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城市视角下的城绿融合研究——以南京市明城墙为例

赵 岩，李浪子，朱 婷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南京210037）

引言

“融”，本意指固体受热变软或化为流体。晋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中提道：“孱水出孱山，其源出金银矿，洗，取火融合之，为金银。”[1]“融合”，即融化汇合，指两物体如熔化那样融成一体。“城绿融合”（urban-natural integration）即城市客体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吸纳与连接，并达成一体。城绿融合的发展，一言以蔽之，便是人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探寻如何更好地以自然调和都市环境。

21世纪，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物种多样性减少等环境问题，城市人口急速增加，城市问题不断凸显。作为新的理想型城市——“公园城市”（park city）是21 世纪风景园林新的坐标与方向[2]，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新阶段。本文试图梳理出近代城绿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史为镜，展望未来，对新时代公园城市背景下的城绿融合廓清时代责任。并尝试以南京明城墙为例，探索在公园城市视角下城绿融合的策略体系。

1 城绿融合的发展

工业革命后，封建秩序逐渐瓦解，绿地所有权在全球范围内被重新支配，公有绿地代替私有花园成为城市主要绿地形态。“花园”到“公园”的演变，反映了城市绿地景观由关注少数人需要的传统空间向关注社会大众生活的浪漫主义转向。至此，自然空间开始破除围墙的禁锢，走向与城市的融合。

1.1 城市公园时期

工业革命后，由政府出资兴建或私园改建并向民众开放的公共绿地雏形形成。这一时期，自然主义运动兴起并成为主流，以英国为代表的风景式造园打破了规则式造园[3]。自然景观取代建筑成为花园主体，“绿色”从幕后走到台前。19世纪中叶，英国率先掀起城市公园运动，并进而影响诸多国家。其中，在约翰·纳什（John Nash）和汉弗莱·莱普顿（Humphrey Repton）合作完成的伦敦摄政公园群规划中，将摄政街贯通联系北部自然式风景园的摄政公园和南部经改造后的自然式风景园绿园和圣·詹姆斯公园。摄政街这条轴线连接了南北两片公园，并且统一组织了轴线周边的建筑、广场、农田等。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认为仅靠公园单体难以改善城市，设想把城市公园中的马车道延展到城市当中，并由此发明了公园路。在法国巴黎城市改造中，阿尔方兴建城市公园时，为了将公园融入城市环境，将公园向城市打开，园林中和街道上的景观得以呼应，公园的边界消失[4]。而在中国近代城市建设中，自古以来的因势利导的城市建设留下了优良的绿色基底，如南京城背靠玄武湖、紫金山的发展态势，杭州城集江、河、湖、山于一城的城市格局以及重庆山地城市的空间地貌等，自然环境一直是城市营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体系的更迭，风景园林突破阶级界限。但是无论是依山水建城、兴建城市公园，还是消隐公园边界，此时的园林功能仍旧以美化为主，公园绿地更多是市民接近自然的开敞空间。视觉上的审美要求是驱动人们兴建公园的主要原因。整体来看，以点状或块状为主的城市公园规划在空间形态上占据主导位置。

1.2 都市公园系统时期

20世纪初期，在进步主义改革者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等人的主持下全面改造了波士顿公园[5]。改造中利用河流、湿地、滩涂等因子所限定的自然空间将数个公园连成一体，形成美丽的城市项链。这种带状绿地具有较长边界，与周边城市空间接触界面更广，形态上促进了城市与绿地的融合。20世纪中叶，生态主义运动兴起。以麦克哈格（Ian Mc Harg）为代表的生态学者针对西方国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城市问题进行反思，提出了大量生态主义思想与理论，掀起一片热潮。其中，在公园系统之上发展出绿道（greenway）理论，强调整体性与连通性，以期建立一个相互联通的多层次网络[6-7]。景观生态学理论在麦克哈格“千层饼”规划模式的基础之上，强调水平生态过程与景观格局之间的关系，研究多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空间格局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提出“斑块（path）—廊道（corridor）—基质（matrix）”空间模型[8-9]。这一时期，城绿融合已经超出了绿地为市民接触自然的空间载体这一功能目的，发挥出抑制城市无序发展、改善人居环境、保护地球生态的职能。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意识到环境的可持续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密切相关。对人居环境的改善被推上了台面，风景园林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城绿融合也必然要走出视觉上的绿化和美化。尊重自然规律，以生态化手段改善城市环境也是其应有之义。

