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漕运与苏北城市群的形成*

张文华

1 导 语

城市是社会发展的指向标和旗帜，城市的形成有诸多因素，其中交通运输是十分必要的条件。京杭大运河作为陆上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对古代中国城市的形成、发展及城市布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大运河带动了人口的大流动、大聚居。每年数万艘漕船及商船、数百万石漕粮与商品给运河沿岸带来了大量人气与无限商机，在为传统封建政治中心注入了时尚韵味的同时，催生出一批新兴城市。”[1]运河最主要的功能便是漕运，中国古代漕粮数目相当巨大，一般也都保持在400万石左右，最多时竟达800万石。漕运的发展与兴盛，为城市兴起聚集了庞大的物质产品及各色人口，而为保证漕运的畅通，运河沿线又设立了众多衙门机关，布置了相当数量的兵丁、水手、船工、纤夫，这一切都为运河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动力支撑。因而可以说，是运河及漕运造就了运河沿线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城市群是一个当代的概念，也叫城市带、城市圈、都市群、都市圈或都市连绵区。1961年，地理学家戈特曼发表了他的里程碑式著作《都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第一次提出了“都市群”概念。所谓城市群，就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2]。城市群不是一些城市的简单集合，作为城市群，无论其规模大小，都有核心城市，一般为一个核心城市，有的为两个，极少数的为三四个，城市之间有紧密的经济联系，城市交通与社会生活、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及城市规划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城市群虽然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为当代城市学及城市地理学研究者所袭用，但对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研究，尤其是在运河城市史研究中，完全可以借用过来，这不仅能够在城市史研究方法和视角上带来新思路，而且能在许多城市史重大问题上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提出新颖的见解。从宏观角度来看，以漕运为纽带，历史上京杭大运河沿线形成了典型的城市群带，被誉为“四大都市”的杭州、苏州、扬州、淮安实际上就是大运河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核心城市之中，苏北地区就占据了两个，这是特别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从中观角度来看，历史上以运河及漕运为纽带，苏北地区的扬州、淮安、徐州等城市形成了既有整体运河文化共性，又有各自地域特色的运河城市群。鉴于此，本文借用城市群的概念，在梳理苏北运河变迁的基础上，以漕运为切入点，探索历史上苏北城市群的形成及其发展，以期揭示苏北城市发展的基本脉络。

2 运河苏北段的开发及其变迁

苏北地处平原，东临大海，北带黄河，南络长江，泗水流其地，淮河贯其中，湖泊众多，水道纵横，水路交通长期发达，人工运河开掘亦甚早。苏北运河的开发与变迁，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2.1 隋代以前，是初步开发阶段

该阶段的人工运河集中在淮河以南地区，淮河以北主要利用淮河下游最大的支流泗水作为天然航道。《尚书·禹贡》中所谓“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浮于淮泗，达于河”，都是指以泗水为沟通中原与江淮地区的桥梁和纽带。春秋时吴王夫差“城邗，沟通江、淮”[3]，因其凿于邗城之下，故称邗沟，此即苏北地区第一条运河，后来京杭大运河的前身，相当于今里运河。邗沟汉时称渠水，六朝称中渎水，亦称韩江、邗溟沟。据《水经注》卷三○《淮水》记载，东汉建安之前，它引长江水从今扬州市北出发，经过武广、陆阳两湖之间，下注樊梁湖，转向东北入博芝、射阳二湖，又西北流至末口（今淮安市淮安区北）入于淮河。由于这条线路既迂远又浪大风疾，故建安之后，又改道经由白马湖东北而入淮。可见隋代以前苏北运河充分利用天然湖泊和地势，人工开挖的数量并不是很大，而且因风浪等自然原因，运河流经走向多有改动。

2.2 隋唐及宋代，是进一步开发阶段

隋唐北宋都是大一统时代，由于漕运的需求，国家对运河的开凿和疏浚十分重视，苏北运河的开发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隋统一后，构筑起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一条沟通东西南北的大运河在中华大地上正式诞生。其中的通济渠和山阳渎，构成了苏北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4]。通济渠被称为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4]，比较华奢壮观。其自黄河引水东流入汴，经开封后折而东南行，经今河南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安徽宿州、灵璧、泗县，于今江苏盱眙之北入淮。通济渠虽然仅与苏北接壤，但其沟通了淮河与黄河，将苏北和北方联系起来，因而完全可以看作是苏北运河的延伸。隋代在苏北境内修治疏通的最重要运河是山阳渎，史称炀帝“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5]。重修后的山阳渎长达三百余里，水面开阔，河道较前更直。如此一来，自洛阳入通济渠，顺流而下达泗州（在盱眙对岸）入淮，经由山阳渎南下，由扬子入江，山阳渎因此而成为沟通江淮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

