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31
祁嘉华 王慧娟
截止2017年,住建部等七部委分四次在全国范围内评出了4153个传统村落,陕西有71个村子入选。这其中既有像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渭南市澄城县尧头镇尧头村、延安市黄龙县白马滩镇张峰村那样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又有像汉中市宁强县青木川镇青木川村那样百年左右的村落,还包括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那样在改革开放以后建造起来、却较好传承着当地传统营造样式和民风民俗的村落。也就是说,传统村落并不太强调历史长短,而是更加注重是否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价值。
传统村落是历史上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人们适应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创造出来的生活空间,其价值可以表现在村落的建筑、布局、选址、选材等具象方面,也可以表现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信仰观念等抽象方面,以物质和精神的形态存在于村落之中。这种价值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祖先生存智慧的结晶,与一个地区或民族的存续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由此不难看出,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具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是人们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民风等情况建造出来的,是人们适应社会要求,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产物。这一点决定了传统村落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其次,是人们根据自身所具有的能力建造出来的,足以反映当时人们在营造技艺、管理方式、价值追求、思想理念方面的水平。这一点决定了传统村落凝聚着大量当年的生产和生活信息,见证着祖先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能力和水平,是最能体现祖先生存智慧的地方。再次,传统村落中所有的东西都经受过岁月的检验,如抵御天灾人祸的措施,凝聚人心的办法,教人育才的职守,处理天人关系的境界,趋吉避凶的信念等等,能够从各个方面见证中华民族所以生生不息的深层原因。而这些,恰恰是我们进行民族教育,增强文化自信的最好教材,并会通过传统村落中的建筑形态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
如果说现代城市是大工业的产物,一切都带有“流水线”的痕迹,那么,传统村落则是大自然的产物,依自然而生,随社会而变,带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色。这样的经历,使传统村落完全能够成为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演变的标本。作为历史上中华文明的核心区,陕西传统村落当然也承载着所在地区独特的自然风貌和历史内涵,折射出丰富的地域文化价值,成为中华传统村落大家庭中的经典之一。
本文以陕西关中、陕北、陕南三地为切入点(见图1),结合当地的自然和历史,解析这些地区传统村落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截止2017年,陕南共有16个村落进入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是地域文化最为集中的所在,也最能反应当地的历史演变历程。
移民文化的空间遗存。移民是一定数量人口离开原居住地迁徙到他乡生活的群体。在陕南地区的传统村落里,至今仍遗存着不少与移民有关的历史痕迹。
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一个村落往往是一个稳定的集体组织,人们在某种默契中从事着各自的生产和生活,稳定不变。而维系这种默契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缘。陕西不少传统村落由姓氏来命名,如党家村、袁家村、郭家沟村、刘家峁村等等。这些姓氏往往是村子的开创者,带领家人在当地繁衍生息,成为了村里的独户或大户。与此不同,陕南的传统村落的姓氏则十分复杂。在安康的一处村落,两百多户中我们竟然发现50多个姓氏,除了张、王、李、赵、刘、韩、林等比较普遍的姓氏,还有鹗、山、拓、巩、狄、哈等明显带有少数民族味道的小姓氏。可以肯定,这些村民的祖上相聚在一起纯属偶然,彼此之间不仅没有血缘关系,甚至并不认识。
