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全球气候变化及治理的伦理研究

薛子悦 余卓尔

摘 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全球气候环境治理从纯粹的生态环境问题转向涉及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学、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社会问题。气候正义是解决气候问题的重要指导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文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深入分析全球气候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逻辑关系，并论证一种建立在人类命运与共的前提下，面对气候问题全人类所需的共同的义务与责任，将有助于突破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的前进方向。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气候正义；全球气候环境治理；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3.24.019

气候正义一直是气候变化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全球大规模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不仅是单纯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已成为一门涉及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学、国际关系诸多层次的综合性社会问题。2017年1月8日，***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勾勒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为全人类贡献了一套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方案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我们不能让这一成果付诸东流。各方要共同推动协定实施，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基于此，建立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及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最终实现利益与责任分配的公平正义，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所迫切关注的关键性问题。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及理论要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党的几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与时俱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系统阐述了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环境与民生、国内与国际等关系，是新时代我国外交工作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共同体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和不同语境下的含义也有很大不同。近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热门话题，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度日益提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继承，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必须研究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生成和发展。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思想内涵和价值追求都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研究，必须对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确立，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却导致原始共同体的瓦解，这样的现象引起了马克思对共同体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人的异化现象的有关问题开始逐渐出现，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变成异己的、与人对立的东西，促使马克思开始发掘和探索个人以及共同体的关系。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形成并不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理论支持和思想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与马克思所倡导的“真正的共同体”并不完全一致，但两者的终极诉求是统一的，并不仅从某个人、某些民族出发，而是关照每个人的幸福和全人类的整体命运，强调要以彼此合作，同时相互促进实现对“此消彼长”“零和博弈”思维的超越。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可能有人的自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中国自古就倡导“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下为公”“亲仁善邻”“化干戈为玉帛”等理念。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在宇宙层面强调天人合一、在国际层面注重协和万邦、在社会层面倡导和而不同、在道德层面追求人心和善，中华民族一直在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此，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认国家间的差异，强调人类的整体性，是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

2 全球气候治理困境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较大阻碍。理论层面上，全球气候正义理论仍存在内在缺陷，条约规定目标实现受阻；实践层面上，在全球气候治理实践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弊端，碳排放空间的分配、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分担、气候变化后果的生态补偿与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分配与再分配，如何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益与责任上的分配等问题亟待解决。

2.1 理论困境

首先，以全球气候正义理论叙事为主线，有着不同理论路径及视角，如功利主义、权利论、义务论，这些理论视角之间存在着争论焦点，是全球气候正义理论的固有矛盾和缺陷。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开放签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尼古拉斯·斯特恩 （Nicholas Stern）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隐含的功利主义进行了相关研究，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思考整体福利来对不同战略和行为的后果进行比较。”注重整体而忽略了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公平减排问题。此外，气候治理的权利论与义务论之间的交叉冲突也证明了重构全球气候正义理论的必要性。

其次，《巴黎协定》并非强制性的法律条文，很难起到制约作用。《巴黎协定》内部建立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模式，具有政治不确定性的特点，是否能够有效执行，并非基于人类命运共同體（集体）的共同利益而承担国家减排责任，而是取决于各国（个体）政治和经济利益。强制性以及激励作用的缺乏，将大大削弱其他国家主体的减排意愿。

2.2 实践困境

各国共建共商共享过程中出现的利益与责任分配不公等不良现象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化进程中，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燃烧大量化石燃料，而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受限的发展中国家却无力承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灾害。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践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碳排放空间的分配、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分担、气候变化后果的生态补偿与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分配与再分配，如何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益与责任上的分配等问题仍有待考量。

