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公园与城市发展融合共生研究

钟士恩

（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南京210046）

引言

Sorkin（1992）在《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指出当代美国城市的城市设计日趋均质化。一种新型的城市主义正在迅速转变城市核心区和边缘区的面貌，表现为大型购物中心、企业飞地，绅士化社区和伪历史街区等大量主题空间的涌现。如果用一种事物描述上述空间的共性，那就是主题公园[1]。Sorkin本意是批评当代城市空间的现代性及其均质化，却揭示了当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城市主题公园化（City as theme park）。城市主题公园化源于城市空间不断更新迭代，效仿主题公园的主题化和故事化空间使用原理。主题购物中心、主题街区、主题城市公园、主题电影院、主题餐饮等在不断涌现，不断生产、重组乃至再造新的城市空间和城市意象。而主题公园仅仅是城市空间主题化的极端类型而已。迪士尼对主题公园行业的创新激发了当代城市空间的主题化探索，是旅游发展对城市设计产生重要影响的典型例证。其结果是，生活在城市之中的我们无论走向哪里，似乎总感觉在游览一个“主题公园”，各种主题迎面扑向我们，产生“宜居宜游”的城市梦幻。真亦假，假亦真，是外来，还是本土，似乎均无须考究。按照存在主义真实性的观点，居民抑或游客体验到的快乐才是真。

主题公园城市化（Theme park as city）则反映了主题公园导向型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和新型的城市空间形态。主题公园的概念自诞生以来，就离不开城市而又深深地影响着城市，通过集结人气和商业机会，不断外显其实体空间的外部效应。1971年开张的佛罗里达迪士尼是全球最大的主题公园，拥有4个主题乐园（Magic Kingdom，Epcot，Hollywood Studio，Animal Kingdom）、2个水上乐园、1个购物中心、1个运动中心、1个高尔夫训练场，还有30多个度假中心，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巨型城市，占地面积110 km2，相当于北京三环线内面积的80%，上海市内环线内的市中心面积[2]，或者是2个南京鼓楼区面积。华特·迪士尼事实上已经成为20世纪最有前瞻性的城市规划大师之一。另举一例，圣淘沙被喻为新加坡的“世外桃源”，虽然面积仅有5 km2，但却包含了圣淘沙名胜世界、英比奥山顶景区、西乐索区和海滩区，成为主题公园创造和生产娱乐城市的典范。

无论是城市的主题公园化，亦或是主题公园的城市化，均揭示了主题公园和城市之间的深度链接关系。将主题公园的概念置于中国，不难发现，主题公园在2000年以前就普遍存在“一年兴，二年盛，三年衰，四年败”短生命周期现象，其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源于其与所依托城市的空间发展隔离；进入21 世纪，主题公园新一轮的大规模开发建设，重要特征之一是摸索到了“旅游+地产”的城市成片综合开发的发展道路，即主题旅游与城市、区域发展日趋一体化，通常选址城乡结合部，充当城市化和经济转型发展的先锋[3]。因此，本文在理论解读“城市的主题公园化”和“主题公园的城市化”的基础上，以我国主题公园与城市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常州新北区和中华恐龙园为例进行实践解读，以期为当代城市发展和主题公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示意义。

1 理论解读：城市的主题公园化与主题公园的城市化

1.1 城市的主题公园化

探讨城市的主题公园化和主题公园的城市化绕不开两个基本概念：主题公园和迪士尼化（Disneyfication）。主题公园通常被定义为人工构筑的家庭娱乐休闲综合体，一般包括主题景观、主题园艺、主题乘骑设施、花车巡游、主题展览、主题商业、主题旅游纪念品等要素[3]。其本质属性体现为：（1）有意识的拼贴建筑风格和空间，即使他们具有截然不同的基因（如主题乐园的不同主题区域）。（2）超现实特征，比真实还真实，甚至创造虚拟的“身临其境”（如和米奇合影）。（3）模拟物、幻影的广泛运用。（4）夸张的时空压缩现象，使游客可以毫不费力地穿越模拟的或根本不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如上海迪士尼的加勒比海盗沉落宝藏之战）。（5）去差异化现象的广泛存在。（6）强调娱乐至上和存在主义的真实性[4]。Sorkin将主题公园描述为无止境的模拟场所，其特点是无人居住，但技术和物理上高度管控，从而成为“休闲的乌托邦”“泰勒化（流水线）的娱乐”“创意空间的圣座”[1]。

