性质的恰恰是人类自身。科学技术应为全人类的进步和福祉服务，而非为了满足少数人的私利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过程中，应积极主动引导人工智能朝着对人类社会有益的方向发展，将人类价值观融入人工智能决策和行为模型，引导开发者和利益相关方认识到社会责任和伦理原则的重要性，使全球的科研人员内心怀着善意，并将这种善意转入到人工智能的开发中，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善”，避免科学技术趋“恶”。鼓励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合作，让伦理学家、社会科学家、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等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和规范的制定，建立合适的法律和监管政策来确保人工智能的合法性、公正性、透明性与安全稳定性。此外，在成果上坚持分配正义的原则，整合全球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人工智能科技的创新成果，使更多人能够受益于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体验到其所带来的便利和好处，消解人工智能带来的数字鸿沟等问题，并不断提升社会公正的程度。

3.2 警惕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失衡

技术理性探索自然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价值理性追求人的主观价值合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相辅相成，以确保对人类无害，人类追求美好世界需要二者的统一。正如马尔库塞所言：“以技术的进步作为手段，人类逐渐成为机器的附属，这种情况在各种舒适自由的生活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科学技术的极致性发展导致了技术理性的泛化，人们对技术盲目崇拜，把技术进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作为社会唯一的诠释语言，当价值理性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被遮蔽，技术理性成为主流的世界观甚至是人们普遍的宗教信仰，技术并不会给人类带来自由，反而会形成一个窒息人类价值和意义的病态社会。因此，在人工智能发展中，我们应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警惕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避免过度追求技术进步而失去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技术革命的终极奥义是为满足人类适应环境与享受更高生活标准的进化需求并为人类带来福祉，而不应是在利益驱动下为彰显个人或组织的技术优越性而营造技术与资本泡沫。人工智能赋能各大行业应用是为了精准解决行业痛点，而不应是单一追求技术创新与资本膨胀的伪需求。人工智能的发展应以人类需求和福祉为中心，过于追求技术进步可能导致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和滥用，而忽视关注科技发展的伦理和价值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建立合适的伦理框架和规范，对人工智能应用进行定期伦理审查和监测，及时发现并纠正价值理性失衡问题。坚持将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结合，保持科学人本主义，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符合人类价值观和社会利益，促进物质世界与精神家园的共同发展。

3.3 确保人类始终作为目的而非手段

人的发展是最终目标，经济发展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若以物质标准作为唯一衡量成败尺度的发展观，只会导致人们过于重视物而漠视人的结果。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伦理挑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科技发展速度与伦理规范的发展速度不匹配，导致了一系列伦理冲突的出现。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人与科技相伴而生，每一代人都在努力寻找与科技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塑造不同的生活空间，人工智能正在创造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的世界，我们需要事先对未来的世界进行治理和规划，确保以工程学思维驱动的未来演进不会阻碍人类文明的长远发展。在面对与人工智能相处的模式选择时，我们应秉持的一个基本价值原则是：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加速社会发展和变革，我们始终要以人为本确定技术演化的方向，始终坚持人的价值和尊严，确保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中人类自始至终都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不能屈从于人工智能自身发展逻辑，陷入到为了强大的智能技术而失去人类主体地位的桎梏中，要通过制定合适的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并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让科技更好地为实现人类解放服务，推动人类社会朝着更加美好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3.4 构建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往往超过了相应法律体系建设的速度，当现有法律无法有效地规范人工智能时，我们需要通过价值和伦理层面的柔性道德约束来为法律规制奠定基础。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需要展开全面的价值权衡和伦理构建。一方面，自上而下的工作是通过价值权衡来制定精细的伦理规制和管理，尤其是在与数据隐私和数据权利相关的伦理领域，需要制定相应的伦理准则和规范，以保护个人隐私、数据权益和公共利益。同时，还需要考虑人工智能在就业、社会公平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解决相关问题。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工作是通过构建伦理价值观，推动企业和其他相关方承担其所在领域中的责任，并付诸实践，这种构建伦理的过程可以通过建立可信人工智能或负责任人工智能体系实现。企业应积极采取措施，遵守相关法律和道德规范，确保人工智能的设计、开发和应用符合伦理原则，以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通过这两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让人工智能的治理在相关法律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顺利进行，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符合伦理原则和社会期望，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和人类社会的和諧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陈飞.资本论的机器观及其人学向度[J].教育与研究，2017，（08）.

[4]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5]刘志毅，梁正，郑烨婕，等.黑镜与秩序：数智化风险社会下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

[6]王彩云.政治学视域中价值理性的回归[J].政治学研究，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