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演变和价值

沈梦想 陈蒙

摘 要： 马克思以批判的方式推进了社会共同体的演变与发展。他借助宗教批判、法哲学批判、市民社会批判等，实现了从西方早期的神学共同体到政治伦理共同体，再到资本抽象共同体的扬弃，最终落脚于以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和物质实践，以自由发展和人的解放为主线，探究了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共同体的和谐指出了方向。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并进一步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吸收和借鉴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批判；共同体；自由发展；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F2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3.06.040

人自诞生以来就以共同体的方式生活。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同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的不同样态的社会共同体，总体上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变。在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共同体”主要是指人的“共同存在性”，即人们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本性。在马克思看来，为了进行生产，人们需要互相结合，基于共同认可的方式，在社会关系的范围内依靠公共空间进行社会生产和人际交往，进而为未来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基础。马克思对共同体内容理解的科学性与他从现实的人和物质实践出发、批判性的探究共同体具有密切关联。因此，充分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并参照其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可以为构建一个真正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共同体提供有益借鉴。

1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嬗变和发展

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和物质实践，展开对宗教、政治和法哲学、市民社会的批判，实现了对宗教神学共同体、虚幻政治共同体、资本抽象共同体的清理和超越，最终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1.1 对宗教神学共同体的批判

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费尔巴哈认为上帝是人类理性和欲望的映射，没有了人类，以上帝信仰为中心的宗教就不会存在，不是思想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想。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宗教的世俗基础，认识到现实的人、现实的自然界的世俗作用，关注点由上帝和神灵转变到现实的人和世界。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人与人之间是以爱、友情和理性等为纽带而进行社会交往的，这是一种以感性的人为基础建立的“爱”的共同体。然而，费尔巴哈理解的人只是理性的人，不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建立的“爱”的共同体也是抽象的，人不能在共同体中从事现实的物质活动。因此，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地方在于，他将费尔巴哈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关注转移到对人感性活动的认识上来，立足于现实的人和物质生产，摆脱抽象理论的外衣，使物质生活和实践活动成为其宗教观的现实来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提到：“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宗教作为异化了的力量，是现实政治统治的苦难根源，其“利益理论”巧妙地为德国统治阶级服务，表面的宗教信仰自由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是在统治阶级范围内才成为可能。在意识到宗教神学的虚伪性之后，马克思揭露了彼岸世界的存在是因为此岸世界的不合理现状。至此，政治共同体作为压抑个人自由的工具进入马克思的视野。

1.2 对虚幻政治共同体的批判

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时期，通过对原子偏斜运动的研究，打破定在的直线运动，就已然突显出对自由问题的重视。在《莱茵报》时期，他又转换视角，集中于国家和法权关系的批判。通过对书报检查法的分析，马克思认为法律虽然是普遍规范，但这之中的自由是与个人无关的、理性的存在。同时，马克思注意到林木盗窃法体现的只是理性国家的伦理规范，不能解决物质利益的问题，关注点逐渐由理性范畴转移到社会利益的问题上。他对现实社会进行的研究，致使其得到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黑格尔理解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深陷绝对精神的泥潭之中，国家作为第一性的存在，具有至上性、无限性的特征，市民社会作为精神和概念的产物，由现实的国家和理性观念决定，由此，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不是走向了同一，而是呈现尖锐的对立。在王权领域，国家意志和人民公意以君主和人民的对立呈现出来；在行政权领域，同业公会和官僚机构促使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互分离；在立法权领域，国家和政府决定的普遍事物致使人民远离对政务的参与。因此，马克思批评了黑格尔的国家观，认为他的国家观是颠倒的，国家被神圣化了，法律作为国家正义原则的体现，也只是为统治者服务，政治共同体不过是特殊制度和特殊利益的人格化。因而，马克思主张向封建专制制度开火，消灭使人非人化的现状，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制。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只是形式上的政治自由和法律平等，宗教信仰和文化教育程度的差别以及财产私有的存在巩固而非缓解了政治和法权上的不平等。实际上，政治解放建立的是虚幻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过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和技巧实现有产者阶级对贫苦大众的奴役，个人在政治共同体中不是获得了自由和解放，而是丧失了否定性的批判意识。

