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化进程中城市功能空间演变——以上海为例

苏 夏，罗小龙，王绍博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 210000）

引言

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是一种分散型城市化，标志着城市由集聚发展向扩散发展的转型，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等先后由城市中心向郊区离心扩散[1-4]。郊区化最早在西方城市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5]。伴随着城市功能要素的空间迁移，郊区功能复杂性演化，先后产生了中产阶级居住区、工业园区、边缘城市[6]、科技型郊区[7]等功能地域，空间组织模式呈现出蔓延发展与多中心空间并存的特点[8]。在郊区功能空间的演化过程中，郊区与中心城区的关系也发生了重构，郊区由中心城区的依附空间转型为功能独立的外围城区，进而对城市中心的经济统治地位提出挑战[7]。

计划经济时期，郊区工业卫星城的建设是中国郊区化的萌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空间急剧扩张，上海、北京、广州等特大城市普遍出现了郊区化现象[3]，引发了学界广泛关注。早期关于郊区化的研究主要是对西方郊区化理论的介绍[2-3，9]，以及中国城市郊区的地域界定[10]。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对工业、居住、商业等功能要素的大量郊区化研究[11-13]，并对各要素郊区化的扩展强度、空间特征、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还有学者从郊区化要素间关系入手，关注产业郊区化与居住郊区化，及居住郊区化与商业郊区化之间的协同效应[14-15]，认为产业郊区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居住分散发展的驱动，同时郊区住宅发展对于商业中心的形成具有正向作用。另外，也有部分研究聚焦郊区功能地域，从卫星城、开发区、郊区新城的功能定位、产业发展、职住关系、建成环境等方面展开研究，认为应加强顶层设计，引导郊区差异化发展，提倡郊区功能叠加与复合，从而实现产城融合发展[16-18]。

现有研究为理解中国郊区化提供了理论启示，但仍有很多研究工作亟待开展。以往对郊区化过程中城市功能空间演变的研究，多以单一功能要素切入，总结一定时期某一功能空间的演变特征与机制，较少从时空纬度对郊区化进程中城市功能空间演变的历程、强度、空间特征、作用机制进行整体性探讨。基于此，本文以上海为例，通过剖析郊区化进程中工业、居住、商业空间演变的时空过程，梳理不同时代背景下城市功能空间的重构特征，并从政府、企业、居民三类主体出发探究不同时期城市功能空间的重构机制，以期为城市功能布局优化提供政策启示。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上海位于中国东部，地处长江入海口，面向太平洋，是中国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全球重要的航运中心、贸易中心。上海是中国最早进入郊区化发展阶段的城市之一[3]。因此，对上海的实证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2019年末上海市下辖16区，总面积6 340.50 km2，建成区面积1 237.85 km2，市域常住人口2 428.14万人，人口密度3 830人/km2，国内生产总值38 155.32亿元，位居全国城市首位。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城市发展已迈入郊区化阶段，带动各类城市功能要素进行空间重构。为分析上海城市功能演变进程与空间特征，有必要对上海地域进行划分。一般而言，上海地域划分有行政区划法、自然标志法、圈层距离法和方向距离法四种[10]。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获得与连续性，本文选取行政区划法进行划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行政区划经过了多次调整，1958年国务院批准将隶属江苏省的嘉定、上海、松江等10个县区划归上海，今上海市境域基本形成，至1958年年底上海下辖14个区11个郊县。改革开放后，为促进经济发展，上海不断将郊县邻近城区的地域划入市区，至1980年代，现今上海中心城区范围基本形成，包括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普陀、静安、闸北、虹口、杨浦10区。1988年后上海大规模“撤县设区”，宝山、闵行、嘉定、浦东、松江、金山、青浦、奉贤、南汇相继设区，至2002年上海下辖18区和崇明1县。2003年后上海行政区进一步归并，2016年崇明县撤县设区，上海进入无县时代，现下辖16区。本文依据上海行政区划变化的历史脉络，以现行政区划为标准将上海地域划分为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远郊区与近郊区统称郊区[10]（图1）。其中，中心城区包括黄浦、静安、虹口、普陀、长宁、徐汇、杨浦7个区；近郊区包括浦东、闵行、宝山、嘉定4个区；远郊区包括松江、青浦、奉贤、金山、崇明5个区。截至2019年末中心城区面积289.44 km2，常住人口687.14万，人口密度23 740人/ km2；近郊区面积2 316.35 km2，常住人口1 175.66万，人口密度5 075人/km2；远郊区面积3 734.71 km2，常住人口560.79万，人口密度1 514人/ km2。

