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根固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试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

曹昌智，胡 燕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北京 100835）

引言

中国传统村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聚落遗产群。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彰显出城市文明无法替代的价值。2012年以来，经过全国范围大规模的传统村落调查认定，迄今已有5批6 819个村庄被纳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相继公布了7 313个省级传统村落。党和国家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有效遏制了古村落迅速消失的状况，对保护传承华夏农耕文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毕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不仅缺乏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而且迄今尚未完全形成社会共识，理论研究滞后，思想认知缺失，不了解中国传统村落的内在价值以及保护传统村落的本质内涵，不知道应当秉持怎样的理念保护传统村落，如何才能留住乡愁，深根固本，从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各地在实践探索中普遍出现了一些类似的困惑和问题，导致保护发展举步维艰。这是现阶段制约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症结所在，也是本文尝试论述破解的重点和难点。

1 中国传统村落根植于中华民族农耕文明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耕文明国度之一。据考证，早在7 000多年以前，华夏先人们就开始种植稻谷等农作物，造就了举世闻名的河姆渡文化[1]。这一时期不仅在农业生产上有四大发明，创造了审时相物的物候历法、巧夺天工的传统农具、伏魔降龙的水利、择精取华的育种技术，而且还著有《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多种经典农书。这些农书总结了先民农耕劳作实践经验和真知灼见，给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华夏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和生产方式集中体现为农桑并举、男耕女织。随着生产力的逐渐提高，古代先民从最初穴居或巢居，转而营造赖以安身立命的庐舍。先秦时期“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城郭内外有邑、野之分。“在野曰庐，在邑曰里”“春令毕民出野，冬则毕入于邑”[2]。有关古老村庄聚落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沟洫志第九》，说明最迟在战国时期村庄聚落就已出现[2]。古村落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既是中国古代先民的栖身之所，也是先民从事农事活动的劳作所在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所有需求均从古村落投向社会，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在古村落走向成熟。中国的村庄聚落自古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融于自然，自主衍生。村庄聚落绵延不断的存续壮大依赖于人与自然之间的适应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规则和族群秩序。古村落厚植滋养了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熏陶出了中国历代名人贤士、国家栋梁，以及民族楷模。翻开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就会发现，从古代村庄聚落中走出了难以数计的彪炳千秋和才华横溢的旷世人杰，深刻影响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古村落根植于中华民族创造的农耕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泉。在岁月漫长的农耕文明社会，先民们一以贯之，始终秉持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思想理念，世代相传着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恪守着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这是传承至今的中国传统村落灵魂所在，也是保护传统村落的根本价值所在。

古村落将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渗透在堪舆选址、整体格局、历史风貌和民俗文化方面，使之成为传世祖训和家训，不仅广泛采用石雕、木雕、砖雕、书法、绘画、剪纸等多种艺术形式，刻上庭院门头、正房匾额、廊柱楹联，而且装饰在建筑构件上，张贴于墙壁和门窗，处处营造出厚重的传统文化氛围，久而久之在起居生活中沉浸熏陶，尤使子孙后代耳濡目染，接续传承绵延不断。古村落通常顺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半径规律，形成房连房、户连户、村连村的特征。但是无论地处何方，都彰显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规圆矩方、孝悌忠信、诗礼人家、书香门第、耕读勤俭等华夏农耕文明独有的精神标识。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村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文化沃土，对保护传承和延续发展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价值，非城市文明所能替代。

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也需要大量农村土地用于城市建设发展。这一过程就是城市化。在中国，除解决工业化发展需要的农村的人、地以外，最重要的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即三农问题。只有减少农村人口、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才是国家长久之策。因此，基于本国特殊国情，城市化称之为城镇化。中国意识到促进城镇化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3]。1978年城镇化率只有17.9%。随着国内经济迅速增长，90年代城镇化进程进入快车道。2000年城镇化率增长到36.2%[4]，2019年猛增到60.6%[5]。在此期间，中国城镇化率的统计口径与国际接轨，将原来按城镇户籍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例，改为按照城镇驻地人口占比计算。于是在加快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中，某些省市领导为了凸显政绩，“拔苗助长”，片面追求城镇化率指标增长，只化地不化人，采取撤村并镇和撤村并城的措施，强制拆除许多古村落，一味扩张城市规模，并通过土地有偿出让的方式增加地方土地财政收入。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自然村落从360万个减少到270万个，相当于每天减少245个村庄[6]，对农耕文明传承造成极大冲击。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传统村落数量和城镇化率进行比较，发现城镇化率越高的地区，传统村落数量越少，农耕文明遗产损失也越大。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农耕文明的物质载体，大量古村落遭到如此迅速的损毁，必然导致农耕文明失去存在的基础，动摇中华文明的根基。中华文明能否保护传承下去是一个大问号。