唐代在隋代的基础上，对苏北运河进一步修理整治。唐初曾在邗沟以西建筑水柜，以补枯水期水源的不足。唐代扬州附近运河多有变化，这和六朝以来江岸的不断南徙有密切关系。六朝时邗沟的南运口一直在欧阳埭，至隋及唐前期，曲江北岸的扬子津（在今邗江区南）因其临近广陵、位置优越，一跃而为邗沟的另一南运口，且较欧阳埭更为重要。唐中叶后，由于瓜洲逐渐北扩，由京口（今镇江）渡江需绕行六十里，颇多不便，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润州刺史齐浣遂于瓜洲开伊娄河25里，直达扬子津，此即邗沟由瓜洲入江之始。伊娄河也叫新河，唐后期出入广陵多经由此河，扬子津仍为重要的港口。

此外，唐代曾动工开凿自盱眙达于扬州的捷径——直河，这条直河当为今三河闸以下淮河入江水道之前身。唐代对汴河的治理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与苏北段有关的是开凿广济新渠。广济新渠主要是利用自然河道，总长约50余里。

宋代在今淮安市境内开凿了三条运河，即沙河、洪泽新河和龟山运河。沙河从楚州到淮阴，洪泽新河从淮阴至洪泽镇，龟山运河从洪泽镇至龟山镇。这样，自楚州至盱眙的运河全线贯通，成为沿淮而设的复线运河，有效地避免了淮河行舟之风险。但其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到南宋时便基本淤浅。

2.3 元明清时期，苏北运河走势基本定型，但淮河以北地区的河道多次改变

元代将隋代以来形成的大运河裁弯取直，大大缩短了江南船舶北上的航程，奠定了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这在运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明初漕舟抵达山阳后，必须在山阳新城盘坝过淮，然后由大清口入河北上。为了避免盘坝，总兵官陈瑄于永乐十三年（1415）开凿清江浦。清江浦利用北宋所开的沙河故道，由山阳城西马家嘴引管家湖水，东北通至鸭陈口入淮，总长二十里，并缘管家湖筑堤十里以引舟。淮口置移风、清江、福兴、新庄四闸，按时启闭。此后，淮南运河山阳段由城东移到城西，运口也由末口移到新庄闸。[6]明清时期对山阳至江都之间的淮南运河进行了整治，开凿月河是淮南运道变化的显著特点。

由于淮河以北借助黄河（即泗水）行舟，而黄河又是一条著名的泥龙，善淤、善决、善徙，给漕运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因而明清两代对此段运河的处置颇感困惑。先是采用潘季驯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方略，后来又另辟新道以避黄河。明嘉靖至万历时期，先后开凿南阳新河、泇河，运道从此大通。

康熙十九年（1680），靳辅开四十里皂河通航，上至窑湾接泇河，下至皂河口入黄河。次年皂河口淤，再开二十里支河于张庄入黄。康熙二十七年（1688），又于黄河北岸遥堤、缕堤之间挑挖中河。这段运河上起骆马湖西岸张庄运口，全长180里，此即旧中运河。1699年，河督于成龙改凿六十里，名曰新中河。第二年，河督张鹏翮又整治旧中河上段，把新旧中河合二为一，另外还加筑堤防修浚运道，改善了航运。康熙四十二年（1703），又将仲家庄运口下移到淮阴杨庄。这样，前后经历了17年的整治，中运河河线才最终稳定下来，实现了黄运分离。

明清时期苏北段运河变迁的焦点在清口。清口河情十分复杂，因为它是黄、淮、运三河的交汇口，直接关系着黄、淮的治理与漕运的畅通，故而它也是一切矛盾的焦点所在。明清政府就是在这个至为纷繁复杂的矛盾漩涡中反复周旋，苦苦搏斗，历时良久，最后方因黄河改道、漕运废止而宣告彻底结束。

3 苏北运河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

京杭大运河是运河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的启动器和助力机，催发和带动了城市的崛起和繁荣，并进而形成沿河城市群带。苏北位于京杭大运河中段，控扼运河咽喉，这里又是黄河、淮河和运河交汇重地，位置特别关键，地位尤其重要，而历史上苏北运河的变化复杂而多样，对苏北城市盛衰起落的影响也格外显著。根据苏北运河开发情势、漕运发展及城市自身演变特点，苏北运河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3.1 先秦至隋代，是苏北运河城市兴起、运河城市群初具雏形时期