3 全球气候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逻辑关联

全球气候正义理论重构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重要途径，确保全球气候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是重构全球正义理论的关键点，三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当前，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共同性的问题，世界各国和人民都应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共同参与治理。2016年4月，175个国家在联合国总部签署《巴黎协定》，创下国际协定开放日签署国家数量最多的纪录，使《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治理进程目前已经进入后《巴黎协定》时代，同时，世界逆全球化浪潮不断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走向新的动荡变革期。英国于2016年进行“脱欧”公投并最终确定退出欧盟，对原本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欧盟产生了较大影响，欧盟内部力量失衡加剧，全球气候治理的进展遭遇阻碍，导致全球气候治理陷入困境，全球气候治理的风险和挑战增加。这些情况充分表明，气候问题不仅属于生态层面，究其本质，气候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伦理的综合性社会问题。

气候正义强调所有的国家、地区和个人在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的同时，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责任。气候正义基本共识的形成是气候治理全球领导力重建的前提。“后《巴黎协定》时代”意味着全球气候治理模式需要从京都时代“自上而下”的强制减排机制转变为“自下而上”+“定期盤点”的自愿减排机制。气候正义的内涵主要指国家行为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气候正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愿意共同克服理论和现实困境，抓住气候变化治理与应对转型的历史时机，落实《巴黎协定》第二款中“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 的目标，并努力把这种共识付诸实践。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与全球气候正义具有理论旨趣上的一致性，中国的国际行为将进一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现实依据，从而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规范性原则。气候正义理论倡导各国之间的平等，主张共同责任，其核心要义是要让全球气候治理更加完善，同时也推动着各国共同合作发展。中国始终秉持着气候正义的原则，积极推行全社会向低碳转型，在2020年6月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2020年度报告）》提到“截至2019年底，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降低约47.9%，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15.3%，提前完成我国对外承诺的到2020年目标，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这也说明中国郑重地履行着承诺的责任与义务，并将人类看作为命运与共的整体。作为现实的、具体的人，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基本利益与他人密切相关，从根本上来说并不能脱离“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在面对全球性的危机时，人类往往都会作为一个整体并呈现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在涉及政治，经济等多元化的背景下，气候正义所推崇的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并不是以意识形态的对立来面对危机，而是对于人正义本性的一种复归，为世界资源的保护作出贡献。

4 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球气候治理不区分国界和种族，各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发展都与生态环境的改善密切相关。建设绿色地球村是每一位地球公民的共同愿景。后巴黎时代，发展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意义重大，中国逐渐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中国主动承担起减排责任，推动全球节能减排，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充分体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在理论层面，我国立足全球多元化的大背景，从自身的气候治理实践和全球气候危机的现实境遇出发，提出了以***生态文明思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气候正义的“中国方案”。***生态文明思想基于国内视野，丰富拓展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国际视角，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又立足于坚实的现实基础，二者共同构成气候正义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实践层面，近年来，中国在追求经济发展层面由注重速度转向注重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动低碳转型，大大增加对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产业的投入，力争在未来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中占据战略优势。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绿色发展，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样本经验。2020年9月22日，***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碳达峰”“碳中和”两大目标，即力争2023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主动承担减排责任，这恰恰是对《巴黎协定》的具体落实。此外，中国还致力于构造伙伴关系型的气候援助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地帮扶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同时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国家、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增强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减少了其不利影响。截至2021年1月，中国已在“十百千”项目下启动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项目、1000个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十百千”项目，未来，该项目将继续推进，有效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中国所担任的角色从变被动参与者为主动引领者，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思考全球生态文明路径，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实践。

5 结语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以***为核心的新时代党中央立足于人类的历史，面向世界提出的“中国方案”，与世界发展大势相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一种跨越国界、跨越地域、建立相互尊重、公平公正、互利共赢的新的国际关系，是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生态文明的探索和实践紧密结合，与全球气候正义理论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皆致力于构建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保护生态、改善环境、共建美好家园，最终实现人与自然而然共生、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将会是二者共同的目标。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参与，中国作为正致力于现代化的发展中的大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中，亟须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贯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占据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主动，为构建环境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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