1.2 数据来源

生产、居住、消费作为居民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要素。因此，本研究在探讨城市功能演变时分别从产业空间、居住空间、商业空间3个维度探讨生产、居住、消费功能在郊区化发展中的功能演变规律。本研究使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因为最早的数据获取为1990年，因此，定量研究部分以1990年为起始点，主要采用统计年鉴数据与网络开放数据。上海市各区工业企业数量、工业总产值、居住建筑面积及商业建筑面积相关数据由1991—2018年《上海统计年鉴》获取。1990—2019年工业企业数据自企查查网站采集，采集信息包括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成立日期、企业类型、所属行业、企业地址等。1990—2019年上海居住小区数据通过网络爬虫从链家网采集，采集信息包括小区名称、位置、建设年份、住房套数等。商业空间的演变明显受到特定时期新兴商业业态的作用[19]，因此，本研究按照上海商业业态兴起的时序先后选择百货商场、大型超市、购物中心三类商业设施对商业空间展开研究。1990—1998年上海百货商场数据及1999—2006年投资100万以上大型超市数据自企查查网站采集，采集信息包括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成立时间、企业地址等，2007—2019年购物中心数据通过百度地图开放平台采集，采集信息包括商场名称、位置、商业类别等。对所采集的网络开放数据进行剔除重复值与异常值修正之后，利用百度地图开放平台获取各类POI的WGS1984地理坐标。本文对统计年鉴数据进行基础统计分析，从数量维度揭示各类城市功能的演变规律。对网络开放数据进行空间分析，在ArcGIS中建立工业企业、居住小区、购物设施数据库，用核密度工具描绘分析各类城市功能的空间演变规律。

1.3 研究方法

对网络开放数据进行空间分析，在ArcGIS中建立工业企业、居住小区、购物设施空间数据库，然后用核密度工具描绘分析各类城市功能的空间演变特征。核密度分析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通过估计点要素密度函数得出连续的密度表面，从而反映点要素的空间集聚情况，其计算方法为：

式中：n为点数据；k为核函数；h为阈值半径；x-xi为测算点到样本点的距离。

在KED分析中，较大的阈值半径使得点密度表面相对平滑，适合揭示整体特征。因此，为揭示上海市域功能空间格局演变的整体特征，本研究以5 500 m为阈值半径，以550 m×550 m为网格输出单元，对各类空间点数据进行核密度估计。

2 上海功能空间演变历程

郊区化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其发展伴随着要素在郊区与中心城区进行空间重组。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最快的地区，上海的郊区化发展已由萌芽走向成熟，郊区空间功能也由单一化逐步走向复杂化，进而引起上海功能空间的重组。为更好地揭示郊区化进程中功能空间的演变，有必要从郊区化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功能空间的重组过程进行呈现。

2.1 重生产轻生活背景下功能空间的重构（1949—1998年）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快速恢复生产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上海作为当时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开启消费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换。为解决中心城区高度密集的工业和居住混杂问题，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引导少数国营重工业企业迁到距中心城区20—72 km不等的7个郊区卫星城，由此开启了上海郊区化的萌芽。改革开放后，为推动城市发展，卫星城政策得以延续，外围工业城镇发展加速，为工业区建设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政府以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为目标，继续引导三废企业外迁至郊区。另一方面，通过技术下乡的方式开办城乡联营企业，促进郊区工业发展。截至1988年底，市郊乡镇、村办工厂发展到12 785家，产值约占全市17.6%。

1990年后，伴随着城市功能定位的跃迁与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工业离心化发展趋势越发明显。一方面，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促使上海产业战略发生转变，政府以“三个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的生产点结合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实施关停并转；三分之一的生产点由二产转为三产；三分之一的生产点保留并发展为都市型工业）为产业调整目标在中心城区推行“退二进三”，以设备制造、金属加工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向郊区转移，为城市商务、商业发展创造空间，进而加速工业向郊区空间转移，至1998年，中心城区共计调整891个生产点，腾出用地505万m2。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与土地市场的确立，使得区县政府积极通过招商引资来提升自身与周边城市的竞争力，工业区、开发区等政策空间开始大量在郊区空间出现，成为引导生产要素向郊区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1990—1998年郊区建设乡镇级工业小区约131个，区县级工业区45个，市级工业区9个。1998年底，9个市级工业区引进工业项目1 292个投资357亿元，其中市属大工业搬迁项目160个，投资90亿元，引入外资投入量占全郊区50%[20]。

该段时期，生产要素向郊区的集聚，使得生产功能在市域范围内发生重组，郊区生产功能属性显著提升，而中心城区生产功能属性相对弱化。数据统计发现，1990年市区工业企业数量占全市43.52%，工业产值为全市的57.81%，至1998年两项指标分别下降为23.5%、26.64%。同时从空间上来看（图2-a），郊区空间开始出现大量的工业增长热点区域，工业分散发展态势明显。与此同时，产业外溢带动了部分人口的外迁。1990—1998年间，在新建居住小区迅速填充内外环线之间空间的同时，在近郊形成居住、工业混合地带。而这一时期商业建设重心主要是中心城区内部南京路、四川北路、淮海中路等传统商业街区的改造，郊区商业发展缓慢。