1.3 景观城市时期

无论是城市公园还是公园系统，这种点线结合渗透式的城绿融合，在形态和手段上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整体而言，自然环境与城市设施之间仍旧是泾渭分明的两种物质环境。公园在城市空间中的比重长期处于较低值，城绿融合表现在对高密度城市的稀释，而在细部尺度上发生于“城”与“绿”的交界地带。这种以“点—线”为主体构成的网状公园系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园资源布局的空间不均。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钱学森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的第一人，他认为城市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山水城市的设想是中外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城市园林和城市森林的结合，主张将中国传统园林的精华自如地运用到城市规划中。这个观点体现出城市是自然生态与人文社会有机融合的思想[10]。查尔斯·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是景观都市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们尝试以景观的视角审视城市空间，提出加厚的地面（thickened ground），认为城市是自然力在地表作用下加剧“隆起”而形成，是自然过程的混凝土表现形式[11]。景观既是表现城市的透镜，又是建设城市的载体，景观取代建筑成为当今城市的基本要素[12]。

无论是景观都市主义中的景观视角，还是中国传统园林空间的生态智慧，将自然与都市建设有机融合，描述了当代城市化进程中一种对现有秩序重新整合的途径。将景观作为载体介入城市结构，成为重新组织城市形态和空间结构的重要手段。自然环境借助景观这一载体得以植入城市空间，一个以景观作为最基本要素构成的景观城市[11]成为自然环境与城市融合的典范。

2 公园城市视角下的城绿融合

随着时代变迁，通过创建系统性绿地空间、延展绿地价值、改良城市规划方法等在价值观与方法论层面不断更新融合的模式与手段，城绿融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1世纪的今天，公园城市（park city）理论以其前瞻性适应了时代的要求，被推上了台前。自诞生之日起，公园城市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公园”之于“公园城市”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其核心价值不在“园”，而在“公”[13]。在中国的城市建设语境下，“公园城市”借鉴了西方城市公园系统、田园城市等经典理论，继承中国城市的发展沿革，摈弃传统填空式绿化，将城市纳入自然，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实现“城在园中建，人在园中居”的规划模式，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14-16]。保证公园“生态福利”分配的均等化、城市人居环境生态化以及生产生活生态人文四维空间的高度融合[10]。

基于此，公园城市时期的“城绿融合”不仅要延续城市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对城市的美化，还要对生态与人居环境的改善作用，肩负起更多的时代责任。城绿融合如何发展，应具备以下几点要求：（1）健全的区域生态格局，城乡融合；（2）集约高效的土地利用，倡导以景观都市主义方法论体系塑造城市空间。（3）强化公共性、人文性，体现人本精神；（4）减少行政机会成本，探索共享共治的发展模式。

3 南京明城墙城绿融合体系探讨

3.1 南京明城墙基本情况

南京市城墙建设最早可追溯到六朝时期（317—589年），几经朝代更迭，至明朝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兴筑明城墙，形成“宫城—皇城—京城—外廓城”四重城垣。现存明城墙即保存较完好的京城城墙，呈现“东连钟山，西据石头，南阻长干，北带后湖”的城墙格局。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城墙逐渐失去其该有的防御功能。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城墙价值认识不清，拆墙运动骤然兴起，南京明城墙也受到波及。目前来看，城墙总长 35.267 km，保存较完好的有 25.091 km，遗迹（地面有4—5 m以下高度）、遗址（地面无城墙）共10.176 km[17]。从形态上看，城墙呈线性带状并成环，结合护城河与城墙绿带建设，成为南京市区重要的生态廊道以及市民休憩娱乐的城市开放空间（图1）。其特殊的空间形态、独特的城市地位与生态价值，为城市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提供了先天优势。

图1 南京明城墙绿带平面图

表1 城绿融合的发展演变

强化城市与城墙自然空间的交叉融合，创建公园城市，将极大有利于南京历史老城的生态转型，激发城市活力，提升市民公园生态福利的获得感和城市生活的幸福感。借助南京历史老城的山水基底，以明城墙为切入点，结合城墙绿带形态优势，探讨在公园城市视角下，城墙在推动城绿融合中所面临的阻力及改进策略，将有助于南京城山水格局的回归。明城墙绿带作为南京市重要的生态通道，不仅体现在绿带在市中心的区域位置，还体现在依附的山水骨架。宏观尺度上看，明城墙绿带作为市中心重要的生态廊道，与其他绿色基础设施之间连接度弱。对本体而言，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以及放射状的交通网络将城墙绿带切断，城墙绿带本体的连通性也大大降低[18]。微观尺度上，空间品质粗放，不同区段位置开放空间的设计布局大体相似，文化符号堆砌严重，对周边不同人群、活动需求响应不够。除此之外，天然地势因素及与周边交通设施缺乏联动导致可达性差、城市设施遮挡城墙天际线挤压可视范围、空间管护成本高昂等管理上的问题也值得关注。这些问题错综复杂，亟需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2 城绿融合策略体系的构建