1.3 对资产阶级抽象共同体的批判

资产阶级的共同体重心在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独立的领域，致力于逃离虚幻的政治共同体，摆脱国家的强权控制，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然而，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冲突，阻碍了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促使现实的劳动者变成了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于是，马克思针砭时弊，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化身的政治经济学展开了深入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指出在以“货币—资本”为支撑的经济层面的抽象共同体中，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互为因果，社会分工和资本逻辑驱使人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达到极致，由此，人的需求自由受到了抑制，仅仅追求单向度的物质欲望。在劳动异化致使人丧失了本质力量的情况下，劳动生产不仅使人受到剥削奴役，还使人下降为物品，沦落为工具。丧失自主意识的劳动者陷入到人对物的依赖的异化现状中，在利益共同体中人人皆成为抽象的“经济人”。生产过程的扩大引起了产品的交换，一旦有了交换，就有了超过占有的直接界限的剩余产品，资本家借助工人的劳动生产，不仅在生产过程中无偿占有其剩余价值，而且在交换过程中以价值增值为目的，利用剪刀差的办法，凭借自身掌握的支配权满足了私人需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加鲜明地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辩证地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和价值、生产和消费等关系进行研究。通过批判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揭示了抽象的共同体本质上仍是有产者阶级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对现实的人的盘剥，资本家的任意剥夺实际上毁灭了大多数人的生存和自由。因此，抽象的资本共同体不过是人类自由发展的新的桎梏。

1.4 建立人的自由发展的真正共同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不过是被异化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历史中存在的共同体同样都不是真正的共同体，他们或是维护封建制度，或是维护私有财产，共同体不过是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压迫的“合理”承认。为此，马克思主张超越这些抽象的共同体，扬弃阶级对立和私有制度，建立以实现人类解放为宗旨的真正的共同体，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它失去阶级属性，劳动者借之向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方向发展。劳动效率的提高，工作时间的减少，产品的自给自足，人们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多，自由个性得到全面发展。此外，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再是异己的、不平等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由于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人们实现了在共同体中的团结合作，自由平等。在生产力极大发展和消灭了社会分工的前提下，没有了剥削和压迫，随之，阶级和阶级对立不再存在，国家也将消亡，个体打破地域局限，成为世界性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人与人之间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致力于追求普遍的共同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幸福的真正共同体，是实现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结合的助力于人的自由发展的共同体。

2 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思想的价值

2.1 理论价值

首先，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批判了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入手去理解人的类本质，认为人是在共同体的生产和交往中改变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早期的神学共同体、政治伦理共同体，都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使个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受到限制。马克思对神学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批判，揭示了宗教、国家和法律本质上维护的是封建专制统治，它们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的真实面目。宗教作为麻痹个人的毒药，致使人们在彼岸世界中寻找人的解放。国家和法律作为工具理性的产物，致使人们陷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漩涡中，被迫接受现存社会的统治。在马克思看来，在这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共同体中，人是离群索居的，这与现实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本质相悖。因此，旧有的社会共同体并没有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反而变成了另一种更为隐蔽的枷锁和桎梏。

其次，个人和共同体的矛盾不断升级，在资本的抽象共同体中达到高潮。资本的推动使个人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社会联系中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在标榜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可以发挥个人才能，借助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契机，自由地从事劳动生产。雇佣劳动的存在，要求独立的个人参与产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人的依赖关系便褪去了，人与人之间进行等价交换的自由也实现了。然而，这一切只是劳动者表面获得的自由独立，它掩盖了本质上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对于个体劳动者而言，他们拥有的自由不过是出卖劳动力给哪个资本家。资本的膨胀进一步加剧了个人和共同体之间的分裂，最终物与物的关系暴露无遗。在这种抽象的共同体中，掠夺性的资本是普遍性的力量，个人的自由是一种特殊性的力量，特殊性受普遍性支配的实际情况割裂了两者的统一，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解放越来越难以实现。