上面的猜测在下来的田野考察中得到了确认。在山峦包围的村庄里,我们发现了不少庙宇的遗址,竟然没有找到一座祠堂。也就是说,由于姓氏分散,村子里很有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大户人家”,也就没有形成聚集财力修造祖祠的能力。再有,这些村子的建成年代几乎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们只好从那些分散在旷野里的墓地上寻找蛛丝马迹,一些墓碑上还依稀可见“康熙”、“道光”、“光绪”等标志年代的字样,在简介墓主人生平时还出现了湖北、河南、四川、安徽等地名(图2)。尽管没有指明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这些人携家带口、翻山越岭移居到这块陌生的土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农耕时代,如果没有威胁到生命,黎民百姓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冒着衣食无着的风险,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谋生的。
在过去,农民的活动空间主要集中在村落及其周边的田野之间,是地地道道在大地上讨生活。南北朝时期的大儒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对“农民”和“商人”做了这样的解释:“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即农民在耕种,商人在易货,两者的劳作内容迥然有别。除非在真正国泰民安的盛世,衣食无忧的人们才可能各安其份:农民专心于“耕稼”,商人用心于“货贿”;反之,处在社会动荡中的人们则不会有这样的心理定力,因为缺失基本的生活保障,只能为了生计而四处奔忙。陕南地区的农民显然属于后者。由于地处深山,历史上,这里一直属于缺盐地区,人们只能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川东地去区去背盐。与关中据地而耕的村落比较,陕南人的生活则带有很强的流动性,而且一直延续了千年之久。
总之,历史上的陕南不仅接纳了大量来自南北方的移民,还在天长日久中形成了适合当地的移民生活,从而构成中国南北方交汇地区别具特色的一种文化现象,带有鲜明的客家文化特点。
关中的称谓是有原由的。一是因为地理位置在陕西省中部,南有秦岭,秦岭以南称陕南;北有黄土高原,黄土高原以北称陕北。二是因为处在四方关隘之中:西有宝鸡的大散关之险,东有潼关的函谷关之固,北有黄土高原上的萧关,南有秦岭山中的武关,地势独特,故称“关中”。三是因为适宜休养生息。作为中国的南北分界线,秦岭山脉挡住了东南季风的潮湿气流;黄土高原及其山脉又对西北寒风形成了遮挡,使得关中地区既没有梅雨季节的困扰,也很少西北寒流来袭,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符合“五行”关于“土掌管中,协助金木水火”的说法。
截止2017年,关中地区入围国家保护名录的传统村落有28个。仅在省内比较,这一数字是名列前茅的,不过,如果与关中悠久的农业文明比较,这一数字显然又是单薄的。截止2015年,关中地区依然保留着9574个行政村,28个传统村落只占到村落总量的千分之二多一点,不但不足以反映这一地区悠久的农耕历史,也与关中地区目前的村落总量形成反差。但是,这些村落却鲜明地折射出关中地区历史特征。
关中自古帝王之都,延续千余年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位,使这里的传统村落中积淀着浓重的正统文化的影子——比如高规格的祠堂。祠堂也叫宗祠,在传统村落中属于公共建筑,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也显示着家族历史上的兴旺程度,往往是那些大户人家的专享(见图3)。族长按照族规行使族权、村子里重要的社交活动、族人子弟接受私塾教育等涉及家族利益的事情往往都要在这里举行。因此,越有权势和财力的家族,祠堂往往也越是讲究,不仅要建在村落中最显眼的位置上,占地面积也远远大于普通民宅。通过祠堂,完全可以发现一个家族在村落里的地位。
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往往都是中规中矩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三皇五帝时期的禅让制度,西周治礼定乐的良苦有心,唐宋时期的诗词天下,明清时期的盛世华章,创造出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化,也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秩序,于是便有了“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雅号,自然也成为了关中正统文
化的核心内容。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在关中的那些传统村落中看到一系列历史文化方面的特征。
