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40年：他们成就了这座城

从1980年设立特区时不到3万人口，到如今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成为我国最大移民城市，这里吸引了无数人。40年来，从满地黄土到高楼林立，这座城发展速度惊人且设施便捷、治理精细，几乎浓缩了国人对“发达”城市的所有想象。不怕失误，不怕特立独行，不怕大胆突破，就怕没有想法、懒于试错、疲于奋斗。与其说这里圆了许多人的梦想，不如说是敢闯敢拼、勤劳智慧的人们塑造了锐意创新、彰显个性、追求卓越、宽容失败的城市个性和风貌。

这里，是深圳。他们，是成就深圳的每一个人。

拓荒者

1983年春，18岁的杜先芳和几十个同事一起，从湖北荆门出发，前往一个“刚被圈出来的地方”。彼时，距离深圳建市不过4年、设立经济特区不到3年，万丈高楼还处在“平地起”的阶段。

他们是中建三局的建筑工人，到达深圳之后，被分到“国贸”工地。“每天我们去加工厂清点钢材，然后运到操作平台，再进行绑扎。”杜先芳说，刚开始她只知道跟着师傅干活，并不知道自己在参与建设中国第一高楼。

他们住在工地旁用毛竹搭成的简易工棚里，这是早年深圳建设者的集体记忆。比杜先芳更早来深圳的铁路工黄海清回忆：“实在没地方住，只能用竹子搭，夏天高温也没电风扇。”

起初，一条通向广州的单轨铁路、一段连接香港的木桥成了深圳与外界少有的联系。在几近荒芜的土地上，黄海清指挥着30多辆运输车不停往返运送材料。各地建设者、工程兵蜂拥而至，慢慢打通城市血脉。单轨变双轨、木桥变新桥，直到建成贯通内外、纵横交错的路网。

1985年底，深圳国贸大厦宣告竣工，历时37个月，以160米的高度摘得全国第一高楼桂冠。此后，“三天一层楼”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奇迹般地打开了深圳敢闯敢拼的大门。

7年后，邓小平登上国贸大厦，进入53层的旋转餐厅，在此发表了南方谈话中的重要内容。

国贸大厦建成后，短短几年，深圳已开始显现商业发展的“端倪”，吸引着五湖四海跃跃欲试的人们。张庆杰就带着一辆二八自行车从老家汕头来到深圳，用这辆自行车和不多的本金卖水果。在摸爬滚打中走进上世纪90年代，他已经开了几十家小型商场，主营服装和电器。

不久，张庆杰的生意版图拓展到还未开发的南山区。本想在那里开个百货商场的他，发现周围并没有居民，倒是有些没盖好的楼房，索性直接转行做家居建材。“我把很多家居品牌集合在我的店里，像一个超市，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招式”正确的张庆杰从此跟着深圳城市发展路径“开疆辟土”，哪里盖房，店就开到哪里，慢慢建起自己的“商业大厦”。

如今，深圳已不再是名字中“圳”所描述的田间水沟，曾经星罗棋布的鱼塘和村庄被宽阔道路和高大建筑替换。许多和深圳一起“起高楼”的拓荒者选择在这里安家，让自己的人生和这座城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奋进者

1991年的华强北还是工业区模样，厂房遍布。谁会想到，这条主干道900多米长的街区，之后会商铺林立、人潮涌动，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

上世纪90年代的华强北像有一股魔力，任何新式的电子产品一到这里，相关配件、组装、销售迅速聚集，再在全国市场铺展开来。深圳宽松的市场经济环境，加上电子产品市场尚属“蓝海”，似乎每一个元器件都在抛出橄榄枝，只要“入场”，收益显现。商户们马不停蹄地寻找商机，配套产业链，打开市场，一步步将华强北推向行业顶端。

陈海升1994年就在华强北租了店铺，卖录像机、VCD、传真机。“以前很多人来深圳出差，都要带一个电器回去，每天出货量很大，早上还没开门就有人排队了。”后来因竞争太激烈，他转行开了传真机组装厂，可惜两年后厂子倒闭了。重回华强北的他决定进军上游，做电子元器件，他很快发现，“这个市场是真的大”。