这种状况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把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7]，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中央财政还安排100多亿元启动资金来专项支持传统村落保护。这对保护传承中华农耕文明无疑是极大的推动。

2 中国传统村落蕴藏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文化内涵层面深入发掘和认知中国传统村落的价值，是坚定文化自信、唤起社会增强传统村落保护意识、留住乡愁的先决条件。众所周知，中国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初衷，是遏制城镇化进程中肆意迁村、并镇并城的错误倾向，抢救濒危古村落，稳固华夏农耕文明根基。这场拯救行动的主体是政府，规模和力度之大史无前例。然而突然铺天盖地全面展开，来不及认真研究和界定传统村落的概念、价值及其保护发展的本质内涵。相当多县、乡（镇）政府申报中国传统村落，目的是争取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资金补助，并未认识到保护传统村落与传承华夏农耕文明的必然关系，调研申报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具有村落主体地位的广大村民，被政府“越俎代庖”边缘化，乃至不知情、未参与。尽管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已写进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献，但8年实践表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仍面临诸多困惑和困难，方向不明，步履艰难，以致在许多地方无人问津。实践表明，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价值的发掘、研究和阐释，唤起全社会保护传统村落的意识，迫在眉睫。

2.1 中国传统村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聚落遗产群

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传承至今。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的文明早已中断消亡。尽管这些古国还不同程度保留着农耕文明遗产，但是数量大为减少，聚落内质及其文化内涵均已发生异变。当今世界上农村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已达89 538.62万人，而中国的农村人口数量为55 162万人。看似印度农村人口远超中国，乡村聚落数量可与中国比肩，不过以国土面积比较，中国为960万km2，印度为298万km2，仅是中国国土面积的31%。在不到1/3中国空间地域的印度，即使农村人口再多，生态环境总量也容纳不下比中国更多的乡村聚落。在农村人口少于印度的其他各个国家，农耕文明聚落遗产少之又少，均没有中国这样庞大的规模。中国传统村落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聚落遗产群，不仅真实、完整，并且具有唯一性。

传统村落如同华夏大地上气势磅礴的露天建筑文化艺术博物馆，北方雄浑壮阔，南方钟灵毓秀，既有隐于重峦叠嶂的山村屯寨，又有嵌于水网纵横的鱼米之乡，充分展现出世界上罕见的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多样性农耕文明。即使是偏远的内蒙古、四川阿坝地区和青海的很多地方，也都拥有一些极富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传统村落。姑且不说黟县西递村、宏村和南靖、永定的福建土楼早已是世界文化遗产，就连蔚县西古堡村、灵石王家大院、阳城皇城相府、韩城党家村、兰溪诸葛村与长乐村、缙云河阳村、理县桃坪羌寨、榕江大利村、石阡楼上村，以及澜沧景迈古茶园的翁基村和糯干村等大批传统村落，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模大者如王家大院，始建于元代，占地45 000 m2，建成五巷六堡一条街和123座院落，盖起了总面积达25万m2的几百间房屋，今有“民间故宫”之称。传统村落始建年代久远者如长汀同睦村，始祖钟翱在唐末任汀州刺史，因忧患闽王之位相争祸及百姓，毅然弃冠，携家眷归隐深山[8]。其后裔一脉相传逾千年，如今唐代钟翱古墓尚在，村落保护与生态环境完整，还有钟氏宗祠和宗亲会。

中国传统村落的民居建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木、砖、石、竹、泥土、茅草皆可为人们所用，多以搭建与砌筑结合的方式营造，风格异彩纷呈。中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居是庭院式。东北常见的是井干式，西北是开挖地坑式和靠崖式窑洞，西南纳西族民居称“一颗印”，摩梭人则住木楞房，黔湘桂多为干阑式吊脚楼，岭南建有福建土楼、古厝。建筑形式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最后都归在中华文化这个根本上。