苏北地区的水运素称发达，成书于战国的《尚书·禹贡》记载，九州贡道之中，扬州贡道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徐州贡道是“浮于淮泗，达于河”，可见古代淮河和泗水是十分重要的航运通道，南方的物资必须经由此途运抵中原，而地处淮泗之交的淮安地区，“已是淮河下游，乃至江淮间与河淮间之水运交通要津”[7]，其枢纽地位与交通优势开始初步呈现，泗水入淮的泗口成为控扼南北的咽喉。鲁哀公九年（前486）邗沟运河开通后，在今扬州的邗城与淮安的末口地位大大提升，二者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成为当时军事运输线上的重要据点。公元前484—前483年间开凿沟通济水与泗水的菏水运河，战国魏惠王时（前361—前340）又建成鸿沟系统[8]。鸿沟系统的建成，使得黄河与济水、汝河、淮河、泗水之间的广大区域水运交通格外通畅，并通过邗沟将长江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是把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有机地联结起来了，而淮安地区又在沟通江、河、淮、济四渎之运河水运中居于枢要转捩地位。春秋战国时泗口、末口和邗城都是重要的交通枢要和战略据点，但邗沟主要是运输军粮和士兵，其军事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故而这三处要害地方在经济方面无可称道之处。与此不同的是，位于泗水与汴水之交的彭城在经济领域表现尤为突出。由于交通的畅达与商贸往来的频繁，战国时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开列了天下的经济都会，共计13个，虽然彭城没有预列其中，但事实上由于彭城在获水（上游为汳水）与泗水的交汇处，又介于东楚和西楚之间，交通便捷四达，且西有梁宋之繁荣，北有齐鲁之富庶，故而也就发展成为“一个地方性的经济都会”[9]。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运河的开凿，苏北地区城市兴起，泗口、末口、邗城成为重镇，彭城成为苏北地区区域性经济中心。

秦汉时期是大一统时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苏北城市数量显著增多。秦代在苏北地区设县的具体情况难以详知，目前可考的有广陵、堂邑、淮阴、盱眙、东阳、凌县、下相、下邳、彭城、留县、沛县和朐县，共计12个[10]。从地理分布看，仅朐县在今连云港市，号称是秦东门，其余11县毫无例外地都在邗沟、淮水、泗水一线，其对水道运输的依赖格外明显。这11个县城中，除广陵、堂邑在邗沟与长江之交外，其余9个都在泗水一线及淮河两岸，这表明苏北城市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淮河以北城市发展较快，淮河以南较为缓慢。两汉时期，苏北运河沿线城市在秦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增加，目前可考的就有江都、舆县、海陵、高邮、平安、淮浦、泗阳、富陵、睢陵、高平、赘其、高山、叴犹、吕县、广戚和丰县，共计16个[10]，新增数目是秦代总数的1.3倍。实际上新增的城市还远不止此，因为临淮郡所属开阳、播旌、西平、开陵、昌阳、广平、兰阳、襄平、乐陵9县和泗水国所属于县地望不明，但都属于苏北地区，估计大体也是沿邗沟、淮水、泗水一线分布的。需要注意的是，汉代淮河以南地区城市数目增长幅度较大，表明此时淮南、淮北地区发展的差距开始逐步缩小。秦汉时期苏北城市的典型代表是彭城和广陵，可谓苏北诸多城市的两个核心，二者均濒临水运河道，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彭城有40196户，以每户5口计算，彭城人口竟达20万，这在当时是人口较多的城市。汉代在此设立铁官，专门管理官营冶铁，彭城成为重要的手工业城市。当是时，江淮流域的粮食及其他物资运到京师，必须由淮入泗，然后经彭城入汴，再由汴入黄河，彭城扼守着国家的一条经济大动脉，这是其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广陵在长江北岸、邗沟运河的最南端，西汉时刘濞被封为吴王，广陵成为一方都会。吴国地域广阔，富有铜、盐等资源，刘濞以广陵为基础，大力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开凿了自茱萸湾至海陵的运盐河，海陵县的设立，与该运河的开凿直接相关。吴国“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11]，广陵成为冶铁、制盐中心，在其带动下，“广陵的丝织、竹器、漆器、造船和建筑等行业得到很大发展，商业贸易日趋活跃”[12]。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政权林立，战火横飞，苏北适为南北政权争夺扰攘的关键之区，无论南方政权的北上还是北方政权的南下，苏北均为必经之地，因而此时苏北城市的经济发展无所称道，而军事价值则大为彰显。彭城、下邳、盱眙、淮阴、山阳、广陵是最为重要的军事重镇，末口、角城（泗口）为军事要隘，此外还设置了诸多军事屯戍。