Sorkin声称迪士尼的本质是生产城市主义而非生产城市，即迪士尼空间本质上是反城市的。迪士尼明日社区EPCOT项目虽然宣称借鉴了刘易斯·芒福德的区域城市模型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最初的目的是成为未来社区规划的典范，但它变成了一个度假胜地和城市规划的模拟物，而不是一个居住社区[5]。

上述的批评正是源于主题公园催生的“迪士尼化”现象：地方转变为市场导向型的旅游目的地和毫无地方性的、标准化的景观符号。一条主题大街、不同主题区域成为主题公园的标配，并强调管理秩序、完美环境和高度的可控性。但其过度依赖模拟物/幻象（Simulacrum）和营造的旅游体验是虚幻的，从来就未指向真实的[6]。显然，当代城市空间的“迪士尼化”被西方学者视为洪水猛兽，是当代消费主义思潮、娱乐至上主义和城市空间商品化的典型表现。他们忧心忡忡，城市似乎失去了原有的地方性，进而可能会产生Sorkin的设想——时空的退化，全新的非地理城市的出现，甚至一种没有地方依附的城市[7]。Bryman（1999）认为“迪士尼化”甚至影响社会的多个层面，包括：主题化、消费去差异化、商品化和情感劳动[8]。而新的城市空间，即城市空间的主题公园化似乎正体现上述4个方面的属性。

但毋庸置疑，结合旅游、娱乐和房地产开发的迪士尼以及主题公园行业的诞生对当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被复制。这是源于迪士尼激发了当代城市设计在“主题环境（themed environment）”上的空间使用原理探索和实践，即在精心设计、高度管控的土地上搭配精致的建筑、绿化、景点、服务和表演，进而聚集吸引物和商业机会[7]。当代城市管理者对城市空间的主题化乐此不疲，无论这种主题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但只要是能够聚集人气、拉拢商机、促进城市经营和空间商品化，均被认为是成功的。城市空间的主题化表现为很多方面：（1）围绕一个主题创造新的景观元素，如创造乃至依托老城更新再造主题街区和商业机会（如南京老城南、扬州东关街）。（2）将已有的地名重新进行主题化包装和品牌化营销。（3）强化旅游的功能，新建大量的旅游吸引物，打造宜居宜游城市，城市四大功能之一的游憩功能被无限放大。（4）对城市建筑和道路等空间的肌理、样式、导览等进行主题化的设计。（5）研发主题商品，特别是基于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商品研发。整体而言，城市空间的主题化有意识的制造和营销了新的城市认同和城市意象（如常州已被大家熟悉为主题公园城市）。

1.2 主题公园的城市化

“主题公园”隐喻了去工业化和经济转型特征的消费社会中，主题公园与城市发展之间融合共生的未来趋势。主题公园的重要性现在已被广泛承认，但仍然是城市研究中相对被忽视的一个领域，尽管一些研究已经考察了在特定地方建造主题公园的政治、社会经济过程及其对城市和地区发展的影响。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影响不再局限于主题公园的实体空间。也许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巨大人气，主题公园已经影响到更广泛的地方，无论是作为游客还是日常居民均能感受到这种影响。Davis（1996）观察了主题公园如何从独立的景点扩展到形成综合体和度假区（如奥兰多和拉斯维加斯），并对其他休闲环境的形式和设计产生广泛影响，如遗产中心、博物馆、酒店、赌场和购物中心[9]。上述研究揭示了主题公园在催生新的城市空间形态——主题公园的城市化。西方学者提出了迪士尼地带（Disneyzone）或者迪士尼化等概念用于阐释迪士尼的近乎普遍性及其对文化和社会景观的压倒性影响[10-11]。