传统民居建筑结构分抬梁式和穿斗式两大类，前者多见于北方，后者在江南、岭南和西南地区普遍存在。竖向由三段式组成，自下而上分别为房屋的基础、墙体和屋顶。民居建筑基本形制恪守着自西周时期逐步形成的等级森严的门堂之制。横向为一堂二室三开间。这种三间五架形制从宋代开始就已列入国家法典[9]。明代法典规定庶民百姓住房不得超过三间，不准使用斗拱、彩绘，屋顶更不准施以琉璃瓦装饰[10]。因此一户人家聚族而居，人丁繁衍面积不够，就另外加盖三间，把一个个三间房屋组合起来围成封闭式庭院。一进院住不下，盖二进院、三进院、多进院和偏跨院，再把各种院落组合在一起，形成华夏农耕文明特有的居住格局。北方庭院式民居通常叫四合院，传到江浙、江西和湖广，因气候湿热、夏天日晒多雨，为生活方便，把四周屋檐向院内延伸，通过檐廊围合起来，中间形成天井，于是衍生出“四水归堂”的庭井式民居建筑。

传统村落民居有共同特征：但凡官宦人家和经济殷实的富贵之家，都会极尽钱财，将石雕、砖雕、木雕和彩绘装饰在建筑各部位，柱头、梁枋、挂落、雀替、门窗、隔扇和屏风上的镂空木雕极其精致美观，藉以光宗耀祖，用儒家和道家思想教化，表现主人素养。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建筑装饰也越多，如王家大院以石雕、砖雕、木雕艺术最为出色，三雕题材丰富、技法娴熟，雍容典雅，绚丽精致，集清代“纤细繁密”之大成。又如中原文化与楚越文化融合形成的徽派建筑，三雕艺术琳琅满目，逸趣横生。浙江义乌、东阳、丽水各地以木雕见长，技法高超，装饰精美，令人不禁拍案叫绝。明清民居建筑的装饰大量采用象征、隐喻、谐音的表现手法，将儒、释、道思想哲理和民俗文化寓意包括花鸟鱼虫、飞禽走兽、山石水舟、戏曲人物、典故传说、成语故事、十二生肖和各种吉祥图案等，或雕于砖、或刻于石、或镂于木，体现了世俗生活和建筑装饰风格，价值品位极高。传统村落各具特色的自然人文环境、形态各异的风貌特征，以及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上绚丽多彩的装饰艺术，都是中华文明的建筑文化艺术宝库，称得上世界农耕文明遗产最大的活化博物馆。

2.2 中国传统村落是记载古代社会变迁文化融合的恢弘史诗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因天灾人祸特别是社会动乱，造成数次大移民。西晋时期永嘉之乱，即八王之乱导致90万人口南下大迁徙，时间长达170多年。最有影响的是中原地区汉人，从今河南分东西两区域南渡长江。上游从豫西沿汉水经鄂西、湘北转而至川、桂；下游自豫东潢川、固始辗转江淮、皖南，经九江、鄱阳湖入赣南，后至闽西和粤东。中原汉人举家南迁以今河南人数量最多[11]。此后又经历了唐、宋、明、清共五次大迁徙，形成数千万之众的客家族人群。由于大规模群体南迁，沿着迁徙路线留下了许多移民的村落和中原文化印痕。来到生疏之地的闽西山区，由于和当地土著族争水、争地、争资源，发生激烈冲突，同时常受匪患和官兵袭扰，于是将中原地区的合院建筑改造成具有很强防御功能的土楼和围屋，以保居家安全。这类封闭式土楼建筑对外只设一道门，里面是族群居住空间。土楼呈双圈层结构，外圈底层储放杂物，二层、三层住人。内圈为家族公共场所，祭祀礼仪、民俗活动集中在土楼中央。福建长汀县古称汀州，是客家人南迁闽西的主要聚居地，土楼群随处可见。随着客家人日久安居无虞，封闭式土楼防御功能弱化，半封闭式的五凤楼院落开始陆续出现。