陈海升随后见证了小灵通、手机、电脑等在华强北的“高光”时刻。手机市场的鼎盛将华强北推到了浪尖，华强北山寨手机几乎垄断了全国市场。但“极盛”过后，迎来大跌，好在手机商涂皓早有准备，他把目光投向了南美洲。

“早期南美人喜欢全键盘，因为他们习惯按键打字。我就按照他们的喜好设计外观，再装上天线，一拉出来就能看球赛。”靠着对市场敏锐的洞察和华强北完整的产业链，涂皓逐渐在南美打开市场。随着手机更新换代，他也开始开发平板电脑、蓝牙音箱等产品。去年，他的公司销售额达到3亿美元。

涂皓把自己的成功转型归结为“市场推动”。早期的华强北的确赋予了太多人机会，面对“从天而降”的市场机遇，只要勤奋进取，就能带来收获。但随着时间推移，华强北的成功秘诀加入了品牌思维、研发创新、营销方法、战略规划等更高的要求。

“充满机会”是当时深圳每一寸土地散发出来的“气息”，但通往成功的道路向来不只有一条，千万奋进者在各自赛道上施展拳脚，各显神通。

当“陈海升们”在华强北“搅动风云”时，贺鹏麟在汽车修理厂当学徒。他只想尽快提高技术，因为“当上师傅工资能涨不少”。

想法单纯的他在第七年迎来机遇。“有个司机看我活儿不错，懂电路和维修，就介绍我去一家科技公司做GPS安装。”之后他又去了一家生产汽车故障诊断仪的公司，主要辅助工程师进行产品开发。“修理厂修不好的车就找我，全是疑难杂症，我就凭经验辅助工程师找到‘症结’所在。”

2005年，贺鹏麟参加深圳市汽车维修技师职业技能竞赛，获得汽车维修电工第一名，直接取得高级技师证书。2012年，他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没想到高中文化的我能得到这份殊荣。”他说，是城市包容宽松的氛围和机遇成就了自己。

这些年，贺鹏麟一直在研发盲区主动刹车系统，希望解决大型渣土车盲区事故多发问题。经过多次实验，他和团队终于定制出适用于近距离感应的雷达，在驾驶室右侧下方、前方保险杠两侧安装传感器，感应大型车辆起步和右转弯时盲区出现的人和电动车，自动刹车，避免事故。贺鹏麟认为，这就是他在这座城市“奋进的目的和自我实现”，“因为这保护的是每个家庭的平安”。

颠覆者

“我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三维成像和测量，并且我认为（这一技术）将来一定会走进寻常百姓家。”基于这个信念，2013年，光学测量博士出身的黄源浩在深圳创立奥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提供3D视觉传感器硬件和解决方案的公司，起步阶段只有20人，其中5人负责研究芯片。最初，公司每年投入数千万，但产品和收入都是零，最艰难时账上的钱只够维持三四个月。2015年，黄源浩判断在不久的将来，手机也会采用3D摄像头。

他们果断做出了结构光方案和原型演示产品，但国内手机厂商有些犹豫，“毕竟国内外还没有手机用这种摄像头”。转机发生在2017年9月，随着全球第一个搭载3D结构光摄像头的手机推出，短短20天内，国内就有3家厂商向他们抛出橄榄枝。

在手机摄像头领域试水成功后，他们开始在智慧零售、智能制造、AR/VR、智能安防、智慧交通、工业测量等领域拓展，服务全球客户超过2000家。

在资源、产业链和人才大量集聚的深圳，创新变现仿佛触手可及，但多年来，支撑公司前行的还是底层技术的不断革新。目前，黄源浩团队已经在3D视觉感知主流技术进行了自主研发布局，成为全球少有的在结构光、双目、iTOF、dTOF、面阵激光雷达5种3D视觉技术全面布局的企业。

“在消费端看起来颠覆式创新的产品，背后的技术演进都是渐进的。”黄源浩认为，自己不是颠覆式创新者，但他想成为领先全球的技术颠覆者。

有同样想法的还有王建涛。他是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发电机检修主任工程师。1996年中专毕业后，他进入大亚湾核电站维修核燃料装卸系统。2006年，他被调去维修发电机，一上岗就发现，维修发电机定子线棒是个辛苦又容易出错的活儿。