2.2 快速扩张背景下的功能空间重构（1999—2006年）

1990年末，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上海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建成环境显著提升，城市空间快速扩张。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居住空间发展模式进入资本驱动阶段，空间形廓急剧扩张，伴随旧城更新推进与市域交通设施配置的完善，居住功能向郊区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加强了国内外资本对市区区位的竞争，功能衰退的老旧住区更新加速，改造后旧区居住用地大多被置换为公共建筑、办公建筑及公共绿地，部分仍保持居住功能的用地多被开发为高档住宅，高房价对原住民产生排斥作用，进而加速了人口向郊区转移。

该时期，人口向郊区集聚，使得居住功能在市域范围内发生重构，郊区成为住宅增长的热点区域，中心城区居住功能属性相对弱化。数据统计发现，1999年中心城区新增住房面积698万m2，占全市新增住房面积57.26%，而到2006年中心城区新增住房面积仅为515万m2，占全市比重下降到16.45%。从空间上来看（图2-b），居住空间扩展模式由圈层蔓延向指状发展转变，新建居住小区多沿交通轴线布局，居住空间扩展范围逐步突破外环线，其中，西侧闵行区因区位好，空间扩展最为剧烈。另外，由于“一城九镇”（2001年1月，上海市政府提出重点建设松江新城和安亭、浦江、朱家角等9个中心镇）规划的实施，远郊松江区出现居住集聚发展的热点区域，居住空间跳跃性发展的趋势初现。与此同时，居住郊区化带动商业需求产生空间变动，消费空间在向心发展的同时出现外溢，大型超市在近郊区大量出现。郊区生产功能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强化，与上一阶段相比，远近郊区工业增长热点的数量与规模均得到扩张，同时郊区各工业集聚区串接成片发展。郊区的功能趋于复杂化，居住、商业、工业混合地带在近郊出现，远郊的工业发展加速。

图2 上海城市功能空间的演变情况（1990年至今）

2.3 多中心发展背景下功能空间的重构（2007年至今）

随着“1966”城镇体系（即1个中心城、9个新城、60个左右新市镇、600个左右中心村）的提出，上海城市建设重心向郊区转移，新城综合开发成为郊区发展的主导方向，促进了城市空间格局向多中心转变。2007年后，伴随中心城区功能空间重构与产城融合理念的兴起，消费空间呈多极化发展，中心城区商业地位相对下降，商业设施建设外溢趋势明显。一方面，随着上海全球城市建设的推进，中心城区商务办公职能得到强化，挤压商业发展空间，同时传统商业街区租金昂贵且商业设施过度集聚，导致恶性竞争与利润摊薄，进而加速商业功能向郊区转移。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发展与住房建设的加速，促进了新城商业中心的出现。同时用地政策向新城倾斜，市域轨道交通完善，进一步推动郊区商业发展。数据统计发现，2019年底上海市域共计购物中心354家，中心城区115家，近郊区160家，远郊区79家，郊区购物中心数量占全市总数67.51%。

商业设施向郊区集聚，使得消费空间在市域范围内发生重组，郊区商业成为上海商业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心城区商业功能属性相对弱化。数据统计发现，2007年市区商业面积占全市比重34.25%，2017年该指标下降为28.96%，同时远郊区该项指标由16.98%上升为23.67%。从空间上来看（图2-c），商业空间扩展模式由单核扩展向中心城区、郊区新城、郊区城镇多核发展转变，购物中心这一新的商业形式兴起，呈现跳跃式发展，围绕郊区新城出现多个增长热点。与此同时，居住功能继续向郊区推进，在轨道交通牵引作用下，近郊居住空间指状扩展模式得到强化，远郊居住小区则围绕新城高密度布局。与前一阶段相比，郊区工业发展趋向集中，郊区新城与产业基地成为产业布局的核心。产业、居住、商业在新城范围内的有效集聚加速了郊区新城逐渐由单一产业功能区向产城融合的综合功能空间的转型。

3 郊区化进程中功能空间演变逻辑

城市各类功能空间的演变是政府、企业、居民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参与者的作用和角色有所不同，三者之间结构关系与互动机制决定了郊区化的演进。