古代中国后经唐代“安史之乱”，紧接着北宋发生靖康之变，国破家亡。金兵灭宋，把徽钦二宗全部掳到北方。朝廷文武官员拥立康王赵构，渡过长江到了临安府，在今天的杭州建立了南宋政权。战乱中很多文臣武将和思想家隐居在了山地丘陵，爱国思乡、魂归中原故土的情怀却代代传承。这是浙江、江西、皖南、福建祠堂多、家谱一直接续的主要原因。据浙江磐安县榉溪村族谱记载，孔子的第48代世孙衍圣公孔端友因靖康之变徙居西安（今衢州）。其弟孔端躬陪父从驾台州，因父病故于婺州永康，便把从曲阜带来的一棵榉树栽在这里[8]。886年过去后树苗长得粗壮参天，榉溪村成为孔氏婺州南宗所在。兰溪长乐村的由来则是因为元末朱元璋曾屯兵此地，见民风淳朴，百姓生活祥和，感叹何不称作长乐福地。迄今长乐村不少建筑仍很有价值，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明清时期多次发生人口大迁徙，史称“湖广填四川”。由此形成的村庄聚落不在少数。贵州安顺至今保留着的很多军事屯堡，是朱元璋派御林军屯兵镇守西南所建。屯堡建筑利用当地石材，按照军阵规划街巷格局。鲍屯村曾在中轴线上建了“三大殿”、石板房，还发展水利，建起水磨坊、滚水坝。一直到2010年贵州大旱，连黄果树瀑布就要断流时，明代水利设施还在很好地发挥作用，保证了当地稻谷丰收。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鲍屯村村民仍然身穿几百年前明代的服饰，连妇女的发髻也还是原汁原味的明代样式。

贵州苗族和侗族人口较多。这些少数民族村寨因古代社会变迁而形成。相传苗族是蚩尤后裔，兵败炎黄二帝之后，从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迁到荒芜之地的黔东南。迫于防卫和生计，将村寨建在山坡上，吊脚楼呈半干阑式，把山下河谷梯田留作耕种。苗寨有族群公共活动祭祀的铜鼓场，吊脚楼上设有户外栏杆“美人靠”。

侗族则是岭南百越族后裔，古代沿珠江溯江而上，聚居在桂北和黔东南。侗寨往往临水而建，吊脚楼属全干阑式，每个侗寨均建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花桥）。国内侗族聚居规模最大的村寨在黎平县肇兴乡。寨内5个鼓楼都是宗族议事中心，分别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作为标识。村民祖上从江西经广西迁徙而来，历经数代虽演化为侗族，却依然笃信儒家思想。从江县占里侗寨最早因弟兄二人从江西辗转至此，很早便意识到要控制人口发展，顺应自然环境，对合理利用水资源、土地资源，有着很深的理解和智慧。这个村寨留传一首占里古歌：“养的女多无银戴，养的崽多无田耕”。家家户户都是一儿一女，只生两个，人口自然增长率始终控制得很好。占里侗寨平地少，收割下来的稻谷只好搭在河边的晾晒架上整整齐齐的排列起来，等稻谷晒干熟透，再拿下来挑出去卖[12]。

人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村落的地域分布和历史演变标记着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轨迹，以及众多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互动融合的发展过程，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特征。像这样史诗般地直观描述阐释历史，任何教科书和历史文献都无法做到。

2.3 中国传统村落是当今世界极其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

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使自然人文旅游逐渐提升为一个新型朝阳产业。成千上万的中国传统村落遍布祖国大地，充分展现了极其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和华夏农耕文明的魅力。中国幅员辽阔，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地形变化相当复杂，气候差异非常大，这种自然地理状况在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十分罕见。一国之中，既有地质、地貌、水域风光、气象气候、生物景观、综合自然景观等自然旅游资源，也有历史遗址、乡村聚落形态、古建筑、古典园林、宗教文化、古树、古墓、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人文旅游资源，可供旅游发展的类别应有尽有。