彭城（今徐州）地处汴、泗之汇，水陆交通特别发达，在南北政权分裂对峙时期，徐州是淮北的门户，北方视其为“南国重镇”，南方视其为“北门锁钥”。下邳地处沂水和泗水之交，与徐州近在咫尺，势相首尾，二者之间有着至为密切的战略关系。盱眙地处淮滨，沟通长淮上下，依山傍水，形势险要，沿淮上接重镇寿春、钟离，下连淮阴，南北对峙时期，盱眙常为重镇，堪称淮北之屏障、淮南之锁钥。淮阴阻淮凭海，控御南北交通之要，所谓“北对清、泗，则转输易通，南出江津，则风帆易达，由淮入江，此其必争之道矣”[13]。淮阴战略地位的重要，也和其附近的泗口、角城、末口等要地密不可分。淮阴与泗口夹淮相对，彼此犄角，互为借重。角城东临泗水，南近淮水，自晋至隋，成为重镇，在战略上与淮阴势相首尾，大有唇亡齿寒之态。山阳处于邗沟与淮水之交，为沟通江淮之喉嗌，交通地位至为显赫。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山阳与淮阴是一对孪生姊妹城市，关系至密，完全可以视为一体。淮阴在西，山阳在东，相距仅50里许，且有淮水、运河通连，东西相望，首尾相顾，有如常山蛇势，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在南北分治时代，山阳、淮阴的南北归属直接关系到双方攻守形势的重大变化。广陵地处邗沟与长江之交，六朝时期为京城建业的北门门户，实乃江北重镇，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综上可见，在隋代之前，由于运河的开凿、水运的发达，苏北城市开始勃兴。大体说来，先秦时期淮河以北地区城市发展较快，彭城成为苏北城市中心；秦汉时期淮河以南地区城市发展加快了步伐，淮北的彭城和淮南的广陵成为苏北的两个城市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期苏北地处南北政权的争锋地带，涌现出一批军事重镇，典型者有彭城、淮阴、山阳和广陵。此期苏北城市的军事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经济意义和价值，此等情势，使得城市的发展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不过无论城市的性质和功能如何，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其兴起均与运河及水运有关，均分布在水运交通沿线，城际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出现了中心城市，但经济功能均比较薄弱。这些情况显示，隋代以前苏北运河城市群已初具雏形。

3.2 隋唐宋元，是苏北运河城市群初步形成时期

隋唐时期天下一统，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应运而生。隋代开通了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其走势“犹如一把张开的纸扇，沿扇形的两边，分别开凿了通向东南和东北的运河，穿越黄河下游南北和长江下游富庶经济地区的中心，其柄端又直插关中平原的中央”[14]，形成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向西北、东北和东南辐射的全国性运河网络体系。这条运河将关中、关东、华北、江淮及江南等政治、经济重地联系起来，其涉及地域广泛，运程绵长，布局合理，可以说是运河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隋唐时期都城在长安，宋代在开封，京师消费主要靠运输江淮及江南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因而漕运在维系国计民生方面发挥着至关紧要的作用，汴河号为唐宋的“国命所系”，诚非虚言。此时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都得到充分利用，成为重要的漕运渠道，尤其是通济渠（即汴河），简直就是唐朝的生命线。李敬方《汴河直进船》诗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15]江淮运河及漕运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北宋建都开封的重要原因之一，宋人范祖禹说，“国家建都于汴，实就漕挽东南之利”，可谓一语中的。北宋漕运一般都在每年600万石左右，最高时可达800万石，这些漕粮，无不来自江淮及江南地区，汴河、邗沟和江南运河就成为北宋的交通大动脉和生命线，是真正的国命所系。