主题公园的魔力体现在创造性的生产空间，并催生娱乐城市、梦幻城市的诞生。主题公园的城市化至少包括如下几个层面：（1）迎合大城市的休闲娱乐需求，通常选址靠近大城市。如日本的主题公园主要分布在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京都都市圈内；美国的主题公园则主要分布在东部和西部沿线的大城市，以及温暖的奥兰多地区[4]。迪士尼的全球扩张则将目光瞄准了东京、巴黎、香港、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默林娱乐集团采取了差异化竞争策略，其主打产品为乐高和杜莎夫人蜡像馆等主题室内场馆，但往往优先布局城市核心商圈。（2）主题公园的实体空间及其外部影响空间通常最终演化为以游憩功能为主导的城市化区域：从乡村面貌转变为城市面貌，城市游憩功能替代了原来的农业生产功能。

由于迎合了儿童和家庭旅游需求和消费主义思潮下的休闲娱乐至上精神，加上精心设计的优美环境、高度可控的安全保障，主题公园在全球经历了疯狂的扩张，如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70年代的欧洲、80年代的日本和澳大利亚，90年代甚至2000年后新一轮大规模建设开发阶段的中国大陆。大浪淘沙以及大量中小型主题公园被兼并重组后，少数国际主题公园巨鳄成长起来，包括迪士尼集团（美）、默林娱乐集团（英）、环球影城娱乐集团（美）、中国华侨城集团（中）、华强方特（中）、六旗集团（美）、长隆集团（中）、雪松会娱乐公司（美）、海洋世界娱乐集团（美）等。按照最新发布的《2019 Global Attractions Attendance Report》，2019年全球前25名主题公园累计接待游客2.54亿人次，其中中国和东亚市场增长最快[12]。

换言之，虽然主题公园在不同的城市进行复制和生产，导致城市空间日趋均质化（特别是以美国六旗集团为代表的乘骑设施主导型的主题公园发展模式），如城堡、埃菲尔铁塔、金字塔等符号在不同全球城市主题公园内的反复拷贝。但整体而言，主题公园不应该被视作洪水猛兽，其发展无论是在全球乃至中国都处于长期的增长态势。主题公园对城市和社会的影响可以体现在如下方面：（1）主题公园创新性的服务空间和故事景观丰富了传统城市人文景观的内涵。（2）尽管缺乏历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主题公园对历史和地方文化的主题化包装丰富了居民和游客的地方感受。（3）主题公园如迪士尼，其在全球的扩张既是迪士尼化的过程，也是地方化的过程。巴黎迪士尼和香港迪士尼的故事说明了不同的地方和人们在生产和传播不一样的迪士尼文化[13]。即使像迪士尼这样的国际巨头也必须表现出对当地偏好和游客行为的适应性，包括降低价格，将主题表演转变为当地风格，改变食物菜单和饮食习惯，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和劳动政策等。

1.3 中国的城市主题公园化与主题公园的城市化

主题公园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是体现出国际主题公园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还是与此同时具有中国特殊性？主题公园对所在中国城市和地区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有何影响？中国学者对主题公园的研究揭示了哪些特征规律？保继刚（2015）在《主题公园研究》一书中，对当代主题公园发展的现状进行了系统性的反思，其核心观点认为：（1）主题公园的发展需要因地制宜，锦绣中华和中国民俗文化村的成功不应被盲目的复制。（2）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主题公园快速扩张中推波助澜，主题公园被视为城市转型发展中一个大型的经济发动机。（3）中国主题公园快速扩张具有盲目性，主题公园是奢侈品而不是一般消费品。（4）他还认为地方城市经营主题公园不要忽视经营的难度与风险，更不应高估主题公园对房地产的增值作用[14]。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和多年跟踪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如下议题提出反思。

1.3.1 主题公园的概念不宜泛化

比如古北水镇、灵山大佛算主题公园吗？这反映出当前中国旅游发展中的一个现象——主题公园和传统旅游景区、新建旅游景区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一是主题公园越来越重视对人工生态环境的营造，特别是结合地方文化创造新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本；二是传统抑或新建的自然景区和文化旅游区，愈来愈集成特定的主题展览、主题表演、主题乘骑设施；三是依托原有旅游资源而转型进行人工大规模建设，人工痕迹远远超过固有痕迹，典型的如常州春秋淹城、台儿庄古城景区等。因此，提出主题公园的判断依据：（1）人工的痕迹远远超过固有的痕迹。（2）由企业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因此多数情况下具有门票、非开敞景区运营等特征——和城市公园的最大差别。（3）主题特色明显，实体环境的塑造和运营管理都在一个或多个主题下进行。（4）符合主题公园的一般要素构成，即包括主题展览、主题建筑/雕塑、主题乘骑设施、主题演艺、主题园艺、主题商业（餐饮/购物/住宿等）、主题服务、主题旅游纪念品等。