3.2.1 有机溶解：健全区域生态格局

城绿融合应首先着眼于区域生态格局。明城墙绿带作为市区重要的生态线性廊道，串联了玄武湖、紫金山、石头城等重要生态斑块，其自身已具备较良好的生态基底。但是从整体格局来看，与长江绿带、青龙山、牛首山等周边大型公园绿地之间的连接度还较弱，城墙绿带生态系统与其他绿色基础设施之间存在割裂。首先，需着重统筹规划城乡公园系统，在对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的保护与建设下，加强城市绿色线性廊道建设以使城墙绿带与之贯通；其次，借助旧城改造、城市更新等途径增加更多诸如社区公园、街头公园、口袋公园等“绿楔”或“踏脚石”，使城墙绿带与周边其他绿色基础设施连接；最后，注重生物多样性建设，结合部分人迹罕至的特殊地段建立大型生物保育基因库，在一般性地段则重点考虑不同物种栖息地保护与恢复性建设，从生物链角度弥合城墙生物圈生态的裂缝。如在人迹较少的紫金山段，依靠紫金山生物圈生态系统，建立大型生物保育基因库。而对于玄武湖段的建设，可重点恢复玄武湖岛屿生态系统，部分限制岛屿中人的活动范围，制造湖心岛浅滩湿地，以形成鸟类、鱼类、虫、虾等多样物种栖息地。

对城墙本体而言，还须注重绿带本体的连通性。城市交通设施的发展与城墙绿带系统性构建之间似乎是个悖论，曾经贯穿全城的城墙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道路等城市设施切断，导致城墙绿带所特有的绿色生态廊道出现了多道裂缝。基于公园城市的建设视角，协调好城市交通系统与绿色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在处理因道路贯穿而切断城墙绿带连通性的问题上，探索除穿墙打洞外的多样性的解决方案。如在一些穿越山体地段城墙建设采用骑山与架山的模式，因势利导，采用平交隧道的模式可避免道路与城墙的冲突；而在地势平坦地段，采用隧道下穿模式则较为适宜[17]。总之，通过小型公园、线性廊道等强化城乡公园系统之间的连通性，协调城墙绿带与其他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保护并恢复生物圈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套系统且健全的绿地生态系统。这套系统让绿地自然空间渗透进城市空间，城墙自然空间也得以有机溶入都市场所。

3.2.2 特色整合：营造绿色城市项链

城绿融合应强化空间的景观性与人文性，营造城市公共生活的发生器。南京明城墙不仅是南京城市变迁的见证者，也是市民生活的重要载体，是南京的城市名片。南京明城墙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不断萌发的平民精神，是城墙绿带的精神之魂。围绕城墙所衍生的历史事件、文化传说以及如今城墙在南京市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空间利用方式等都可成为城墙绿色空间改造提升的文化养料，形成南京城中历史性与平民性相杂糅的公共场所。因而，在空间营造与景观构建上传承并凸显城墙特有的文化特色，可从物质空间点缀文化符号来烘托氛围，以合理的功能空间布置激发市民活动，以及基于历史典故的文化故事营造文化场景3个方面构建文化空间。

“出门见绿、开窗见景”是公园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然而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粗放型城市建设虽然满足了城市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但是往往容易忽略精神审美趣味，城市变成了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建筑森林。让城市融入自然山水之中是宜居城市的重要条件[19]。对公共空间的美化与优化将活跃城市气氛、提升幸福指数[20]。强化城墙公共空间的景观性便显得极为重要。因此，除延续在地文化、打造特色的文化基底之外，城墙绿色空间品质的提升、空间的有效利用与精细化建设也须纳入规划。须在微观尺度上注重高效、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建筑屋顶、建筑立面、灰色基础设施等进行美化，并对内部及周边城市街道、闲置或废弃等用地生态公园化。正如钱学森所倡导的，应将中国传统园林的精华自如地运用到城市规划与设计之中。以景观的视角看待城墙绿色自然空间与城市系统之间的关系，将以混凝土、单沟覆盖为主的城市地表，向以自然秩序运转的生态地表转换[2]。在高密度的城市建设发展之下，南京城龙盘虎踞的城市格局逐渐消隐。只有摈弃粗犷的建设路径，以公园城市视角强化城绿融合，构建以城墙为基础的绿色城市项链，其自古以来的襟江带湖、龙盘虎踞的传统山水格局将得以回归。总而言之，以城市“绿色项链”为物质载体，以城墙文化为无形脉络，“文”与“绿”的结合将串联起南京历史老城独有的城市项链。