由于运河的畅通与漕运的繁忙，苏北运河城市发展迅速，涌现出了泗州、盱眙、淮阴、楚州、扬州、徐州等一批城市，其中最繁华的为扬州，其次当为楚州、泗州和淮阴。扬州城市的繁荣，得益于其独特的交通地理区位。扬州处于邗沟与长江的交汇点，溯江而上可达蜀汉，东出与海沟通（唐代海船可直达扬州城下），过江可至润州、常州、苏州、杭州，再循浙东运河抵越州，向北则接邗沟、淮水和汴河，是南北河运、东西江（海）运、水陆交通的总枢纽和财货交流的集散中心。唐宋时扬州是漕运转枢中心，江淮以南八道的漕粮均由此北上，舟樯栉比，车毂鳞集；城市规模很大，周回四十余里；手工业发达，商业繁盛，既是国内最大的商贸中心，也是对外贸易的国际港口，波斯、大食、日本、新罗等国商人在扬州者甚多。扬州的繁盛，受到古今诸多文人学者的称赞，如有学者说：“隋唐大运河这条碧绿的彩练上，镶嵌着颗颗耀眼的明珠，然而在这些明珠中，最硕大、最美、最光彩的一颗应属扬州。因为扬州在这些城市中崛起最早，也最富庶、最为重要、最为著名。”[12]

楚州城位于邗沟与淮水之交，泗、汴、蔡、涡、颍诸水皆直接或间接地经过楚州而东流入海，控扼江淮漕运之咽喉，其战略地位受到封建王朝的高度重视，隋代在此设立了管理漕运的行政机构，宋代又设江淮转运使，这些官衙的置立，又强化和提升了楚州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楚州襟吴带楚，衢通南北，为淮东屏蔽，江浙冲要。宋人陈敏曾云：“楚州为南北襟喉，彼此必争之地。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涡、颍、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运河耳。北人舟舰自五河而下，将谋渡江，非得楚州运河，无缘自达。”[16]随着南北风帆樯桅的频繁经行，漕运络绎，商旅不绝，大大推动了楚州城市经济的发展。楚州城内外商铺市肆繁盛，人口众多，唐天宝元年有二万六千余户，约达13万口。在唐代，楚州还是新罗、日本商人、遣唐使者入唐和出唐的要津，是一个重要的对外交流窗口。

通济渠南端与淮水相交，入淮口就在盱眙对岸，唐宋时代通济渠称汴河，入淮口称汴口，泗州州治即在此设立，泗州城成为极其重要的运口城市。泗州临淮水而靠运河，据水陆要冲，又地接吴楚，是唐宋经济命脉汴河通向邗沟和江南河的咽喉之地，漕运繁忙，商旅众多，城市繁华，堪称运河口之一重要的经济都会。

淮阴位于泗水与淮水交汇处，通济渠凿通后，漕粮官船不再经由泗水，但官吏、商人、文人墨客及其他民间人士的南北流动，仍然行走于泗水之上，因而淮阴的交通地位并没有削弱，城市过往人员庞杂，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刘禹锡《淮阴行》诗云：“簇簇淮阴市，竹楼绿岸上。好日起樯竿，乌飞惊五两。”商贸交易之兴旺由此可以想见。

唐宋时期扬州、楚州、泗州等运河城市经济的繁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盐业兴盛。而扬州盐业最盛，宋人洪迈在《唐扬州之盛》中云：“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力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17]

综上可见，隋唐宋元时期苏北运河城市取得了长足发展，无论淮北、淮南，均涌现出一批重要的城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扬州成为苏北乃至全国最为繁盛的都市，楚州的地位和重要性开始超过淮阴，泗州是新兴的运河城市，徐州则保持平稳的发展。扬州、楚州、泗州三城共同的经济根基是漕运和盐业，同时对周边城镇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一定的辐射作用。这些迹象表明，隋唐宋元时期苏北运河城市群初步形成。而此期的城市格局，对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城市群的最后形成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3.3 明清时期，是苏北运河城市群最后形成与繁荣时期