1.3.2 中国主题公园存在投资过热现象，但却是主题公园行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如前述所言，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70年代的欧洲、80年代的日本等国家/地区都曾经历过快速扩张、过热投资、之后重新洗牌的现象。大浪淘沙后，两类主题公园企业成长起来：（1）强调质量经营和行业创新的，最典型的是迪士尼和环球影城。（2）强调兼并重组和资本运营的，最典型的是默林娱乐集团和六旗集团。许多城市都声称要建立“东方奥兰多”，很多三线城市都声称要建设大型主题公园，有足够的事实令人担心2000年后新一轮主题公园的开发建设是否会再一次导致在2500 个主题公园上浪费3000亿元投资，抑或是3万亿元投资，考虑到主题公园的开发建设规模较2000年前更大？但中国本土仍然有以华强方特为代表的产品研发、中华恐龙园为代表的“初心依旧”（相较于在上市公司年报中，华侨城A将其定位为房地产公司而言）等，新一轮大规模开发投资建设之后的洗牌，中国本土是否会像美国主题公园行业发展那样，涌现出若干国际巨鳄，让我们拭目以待。

1.3.3 主题公园仍然是朝阳产业

（1）能够有效地满足中国大众旅游的娱乐化需求，成为整体旅游产品的有益补充（上海迪士尼的火热，证明了其进入中国晚了，但仍然赶上火热的市场需求）。（2）市场化的运作模式突破了传统的旅游资源认识，人造旅游吸引物在中国同样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3）主题公园对城市空间的生产塑造和地方塑造实现了“空间加速度”。虽然主题公园“旅游+房地产”的深度捆绑开发，引致广泛的批评，但如能把握适度，无疑将是促进“宜居宜游城市”的新型城市化模式的有效路径。如常州、西安、广州、深圳等城市正日益成为“休闲都市”“娱乐城市”“梦幻城市”。（4）如发展得当，主题公园将会有效地促进地方的生态保护、景观再造和文化振兴，如杭州西溪湿地、台儿庄古城景区、西安大唐芙蓉园等[3]。

1.3.4 主题公园行业在大的区域可以存在中心地理格局和层级现象

以长三角为例，一级中心地为上海迪士尼，其市场腹地为全国；二级中心地为中华恐龙园、苏州乐园、芜湖方特、杭州乐园等，其市场腹地为长三角；三级中心地为区县级主题公园，如淮安西游乐园、宿迁克拉嗨谷、徐州乐园，其市场腹地为邻近的周边地区。中心地理格局和层级现象表明了主题公园的本质：没有核心旅游资源，其产品具有可复制性和高度可替代性。

1.3.5 中国主题公园的发展相较于国外主题公园行业具有若干特殊性

（1）国外主题公园的市场群体主要为家庭游客，中国主题公园则是大众旅游市场的补充，其游客群体更具多样性。（2）中国主题公园开发和建设中，政府的影响作用较大，表现为土地管制、政策和规划引领等多个方面。如2011年8月，国家发改委为主导下发了《关于暂停新开工建设主题公园项目的通知》。（3）多数中国主题公园仍为乘骑设施的拼装，缺乏对主题公园行业发展规律的遵循，详见上述对主题公园一般核心要素的归纳。这也反映出，当前中国主题公园“旅游+地产”痕迹明显的现象，主题公园多为唱戏的角色，地产才为主角。钟士恩等（2015）曾预测，不符合发展规律的主题公园，其最终归宿很可能会被拍卖，而转变为开敞性城市公园、住宅社区或其他土地用途[3]。

2 案例阐释：中华恐龙园与常州新北区的融合共生

2.1 中华恐龙园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1992年1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务院批准成立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高新区是原来的常州郊区，在建设初期，如同一个“孤岛”，与常州中心城区隔绝。1997年，中华恐龙园项目在常州市委、市政府的直接参与下，由高新开发区等单位着手，选址高新区东北角的郊野乡村地区动工。2000年9月20日，中华恐龙园对外营业（此时的主体为中华恐龙馆）。秉承旅游、科普双向发展道路，中华恐龙园打破了当时业内对主题公园“一年兴、二年平、三年衰、四年败”的发展规律。但中华恐龙园发展初期面临很多困难和选择。