“以前测量它的绝缘状况前，需要把内部水分完全吹干。”王建涛后来说，“我刚参加大修的那次，已经过了10天，还偶尔能吹出点儿水。天天加班加点，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折腾差不多半个月才测量合格。”

那次之后，他开始琢磨专用工具替代人工吹扫。最开始画图、买设备、加工模型，搞了10年电气的他尚能应付，但随后的编程直接让他开始了漫长的学习。10年里他不断改进设计，终于在2017年设计出第五代发电机定子线棒吹扫装置，只用7.5小时就能达到绝缘优秀值。“关键是全自动，不用人整天提心吊胆盯着压力表和操作阀门。”王建涛说。

除了不断改进定子线棒吹扫装置，这些年他还发明了发电机抽穿转子激光安全测控系统、发电机转子多功能模拟装置等，其发明创新共申请国家专利128项，帮助核电站在更加安全的检修基础上提高效率，节省成本。

去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继续在高电压与绝缘技术专业深造的同时，他还负责“发电机检修与试验智能机器人”项目，希望在转子和定子之间的狭小空间内放入检修机器人，更加安全高效地完成这项工作。

“目前全球还没有哪个公司的机器人能实现定子表面清洁、槽楔故障处理、自动换槽等功能。”王建涛说，“我们不是在国外的基础上改进，而是从零开始，因为我们想比他们做得更好。”

梦想者

凌晨3点，城市逐渐“睡去”，陈用发一天的工作才刚开始。熬粥，煮豆浆，备菜……他经营的这家“左撇子早餐店”即将迎来第一波客人。

即使只用左手，陈用发依然准确麻利、动作一气呵成。他并非天生左撇子。1999年，他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来料加工厂工作，右臂不小心被卷进机器，就这样失去了一只胳臂。后来官司打了两年，他才拿到了赔偿。拿到赔偿后，他便联合工友们做公益，向受工伤的打工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疏导，一干就是7年多。

“到2009年那会儿，深圳的法律援助起来了，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陈用发决定做生意。他在龙华区一家早餐店门口租了一小块地卖豆浆，后来又学会了做肠粉，改进汤汁，在早餐店加入了各式米粉和粥，生意逐渐红火起来。

工作之余，他喜欢坐着四通八达的地铁在深圳到处逛逛，看看别的店铺怎么服务、别人广告做得好在哪里。“这里能让我一直学习，视野更加开阔，内心也更强大，我还能更多地去关心别人。”

如今，他的女儿已经在店铺附近的牛栏前学校读书。“我在网上提供社保、居住证和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明后，就把女儿的学位申请下来了，非常方便。”陈用发说，“政府每年还有7000块钱学位补贴，剩下3000多块钱的学费完全负担得起。我现在就想好好在这里生活，重要的是女儿也在身边。”

偌大的城市藏着无数个坚强的“陈用发们”，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安静、踏实地书写梦想和人生。王利军的梦想就藏在上围村，这是深圳一片还未被开发的客家居民村。不大的村庄里，一座座普通的农家小院被艺术家们改造得格外精致。他在村里找了一个带庭院的房子，在这里建了工作室，平时给别人画画，闲暇时就到邻居家坐坐。

“这里祥和得像个乌托邦，出去都不用锁门。但这里的艺术家们也不只是‘闭关’创作。”王利军说，“我们想跟村民一起，把这里建设得更好。”

涂鸦师陈传沛给村里的围墙涂满了墙体彩绘，他比王利军更早来到这里。“我正在做一些乡村活化项目，上围村的经历给了我很多灵感，这里不仅有艺术家营造起来的氛围，政府做的配套设施也很完整。”他说，“很多村庄面临人口外迁、祖屋荒废的问题，但我希望保留本土文化，重新展示给世人。”

每天在外工作之后回到上围村，陈传沛才觉得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这里，看不到城市里的一切，却又属于这个城市，“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能够在这样的大城市有一处安静的交流地，夫复何求呢？”

王利军希望，自己的绘画能在上围村落地生根。“这个城市那么包容，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梦想寄托的地方，而我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