3.1 工业郊区化引领（1949—1998年）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在郊区建设工业卫星城，通过产业规划指派部分国营重工业大厂迁往郊区工业城镇，郊区作为落实工业发展战略的生产空间得到了有限的发展。1990年后，土地市场化改革使得政府由城市发展的直接投资者转变为土地开发的间接支持者，郊区化的步伐随之加快[21]。一方面，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使得中心城区土地价值得以彰显，政府在城市中心区大力推行“退二进三”的产业政策，引导工业企业外迁，吸引资本回报率较高的第三产业进入中心城区；另一方面，区县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在郊区流转大量用地，建设各类工业园、开发区，迅速拉开城市产业空间框架。在政府引导下，工业企业考虑到成本—收益的平衡大量外迁，推动了郊区快速发展。同时，工业空间的扩散带动了部分工厂职工和低收入人口外迁，大规模的人口郊区化尚未开始。这一阶段，政府主导下工业化郊区化带动了郊区城镇化，二者的复合效应推动了郊区快速发展。

3.2 城市蔓延的郊区化（1999—2006年）

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通过房地产收益补贴工业发展巨大投入，从而地方财务基本平衡的逻辑得以形成[22]。为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政府一方面通过购房退税、地方补贴、蓝印户口、提供住房贷款等手段刺激市场需求，鼓励个体购房，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带动郊区开发，吸引房地产投资，收取土地费。政府的行为激发了地产企业中心城区近域开发的热情，房地产项目沿中心城区向四周指状拓展，并将住宅郊区化作为一种新的居住理念进行宣传，甚至炒作[23]。受益于交通设施的完善与明显低于中心城区的房价，近郊成为中心城区迁出人口及外来人口的主要导入区。另外，工业郊区化进一步加速，各级工业园区在远近郊区连片发展，郊区工业发展中出现的工业区过多过滥、用地粗放的问题得到重视，政府提出对低等级工业园区进行调整归并，同时将市级和市级以上工业园区就地扩张，以引导工业集中布局。但部分企业由于未达到入住门槛或追求更低的用地成本，在工业园区之外分散布局，从而使得郊区工业空间集聚与分散并存。产业与人口向郊区扩散的过程中，衍生出对经营用地的需求，大型超市为代表的商业设施在近郊出现。这一阶段工业、居住、商业要素在中心城区外围集聚，近郊区功能逐步复杂化，远郊区产业功能得到强化，但在吸引人口与就业方面存在不足。

3.3 多中心发展的成熟郊区化（2007年至今）

长期奉行以“量”增进为标准的城市空间扩张模式，带来了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元目标发展的失衡，导致城市发展效率低下与不可持续。全球城市建设的目标与土地新政的管控，致力于以新城建设带动城市向多中心空间结构转型。为促进新城综合发展，政府一方面，提供土地优惠与财政补贴，向新城导入新兴产业旗舰项目，吸引相关产业落位形成产业集群，培育新城就业中心分化，促进人口集聚。另一方面，完善市域轨道交通与骨干道路网络，并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新城内外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支持。政府的支持增强了市场对新城发展的信心，新兴产业向郊区新城集聚，新城就业中心开始分化，住宅项目、商业中心快速建设催化新城生活空间逐步完善。郊区新城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带动了人口主动流入，除了经济因素之外，部分居民出于工作需求与子女教育的考虑向新城集聚。这一阶段，新城综合开发成为郊区发展的主导模式，郊区新城（尤其是远郊新城）的功能不断完善，由早期单一工业导向的产业空间向工业、居住、商业多要素互动的综合城区转型，成为新的空间增长极，进而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向多中心转变。

4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上海各类城市功能空间演变的时空轨迹，探讨了郊区化的演化阶段及特征，总结了不同阶段郊区化的演进逻辑，研究发现，第一，郊区化已经在中国大中城市相继出现，推动了城市功能空间重构。随着城市发展速度与能级提升，城市中心区传统功能自发向郊区转移，工业、居住以及商业服务功能在郊区集聚，推动了城市整体功能的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受发展惯性影响郊区化过程中各类功能空间的蔓延发展，也带来了土地低效使用、生态环境受损的风险。因此，城市规划应积极应对郊区化现象，在规划编制中强化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安排，引导城市多中心发展，保证城市的运行效率。第二，郊区化进程中城市功能空间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同时期工业、居住、商业三类功能要素在郊区集聚的强度存在差异，在空间上经历了蔓延式扩展到跳跃式发展的转变。为了有效应对城市功能空间渐进演变的复杂情景，应提高规划编制的动态性，建立规划实施评估的常态化机制，从而发挥更为理想的规划效用。第三，政府对城市功能空间的演变起到了主导作用。郊区化过程中政府通过直接投资、政策优惠、财政补贴等手段，撬动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推动产业与人口向郊区自发集聚，促进了郊区增长极的出现。未来政府应积极探索政策支持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拓宽新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