2.1.1 社会思想的制约

20世纪80年代，以常州为代表的乡镇企业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被称为苏南模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传统思想浓厚，而旅游业则被认为是“走马观花、游山玩水”。建设伊始，对于“在工业城市发展旅游合适不合适？有没有必要？”的疑问一直困扰着城市经营者。这也使得“引入”或者说“无中生有”的中华恐龙园在筹建阶段受到了极大的质疑，“恐龙馆，恐龙馆，不要建成骷髅馆”。“从中华恐龙园的概念提出到建设成形，整个过程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统一认识（虞振新，原常州市市委书记；资料来源：中华恐龙园内部资料，下同）。”“仅是发展经济，还不足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常州，按照城市发展框架，完善区域服务功能配套，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成为当时重点思考的问题。旅游业，以其较强的产业辐射带动，让我们‘心动不已’（孟金元，原常州市市长）。”从20世纪90年代起，常州旅游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驱动，区域联动，全社会参与的大旅游、大产业思路”，政府成为驱动旅游业发展最主要的动力。中华恐龙园项目的引进，实际上是“工业城市”“退二进三”的过程中，城市决策者“不断解放思想”充当旅游先驱者的一种决断。

2.1.2 旅游资源的认识

针对“常州是一个没有旅游资源的城市”“常州没有恐龙化石，是从中国地质博物馆借来的”等问题，常州市政府管理者进行了创新认识。“发展旅游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资源有多少，而在于市场有多大（毛小平，原常州市副市长、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历史留给常州的旅游资源很有限，作为城市经营者，我们要给后人创造一点人文的城市资产（蒋新光，原常州市副市长）。”“三十年来，人造景观先驱者们的不断探索，从考古、影视、科学、儿童心理等不同领域，成功地推出一盘盘恐龙经济的盛餐，恐龙无疑是个巨大无比的探索宝库（虞振新，原常州市市委书记）。”“同处华东的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著名旅游城市相比，常州旅游资源相对匮乏。恐龙在地质历史上虽然与常州无缘，但龙城人并未被资源决定论左右，而是运用新的市场决定论，是中国无中生有发展旅游成功的典范（黄震方，南京师范大学旅游学教授）。”

2.1.3 能否成功的判断

“一是相较周边南京、苏州等旅游城市，常州是江苏旅游的“温点”，没有过多的自然禀赋，没有鲜明的城市特性，发展主题公园究竟有没有市场？二是城市配套服务设施尚不完备，住宿、交通等不够发达，游客愿不愿意来？三是类似“西游记宫”等主题公园产品争议很大，贬大于褒，投资大和回报小带来的市场风险如何估量？四是在常州这样不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发展恐龙文化主题公园，究竟有没有市场吸引力（陆素洁，原江苏省旅游局局长）？”针对“主题公园有没有市场”的问题，项目筹建人员选择了国外考察，学习迪斯尼，“科普+旅游”的思路最终确立。“只有强调参与性和互动性的科普，才能走的更远（杨大伟，原常州市常务副市长）。”“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一方面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增长后颈显现不足，另一方面人们度假休闲需求的日益加大。以旅游业为切入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认识逐渐趋同（张力航，原常州市副市长）。”