从村落全局上看,村域范围内的高大型建筑往往都与礼仪教化有关。如韩城西庄镇的党家村,站在高处俯瞰,文峰塔便是村子的制高点(见图4)。在过去,建造文峰塔的目的有三个:象征当地人才辈出,多中科举;以塔来补足村落风水上的空缺,求得村落在格局大势上达到完整无瑕;借塔高大的形制,来作为村落的地标。总之,文峰塔凸显村民对天地的态度,烘托村子的文化气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从村落的局部看,礼仪教化还体现在村子里的各类建筑上。如韩城芝阳镇的清水村,处在关中盆地与陕北黄土高原的过度地带。据村民回忆,村中原有戏台1座、老商铺3家,最多的竟然是庙宇建筑,达到14座之多,说明当年文化底蕴的深厚。尤其可贵的是,这里虽然地处渭北高原,但是,正统文化的气息依然十分浓重。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宅院,尽管已是满目沧桑,但不管是选材还是工艺、格局、尺度,甚至连大门上的匾额、墙体上砖雕家训(见图5),无不中规中矩,体现出正统文化的要素。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敬重祖先则是传统礼仪中的重要内容,一直是历朝历代延续的传统。在村落的显著位置造塔,在村落布局中讲究规整,在居家院落中凸显家族精神,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个村落的文化,也是衡量一个村落担当社会责任所达到的程度,直接体现着对祖先功业的敬重,对国家礼仪规矩的遵循,当然也是正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陕北包括延安和榆林两个市,相对于陕南和关中而言,由于地处陕西北部,而称为陕北。这里既与蒙古、甘肃、宁夏接壤,自古地广人稀,有白狄、蒙古、匈奴在这里过着游牧生活,是著名的“西戎之地”;也与山西和关中平原毗邻,这些地方自古就是农耕重地,是中国历史上“教民稼穑,树艺五谷”的地方。
由此不难看出,陕北处在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点上。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同时,也为各种民族之间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时至今日,当地不少地名还带有当年的战争味道。比如延安市的安塞、甘泉地区以“条”命名的地方,就与当年的秦直道有关;榆林、延安两地以“铺、驿”命名的地方,不少就是当年的屯兵点和古驿站;另外陕北地区那些以“城、堡、寨”命名的地方,如延安市吴起县的铁边城、五谷城(见图6),榆林市神木县的高家堡、栏杆堡,佳县的朱官寨等等,都是当年为了抵御外侵而安营扎寨的地方。尽管这些早已成为历史,但是,身临陕北的旷野之上,举目远眺梁峁沟壑纵横的广阔天地,登临已经坍塌的寨堡遗址,还是可以想象出当年这里烽燧遍地、驿站相望的景象。
截止2017年,这里的国家级传统村落共有27个。与关中地区悠久的农耕历史比较,陕北地区传统村落则带有更多战争的印记,并有以下空间表现——不少村子拥有防御性的建筑设施。以农耕为主的村落往往与田地为邻,整个村落被绿树环绕,古人“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描写的就是这种景象。陕北地区的传统村落则不是这样,一方面这里丘陵多、树木少,一方面历史上这里远没有关中地区安定。于是,这里的村落或凭险而建,或高墙围护,或躲避防范,带有明显的战争烙印。比如,米脂县乔河岔乡刘家峁村的姜氏庄园,便是一处带有明显防御功能的村落建筑,外围寨墙高耸,内部屋舍俨然,是一处防御性极强的城堡式院落(见图7)。
村落附近建有供躲避的藏身之所。为了繁衍生息,陕北地区的村落除了具有防御性设施,还增加了一些躲藏之所。具体情况有两种。一是隐藏场所设在距离村子较远的山沟里,道路崎岖,杂草丛生,隐蔽性极强,如果不被人引领则很难被发现。比如榆林市子洲县何家集镇眠虎沟村附近就有“寨子”。这里距离村子有5里左右的山路,处在一个山坳里。所谓“寨子”,其实就是在距离地面两三丈高的黄土崖面上掏挖出的一些洞穴。出现危机时,村民们借用梯子爬上去,然后将梯子撤掉。窑洞里藏有粮食,砌有灶台,可以供人们避难时使用。二是在村落附近山梁上修筑的堡垒。之所以用“堡垒”来形容,是因为这些建筑多修在村落的交通要道上,地势险要,居高临下,依山体的斜面用毛石垒砌成墙体,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危机时刻,村民们在这里可以凭险而守,打击来犯者。
紧邻关中都城的地理位置,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冲突融合,使得陕北自古多战事,当地不少村落就是因为战争而出现的,因而在村落营造建设的时候就有各种防御不测的设计。