最后，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致力于建构人与共同体融合的真正共同体。“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它在推动实现个人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时，以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为纽带，探究了人的前途命运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的共同体必然会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真正的共同体以劳动者劳动的自由、交换的自由、消费的自由为特征，以人的自由时间增多、自由个性发展为价值追求，把握人类未来的命运走向。至此，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将变为个人在共同体中的个性和才能的自由发展。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以共同体为平台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解放，共同体以个人为基本元素追求实现共同体的不断完善和提升，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不再划定谁处于优先地位，或者哪一方才是实现另一方的工具了，两者之间实现了真正的融合。可见，在致力于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过程中，马克思坚持现实性和历史性相结合的原则，展现出对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目标的人道主义关怀，为人类未来的命运发展提供了指导。

总之，在马克思的理想追求中，真正的共同体是超越了物质财富的单纯占有，在个人互动交往和资源共享的人类社会中，实现的物质和精神等多重维度的自由平等。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成员，私有制导致人与人、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被扭曲，阻碍了社会成员建立亲密的、平等的、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关系。为此，马克思主张重新理解私有制，批判抽象的人际关系，真正扬弃私有制，进而在真实融合、亲密贯通的人际交往中寻求资源共享，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2.2 现实意义

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社会主义的共同体对于实现生产力极大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共同体起到促进作用。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生产力總和稳居世界第二，以共同富裕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共同体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强调全体人民、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共同参与生产，富裕追求社会有效合力，物质和精神都富足，致力于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共同体以公有制为基础，实现了大多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区别于西方国家以经济剥削为特征的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传承和发展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望，稳步推进脱贫攻坚事业，致力于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大力缩减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带领全体人民辛勤劳动、诚信劳动、共同奋斗、共同合作。尤其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积极实施内需战略，大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扎实推动数字经济和智能化建设，依靠自身广阔的市场潜力既拉动了内部需求，又扩大了对外开放，在消费内需的可持续性、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中彰显出了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必然性，牢固树立了大国发展的经济优势。事实证明，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有利于汇聚广大人民的磅礴力量，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共同体，增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后发潜力。

共同富裕，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一直秉持的理念，是衡量共同体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然而，资本逻辑的运转促使消费需求不足，收入分配不公平，背离了原来的初衷，为此解决这种种问题，迫切需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调高、扩中和保低，构建橄榄性的分配结构。中国的分配制度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相结合，初次分配作为基础，通过市场调节的作用，决定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再分配由政府主导，通过财政和税收等方式，决定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的利息和利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原则，加强了惠民性、便民性的基础服务，体现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然而，市场和政府的调控，在提高居民总体收入的同时，却也带来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实际存在的4亿数量的中等收入居民，比例过低，难以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为此，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内容，把握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作为分配制度的补充，三次分配成为我国实现社会公平、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工具。

三次分配，一种新型的分配模式，社会主体在伦理道德的驱动下，以公益慈善的形式，自愿为低收入群体捐赠。三次分配展现了个人内在的向善价值，体现出个人追求自由发展的本质，超越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强制的局限。社会主体的非单一性，致使其在医疗、教育、扶贫、就业这些关系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给底层低收入者特定的、精准的、优质的多样性服务与保障。先富帮后富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步骤，三次分配则是实现先富帮后富的具体形式，借助于三次分配，慈善组织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全体成员尽己所能的帮助贫困群众有效处理突发事件和生活疾病，济困扶弱的志愿行为，使困难成员享有了适宜的改革发展成果。因此，为了更好发挥三次分配的作用，解决大多数人的生产生活问题，实现更高质量的共同富裕，政府有必要在创造和增加集体财富总量的同时，合理地分配“蛋糕”，调节和规范居民收入，不断缩小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为广大居民实现高质量、高标准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同时，政府有必要精心布局，统筹谋划，继续加大对慈善事业的监管，利用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发展，培养更多专业型人才，提升其专业服务能力。只要全体成员人人出力，久久为功，中国必将能在不久的未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共同体。

3 结论

马克思在批判性视域下，立足于现实的人和生产实践，深刻的把握人的自由本质，为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起点。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全局、秉持大义，维护共同利益，创造性地提出完善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倡议，这给予我们很多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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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新华社，202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