在克服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中华恐龙园逐步寻求“政府主导+市场机制”的发展道路。2003年，常州市委市政府界定了中华龙城现代休闲旅游区（从中华恐龙园升级为环球恐龙城旅游区的概念）的空间范围，原市委书记范燕青明确了“以土地养开发，以开发反哺旅游”“封闭式开发，企业化运作”的开发思路（如后期相继出让金桥科技地产、九龙仓时代上院、荣盛馨河丽舍等土地储备，约19.5亿元土地出让金以增资形式注入龙城旅游控股集团）。2005年，为发挥中华恐龙园品牌的优势，实现更为宏大的“造城、兴市”的发展目标，常州市委、市政府决定组建龙城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中华恐龙园为基础，高标准规划建设环球恐龙城。从2006年至今，朝着跻身国际先进、国内一流主题公园行列的目标，中华恐龙园相继推出二期鲁布拉（2006）、香树湾花园酒店（2007）、恐龙谷温泉（2009）、三期库克苏克大峡谷（2010）、恐龙城大剧院（2010）、三河三园亲水之旅（2010）、迪诺水镇（2014）等主题空间和产品。“用旅游管理者的说法就是，中华恐龙园常变常新（刘明江，原常州市旅游局副局长）。”“十二年前的常州新北，在芦苇丛生、野兔出没的高速公路取土坑里，中华恐龙园破土动工。一个轮回过去了，当初的中华恐龙园实现了她的华丽转身，现如今已成为接待游客1000万，拥有325 hm2版图的环球恐龙城。从“馆”到“园”再到“城”的蜕变。成为中国旅游业“无中生有”的经典案例。最初，科普和旅游的结合使跚跚起步的中华恐龙园找到了市场的发力点。后来，主题公园和文化创意的结合，又构筑了中华恐龙园可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如今，环球恐龙城的系列开发，正在打造全新的都市休闲旅游综合业态（中华恐龙园股份董事，许晓音）”。

2.2 中华恐龙园与常州新北区的融合共生

中华恐龙园的成长路径可被概括为“馆（中华恐龙馆）—园（中华恐龙园）—城（环球恐龙城）—基地（创意产业基地）”，其旅游发展与常州新北区、乃至整个常州市是融合共生的（表1）。中华恐龙馆是从中国地质博物馆借来的；在此基础上，从2000年开始推进中华恐龙园主题公园的单体建设；从2006年开始，中华恐龙园演变为多产品功能（娱乐、住宿、表演等）的环球恐龙城旅游区的概念，从“一日游、半日游”的产品升级为“二日游”的产品概念；2011年则成长为政府派出机构，以“恐龙文化”为核心整合创业产业基地。“馆—园—城—基地”旅游空间生长过程，是一个旅游空间为2—80 hm2、旅游和城市功能不断被放大和整合的过程，丰富和诠释了“旅游与城市发展的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图1）。在此过程中，中华恐龙园的城市化和新北区的主题公园化是融合共生的，中华恐龙园推动了周边土地价格从0.15元/m2到后期的6.0—7.5万元/m2（约是新北区同年平均土地市场出让价格的1.5倍），企业的角色从单点开发的国企，逐步成为承接常州公共市建的城市运营商，甚至在对接常州创意产业基地后，进一步升级为政府派出机构。其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

第一阶段（1997—2005年）：“馆—园”的旅游实体空间形成阶段。常州市政府城市经营思路的转变，旅游开始成为城市经营的重要手段，原城市决策者虞振新大胆引入中华恐龙园项目，将其作为一种“新的产业类型”，布局在常州市高新区，并配套建设汉江路等市政工程（中华恐龙园邮编为汉江路1号）。由于中华恐龙园的选址原为乡村聚落景观，毗邻沪宁高速公路，周边是大量的荒滩野地，因此其与城市建成区仍处相对隔离的状况。2002年新北区成立，在常州市政府决策实施的“三城联动、南北一体”的城市发展战略中，北部新城是常州市城市发展的重点方向，新北区开始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第一阶段中，中华恐龙园打破了当时中国主题公园“一年兴、二年平、三年衰、四年败”的短生命周期现象，并一跃成为常州旅游的亮点。

第二阶段（2006—2010年）：“园—城”的旅游实体空间与城市空间对接阶段。此时常州市政府迁入北部新城。常州大剧院、奥体中心等大型城市设施的建设，高铁枢纽常州站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新北区成为常州市最为活跃的城市地区。与此同时，龙城旅游控股集团作为环球恐龙城的建设主体，不断填充鲁布拉、库克苏克、恐龙谷温泉、恐龙城大剧院、维景国际大酒店等旅游项目。河海东路扩建工程、东经120景观大道、三河三园改造工程等城建工程，加速了常州恐龙园与新北区的空间对接。在政府主导、集团推进下，大型开发商（房地产）相继入驻的推动下，一个围绕环球恐龙城、全新的、宜居宜旅的城市社区——中华恐龙园房地产板块的概念形成。如2007年以后，随着世贸、九龙仓、龙湖等大型开发商的相继入驻，恐龙园板块的“大盘”现象开始极为明显：一种出让地块大规模、大型开发商主导建设、商办住或商办等混合型的土地开发现象。第二阶段中，中华恐龙园周边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完成。