陕南位于陕西的南部,境内北有秦岭,南有巴山,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广大区域,包括汉中、安康和商洛三个地区,是一个被大山围合的地方,处地偏僻,交通不便。由于自然山水环境的大同小异,乍看起来,汉中、安康、商洛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确实存在着不少的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所毗邻的地区不同,接受的外来文化影响不同,三地还是出现了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比如,商洛是三个地区距离关中最近的,因而深受关中官方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经是秦国大将商鞅的封地;秦汉相交之际,这里有拒官不出的“商山四皓”;明末清初,李自成的军队也到达过这里。安康处在秦岭与巴山的围合之中,与湖北、川东(现在的重庆)为邻,温润的环境,丰富的物产,使这里成为南北方天灾人祸时移民聚集的好地方。汉中在三地中距离关中最远也最为富足,自古就有“天府之国”和“鱼米之乡”的美誉,是古蜀道的必经之地,两汉和三国文化都曾在这里孕育萌发。
上述这些,是陕南三地的历史,也为后来人们从事各种活动提供着参照,是当地区域文化形成的基本背景。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当地的传统村落中看到这些文化的印记。
经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反复博弈,近年来对传统村落保护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不过,这种共识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层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们还是会从各自的立场来应对——原住民很想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并不看好那些居住了几代人的老房子;当地政府也很想将村落推陈出新,以突显自己的行政能力;开发商也不示弱,从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设计制作到实际工程的投入,成为实际把握传统村落面貌走向的有生力量。各方面都以保护发展为理由,但是基本诉求却存在差异,于是出现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结合自然和历史,寻找这些村落所以持久不衰的原由,归纳其中的文化特色,从而使人们在村落的价值认定上达成一致,这是社会各界在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的努力方向。
保护的根本是要继承传统村落中的文化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村落中,文化优秀与否往往与历史有直接关系,凡是经受住历史考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才可能存留下来,反之则会被淘汰。传统村落中以建筑为主体的空间环境,往往是承载历史信息最为丰富的所在。因为在农村,几乎所有的生产和生活都会与建筑发生关系,村民们也会根据生产和生活需要从事营造活动,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将自己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向往凝聚在家园环境中。因此,在制定各种村落保护措施时,首先要通过村落的周边环境、布局,尤其是建筑形态,分析其中与当地自然和历史的关系,发现村落之所以建造成这个样子的深层原因。这样,不仅有助弄清村落的历史脉络,也有助于对村落中众多旧物件去伪存真,发现其中的真正价值,从而制定出符合村落实际的保护方案。
发展的根本是提升传统村落中的文化魅力。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村落发展与否,不能以城市为参照,搞宽街大道、玻璃幕墙、霓虹闪烁之类的“靓化工程”,而是要在地域文化的挖掘上下功夫,比如石板路显然要比水泥路更有历史感,老砖墙要比贴瓷片来得真实,木质构件比玻璃橱窗看着舒服。修旧如旧,是村落在空间形态改造时可以延续文脉的通常做法。当然,最能体现村落发展的还包括符合当地文化的业态设计。业态就是产业,可以给村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不过,具有当地味道的业态才可能具有竞争力,反之,那些从外地“移植”来的业态由于不接地气,不但不会引人眼目,相反如果数量过多,还会对地域文化氛围起破坏作用。
这样看来,传统村落中需要保护与发展的根本是文化。从实际操作的层面说,村落中的空间设计是否引人,业态设计是否具有竞争力,说到底取决于设计者文化积累的厚薄与表现水平的高地。前者涉及到传统村落的文化生命,后者影响到传统村落经济的兴衰。从全国尤其是陕西的情况看,凡是在保护与发展中有声有色的传统村落,空间环境与业态设计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反之,凡是在保护与发展中缺乏起色的传统村落,其空间环境与业态设计往往多停留在模仿他人的水平上。可见,传统村落保护到什么程度,发展到什么水平,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对村落文脉的认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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