传统村落依山傍水俯仰天地，融于诗情画意之中，不仅有北方的浑然大气，而且有南方的婀娜多姿，还有大西南原生态的葱翠清新。例如建在桂西北龙胜县龙脊村的古壮寨，云雾缭绕，山脊环抱，溪流、村寨、梯田、森林随海拔层次的不同，错落有序分布，吊脚楼层层叠叠置于干砌的石基上，石板路百折千回从寨中穿过，沿石板路垒起石寨门、石头墙和石庙，石板桥、石水槽、石碾、石磨比比皆是，鸡鸣犬吠此起彼伏，宛然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原始部落。再如坐落在黔东南从江县月亮山、拥有万亩梯田的加榜古苗寨，梯田叠峦直上，一年四季云遮雾罩，村寨和吊脚楼若隐若现如琼楼玉宇，人间仙境，美不胜收。与龙脊梯田、加榜梯田并称为“中国最美三大梯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哈尼梯田分布在云南元阳、红河、金平、绿春四县，其中包括了箐口等中国传统村落。这里梯田气势壮观，同时享有“云海之乡”的美誉。哈尼民族创造的梯田文化景观充分体现了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四素同构”生态系统，达到了人与环境在视觉和生态上高度和谐，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岭雕刻”，常年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同样在云南，腾冲的银杏村以种植大量银杏树著称，种植面积达1.34 km2。3 000多棵银杏树遮天蔽日，包裹着整座小山村。最古老的银杏王已经种植了1 300多年。这个传统村落将“山、水、林、瀑、峡”等生态奇观与历史文化遗存、旅游观光、民宿体验、科普考察等资源开发利用整合在一起，秋冬来临，村里村外到处金灿灿一片，景观独此美好。慕名专程而来的游客趋之若鹜，络绎不绝。

海南三亚陵水县，保留着中国古老的海上传统村落——疍家渔排，向世人展现出一幅令人罕见的渔猎文明奇美画卷。疍家是汉族民系的一支，古代社会备受排斥，被禁止到大陆上生活，祖祖辈辈不得不在海上漂泊渔猎。他们把船只连纵横连成排，停泊在海湾港口，如同村落里的街巷划分出主、次、分支通行水道。每家有出海打渔的船只，也有返回港湾居住的船，并用一排排模板隔出的若干网箱，用来养殖和出售从远海打回的深海鱼。过去孩子念书、民俗活动的举办都在这些疍家渔排上。如今渔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海南和福建还保留着两处规模较大的疍家渔排，成为传统渔猎文明起居形态的活化石。

3 秉持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理念留住乡愁

保护传统村落、留住乡愁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的正确理念。这就是“中国的方案”和“中国的智慧”。要坚持真实性、整体性和活态传承的原则，把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举措[13]。否则必然步入误区。

目前各地普遍存在一个突出问题：急功近利，不惜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盲目进行旅游开发，谋求最大经济利益。西江千户苗寨在2012年申报中国传统村落的时候，基本保留着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风貌。2016年在这里开过全省旅游发展大会后，大量新建民宿客栈和酒店，山下的稻田里全部盖满了房子。稻田的消失完全破坏了苗族村民创造的稻谷、鱼、鸭有机生态链的农业生产系统。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西江苗寨出现了许多并非属于苗家的干阑式建筑，其他民族的吊脚楼和钢筋混凝土建筑也纷纷涌进村寨，还建了很大的演艺场，使苗族传统文化的内质发生了商业化异变[14]。在湘鄂黔交界处，有个土家族村寨请一家苏州园林公司打造，竟将传统村落包装成苏州园林式旅游景区。令人忧虑的是这种过度旅游开发方兴未艾，在国内不乏实例。

更有甚者，将传统村落里的村民整体搬迁至村外另行安置，利用中国传统村落的优势资源和金字招牌，打造旅游景区和高档民宿。如祁县乔家大院曾因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成为旅游亮点，荣膺国家5A景区。乔家堡村也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紧邻该村的渠家大院、曹家大院、孔家大院也都很快火起来。不料为打造景区，居然将全村老百姓搬迁走，几乎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独独留下乔家大院一处建筑群，彻底改变了村庄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导致有二百多年明清晋商史的古村落名存实亡。乔家大院已被国家旅游局撤销了5A景区的称号[15]。在山西后沟、山东朱家峪、江西婺源、金溪等地，同样有传统村落被改成旅游景区和高档民宿的情况。《黄帝宅经》云：“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保护传统村落应懂得维系村民、民居、村庄聚落之间相互依存的基本道理，要坚决刹住人为制造空心村的错误倾向。这种做法对自然的损毁导致传统村落空心化的趋势雪上加霜。

中国传统村落自然损毁日趋严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地处太行山的大汖村，祖上原本是明代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村里还有300多口人。后来随着人们外出打工，子女教育问题无法解决，村民医疗保障、社会保障也不完善。因此，人们走出了大山，大汖村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孤寡老人留守。面对传统村落空心化的问题，当地政府需要给出相应的政策，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解决。如果放任传统村落持续严重自然损毁，政府和村民不去抢救保护，或者为了商业化旅游开发把村民全部迁走，导致传统村落成为空心村，完全失去了传承农耕文明的价值，就应按照国家的退出机制，撤销中国传统村落的称号。实施退出机制可以促使当地政府和村民重视空心村问题，从而有效遏制传统村落商业化旅游开发。