表1 中华恐龙园的“馆—园—城—基地”演化路径及其综合影响

图1 中华恐龙园的“馆—园—城—基地”演化路径

第三阶段（2011—至今）：“城—基地”的主题公园与城市空间融合共生阶段——主题公园的影响空间开始规模化生成。在此阶段，由中华恐龙园为主体整合常州创意产业基地（如龙城旅游控股集团收购常州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以及龙城软件园的大规模建设）。按照规划，北部新城的建设范围将达到73 km2，创意产业基地将被建设成为一个围绕“创意产业”“主题旅游”和“时尚居住”三大核心职能，定位为长三角一流的宜业、宜居、宜文、宜游的生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创意产业基地形成以恐龙宝贝为核心，集炮炮兵、小卓玛、小虫三宝等常州本土动漫品牌的中华恐龙园动漫衍生体系。随着快速城市化的推进，创意产业基地的整合，旅游完全融入到城市发展中，创意产业基地作为一个城市产业园区和政府的派出机构，替代了以旅游功能为主导的环球恐龙城，“旅游发展”被放大到“区域发展”的层次。“恐龙园想牵头，在基地的核心企业中组建恐龙创意产业联盟，让上下游资源嫁接起来。通过合作，挖掘放大恐龙主题，做大恐龙经济。让基地企业共享旅游产业的市场（中华恐龙园股份董事，许晓音，2011）”。

综上所述，在地方政府、龙城旅游控股集团、开发商（房地产）、资本市场等生产者的综合作用下，环球恐龙城及其周边地区从初始的乡村地区，最终演化为一个城市化的地区。其突出的表现体现为：（1）城市热门房地产板块——中华恐龙园板块的形成（包括九龙仓时代上院、世茂香槟湖、香树湾云景、香树湾花园别墅、龙湖原山等大小20个楼盘）。（2）创意产业基地成长为城市产业园区和政府派出机构。而从中华恐龙园的角度，其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恐龙文化体验基地，受到了中国主题公园和旅游发展业界的广泛认可。

3 结论与讨论

主题公园的行业创新及其对“主题环境”的空间使用原理探索，激发了当代城市空间的主题公园化进程。与此同时，主题公园的发展又表现为强力的城市化进程[15]。本文从理论解读和案例阐释的双重角度，提出了当代城市的主题公园化与主题公园的城市化，研究了当代主题公园与城市发展是如何融合共生的。虽然西方学者对主题公园引发的“迪士尼化”现象忧心忡忡，中国学者对主题公园发展的“旅游+地产”模式也满含批评，但主题公园对城市的发展作用毋容置疑。以华侨城为代表的房地产驱动模式，以中华恐龙园为代表的主题塑造及其“馆—园—城—基地”渐进成长模式，以及以大唐芙蓉园为代表的文旅融合驱动模式，加速了城市空间的主题化进程，见证了游憩功能为主导的城市功能转型，营销了新的城市意象。主题公园行业仍然是朝阳产业，迎合了大众对休闲娱乐的需求，是社会发展进入高额消费阶段进程中的标配。与其调控主题公园的开发建设，倒不如将调控的重心放在房地产行业。主题公园在中国2000年以前的快速扩张以及2000年以后新一轮的快速扩张，不应简单定性为中国主题公园市场存在“浮躁”“过热”现象，20世纪的美国、欧洲、日本等都经历主题公园快速扩张然后重新洗牌的现象。如何强化主题公园运营规律的把握，特别是差异化主题的塑造，将是解决当前主题公园恶性竞争的关键。国外主题公园的规模化运营，特别是向大型综合性旅游度假区转型，能够为当前中国的主题公园发展和城市发展提供启示意义。没有主题的城市空间是没有灵魂和性格的，而主题公园的一般构成要素及其对“主题环境”的空间使用原理能够为城市空间如何主题化提供新的思路。无论是城市的主题公园化，亦或是主题公园的城市化，均表明主题公园发展和城市发展需要融合共生，而中国主题公园行业普遍存在的“一年兴，二年盛，三年衰，四年败”短生命周期现象则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