3.2.3 空间重塑：体现人本精神

城绿融合的城市，也是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城市，是现代性的，也是人本性的，须明确市民生活的重要地位。保证生态福利均等化、增强人民城市公园的获得感也是公园城市建设的重要目的。城市开放空间的服务范围关系到市民能否公平享有城市生态福利。目前的城市公园建设，增加绿地自然空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绿地空间布局的不均，但是，公园系统的围墙建设与极少的出入口设置阻碍了市民的参与，可望而不可即是市民休闲生活的常态。以明城墙的高大背景墙为主体的空间形态是重要的市民生活场所，构成了市民的老城记忆，以玄武湖、紫金山等大型生态绿地斑块则是市民闲暇游玩感受自然的重要载体。这些场所具有的平民性吸引了大量市民参与，但可达性的缺失削弱了它的社会价值。城墙绿带建设在城墙绿带可接待游人量范围之内，应保证城市居民对自然环境有较强的可达性，确保公平性。

可达性的提升可从视线可达、空间可达两方面加以考虑。视线可达宜在景观布置上将横向城墙绿带规划与垂直城墙的纵向道路、视线规划相结合，以使城墙景致与周边街道视线贯通，扩大城墙之于周边环境的可视范围，消隐公园边界，将绿带自然景色融入到城市街道视线体系之中。而空间可达，则应合理组织交通，最大化地破除围墙的限制，增加出入口，扩大15分钟步行可达范围；将城市绿道网络与城墙绿带衔接贯通形成基于全城尺度的系统性的绿道网络，公园系统将借助绿道以触角式向城市蔓延，使得市民有了更为便捷的步行通道，增强步行体验；另外在细部设计上，倡导人性化的设计理念，通过合理的设计手段处理诸如高差、台阶、车流冲撞等问题，优化盲道系统，鼓励残障人群的公园参与。以人为本的空间设计，提升城市温情是公园城市视角下城绿融合建设的应有之义，将极大提升人民的幸福感。

3.2.4 共享共治：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公园城市时期的城绿融合应探索符合时代特征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城市是全民共享的，人的使用是场地焕发活力的关键因素，无障碍设计基础上的通用设计[21]是公共空间真正“公共”的重要保证。南京明城墙自然空间全长可达35.267 km，环绕城市中心，其超长边界及齿状交叉的空间形态与多个城市功能区产生多样联系。如城南老城、明故宫及清凉山三大历史片区，东部以居住区为主的老旧社区，以及西南、北部新城等，皆与城墙绿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明城墙开放空间布置、功能布局以及细部设计中，应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空间时段人的生理及心理需求，尤其要注意老人、儿童、残障等人士的使用需求，形成不同人群共享的城市开放空间。

城市是需要共同治理的，高效的治理模式将推动城绿融合的进程。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背景下，认为只有明确的“公共化、公园化”的自然地带才能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作为商品的土地只能因其短期经济利益而存在，其生态价值是被忽视的[13]。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土地性质在土地高效集约利用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但是，当今城市治理中的行政机会成本问题仍值得关注。在对城市及区域生态格局、对市民公共利益有影响的土地，政府应严格保护控制，防止过度商业化。另外，制定富有远见的规划和健全的法制，鼓励民间团体参与城墙建设，激发市民参与，探索诸如市民共治等多样途径是接下来城墙保护与公园城市构建上的重要着力点。总而言之，城市与自然空间的融合不是城市和绿地的简单相加，而应突出人的地位价值。增加人的参与，尤其是弱势人群的参与，激发市民的治理热情，强化城墙物质环境的共享共治精神，是新时代城绿融合建设必须统筹考虑的事项。

4 结语

“城绿融合”的发展，不仅表现于外在形态，还体现在服务对象的大众化及所承担的环境责任。工业革命至今，城市化浪潮拓展了城市空间，却没能有效提升居住环境。城市与自然不是对立的两个极端，而是营造宜居家园的两个重要手段，如何运用好两个手段伴随着城市建设探索过程的始终。公园城市以其区域宏观尺度的生态视角、微观尺度的环境改善与普适性的人本价值，为城市建设提供新的思路。新时期的城绿融合，要求都市人居环境改造不仅要从形态上打破两者的界限，模糊两者的分野，出门见园、开窗见景，城市仿佛在公园内；还要求城市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融合并能和谐运转；推崇人本性，激发治理的公共性，突显出物质环境所应蕴含的平等、民主的现代精神。

城市建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新城建设固然较为易于公园城市的实践，推动城绿融合，但是旧城却是存在的大多数，在旧城往往也存在更大阻力。促进旧城的城绿融合便更有其实践价值。得益于自古以来的山水格局，南京城的城绿融合建设有着优良基底。本研究以南京明城墙为切入点，探讨在公园城市视角下，以景观手段将南京明城墙绿带有机溶解入都市空间；再以文化特色进行整合凸显场所精神；结合可达性改善、人性化的空间设计与更加科学的治理方式，达到“人—城—园”的和谐统一，实现城市与城墙绿带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