然而同样是空心村，有的传统村落就走出一条路子。浙江省武义县上黄村，看上去酷似小布达拉宫，感觉非常震撼，但是走近再看，只见房屋破败坍塌。村里的人基本都迁下了山。200多个走出大山的青壮年却还惦记着自己的家乡，建了“幸福上黄”微信群，举办了摄影展，制作了《印象上黄》画册，经常组织志愿者给村里提供服务，请专业设计团队编制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现在这个村又有了春种秋收，也有了文化上的交流，重新焕发了生机。他们还创作长篇小说《回归》，讲述上黄村的命运变化。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是一件新事物，没有成熟经验，更缺乏理论指导。许多地方都在发展旅游。旅游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模式，而且是捷径，但是旅游不是唯一的模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模式应当多元化，至少可以探索生态保育、自主创新、主导产业、特色工艺、链接市场、介入激活、适度旅游、城乡互动、休闲康养、劳务输出等途径，以文化传承为灵魂，通过产业驱动创新发展[16]。在保护发展运作机制上体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政府引领监督，专家咨询指导，村民自主决策，市场渠道链接[14]。政府和投资方都不应当越俎代庖，把本来的村民主体边缘化。浙江兰溪诸葛村在正确处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关系上积累了成功经验。他们把《文物保护法》写进村规民约，开办讲堂，举行摄影比赛，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保护祖上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诸葛村自己组建了工匠队伍，还把周边古城古镇改造拆掉的建筑构件收购回来，用于村里的文物和历史建筑修缮，使300多栋明清建筑全部完好无损得保存了下来。同时结合本村实际，建立了文保所、村委会、旅游公司，还形成了管理机制，让村民入股参与经营，共同分享旅游创收的成果。诸葛村的经验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住建部的肯定。国家文物局正在探索预防性保护机制，把诸葛村作为全国14个试点单位之一，启动这项工作。

中国传统村落数量逾万，保护发展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实行分级保护和分类发展。根据传统村落价值和保护完好程度分成5个级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传统村落，要求保护原状；价值特色和整体保护状况稍逊的传统村落，要求保护传统格局和历史原貌；没有文物和历史建筑少的传统村落要求保护传统风貌。依次类推，等级不同，保护要求有差别，避免脱离实际、一刀切。

与此同时，根据历史形成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圈，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6 819个传统村落规划为若干集聚区，采取集中连片的保护发展模式。黔东南州拥有409个传统村落，主要是苗侗族村寨，还有瑶族、布依族、水族、彝族、土家族、仡佬族等36个不同民族，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每个聚居区民族、地域元素的文化性质比较接近，最佳方式就是走集群化路子。2020年国家财政部和住建部联合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活动，全国定了10个示范市，黔东南州是其中之一。按照《黔东南州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战略规划研究》确定的“县域统筹、分级分类、集群推进、多元发展”思路和方案，在雷公山周边划分7个苗族集聚区，月亮山腹地划分5个侗族集聚区，通过集中连片发展，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共建和共享[17]。村民自发组织起合作社，经销商品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包括苗绣、银器、蜡染布、服装和竹编物品等。村民自己组织歌舞、芦笙表演，个人累计积分，按劳取酬，而不是由旅游公司代替村民分配所得，从而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从江县岜沙苗寨非常奇特。以“中国最后一个带枪的部落”入选“地球上最神秘的21个原生态部落”，也是唯一用镰刀剃头的地方。随着脱贫攻坚、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县委、县政府帮助引进资金，开发生态人文旅游项目，在发展产业和民族文化旅游中展示芭莎的独特文化，使村寨恢复了活力，外出流失的劳动力也往回走了。

4 结语

如今，党和国家已将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纳入2025年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一项主要任务。各级党委、政府应当把扶持政策落到实处，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互动，引进大数据等现代信息科技，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搭建大平台。须知：中华文明如同一干多枝的参天大树，屹立在世界文明之列。唯有深根固本，才能枝繁叶茂，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不言而喻，为稳固中华文明根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唤起全社会保护传统村落、留住乡愁的强烈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