明清二代奠都北京，大量粮饷、财赋及日用百货主要来自江南，因而运河漕运尤其重要，被视为“国家永久之利”。在运河漕运和南北商品流通的强烈刺激下，沿运一线相继兴起了一批商贸功能尤为突出的城镇，由南而北，即有杭州、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徐州、济宁、张秋、聊城、临清、德州、天津、通州等，不下数十城。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带城镇经济呈现出显著的共性特征：其一，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并在缓慢生长。运河两岸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农业技术的提高与农业产品种类的增多，为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促进了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正因如此，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运河城镇率先出现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此后这种生产关系逐步向北方运河城市拓展，但受到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此等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蜗牛式地缓慢生长。其二，运河沿线小城镇蓬勃兴起。这些小城镇均建立在运河两岸粮棉、桑麻生产基地的沃土上，由于就地取材，原料丰富，价格便宜，故而使手工业生产具有成本低的巨大优势而大量发展。同时由于运河畅通，对外物资交流格外方便，使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融为一体，形成了明清运河城镇密度大、间距小的特点。其三，经济全面发展。明清大运河带上，除了传统的棉织、丝织业、造船、运输业之外，制盐、漂染、造纸、毛织、制茶、砖陶等手工业也十分发达。运河城镇的手工业不仅门类齐全，而且技术水平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8]其四，商贸经济格外突出。由于交通的便捷，使得沿运城镇人口众多，物资充盈，商贩云集，市肆栉比，是当时全国商业活动最频繁、交易量最大、经济最繁华的地带。明清时期沿运河一线形成了一条以运河商路为依托，以沿运城镇为载体的商贸经济带，城镇的商贸经济繁荣且活跃，而这些运河城镇便共同构成了全国性的运河城市群带。被称为运河沿线四大都市的淮安、扬州、苏州和杭州，实际上就是整个运河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需要注意的是，运河四大都市中，江苏占3个，其中苏北就有2个，此等形势，足以说明苏北在京杭运河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中观视域来看，苏北运河城市自成体系，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运河城市群，其核心城市即为淮安和扬州。可见，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城市群已形成，并且取得了突破性成就，达到了历史时期最高的发展水平。

明清时苏北地区漕运、盐运兴盛，除了刺激淮安、扬州、徐州等大城市的繁荣，还极大地带动了苏北运河沿线及周边地区城镇的发展。京杭运河粮食运输最为繁忙，商贾往来不断。当时政府明确规定漕船北上时可以搭载一定数量的货物沿途贩卖，免抽其税，回空时又可携带商货。运河中除漕船外，还有大批商船往来货运，由于运河贯穿苏北全境，船运不仅带来南北方各色货物，而且将苏北地区的货物运销全国各地，再加之两淮盐场是全国最大的盐场，盐商巨贾云集苏北，运河盐运格外兴盛，这一切使得运河沿岸的淮安、扬州、徐州成为商船辐辏之处，商业特别繁荣，同时还促成商品集散型集镇大量涌现，大者如河下镇、板闸镇、清江浦镇、瓜洲镇、窑湾镇、利国镇、吕梁镇等等。江都县的瓜洲镇是长江北岸的第一个漕运中转站，明隆庆年间临江筑城，城廓的东、西、北长各四里，万历时，瓜洲“利丛而民伙，五方贾竖蚁聚其地”；康熙时瓜洲“商旅鳞集，城廓市廛不减”。淮安府的清江浦镇，“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肆栉此，数十里不绝”[19]，镇中街道多达12条；板闸镇是钞关重地，百姓千家，商贾辐辏。在运河沿线集镇的带动和影响下，周边地区也出现众多规模不等的集镇，这诸多的城市及集镇分布在运河周围，使得苏北运河犹如一条绚丽的彩练，在这条彩练上连缀着颗颗明珠，散发出熠熠光辉。例如淮安府地区，在万历年间，山阳县有3镇5集，即马逻镇、北沙镇、庙湾镇和汉河集、月城集、潭头集、南店集、北店集；到乾隆年间，山阳县增为6个镇，集市也增至10个。阜宁县在乾隆年间有4镇7集，即北沙镇、朦胧镇、喻口镇、芦蒲镇、周口集、陆家集，到光绪年间，增至15个镇18个集，且多依湖或依河为市。

明清时期苏北城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已经建立起规模庞大、序列分明的多层次的市场网络体系。明清时苏北地区的集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乡村里的集。设在村中或交通要道上，这些集有的是自然形成的，有的是政府创设的，也有的是由以前的小型交易场所演变而来的。这种集主要是周围农民和小商小贩交易的场所，交易结束就散，交易量有限。二是镇集。镇集大多处在交通便利之处，人口众多，商业较为繁盛，集的规模也较大。三是州城县治中的集。州城县治中人口密集，商业繁盛，交易频繁，每日一集，往往称为某某市。市大体有四种类型。一是带有定期会市的性质，定在某一日或数日，在一固定的地方会集周围的农民和商贾进行交易，类似于赶集、庙会、墟市。此种商业活动往往设在某一村庄、交通要道或寺观附近，其交易量也不是很大。二是镇市，即镇上的街市区域，此为地方基层的贸易中心。三是府城县治中的街市。这种市规模较大，店铺众多，各地商贾会集，货物来自各地，可称为小都市。四是设在府州县治或镇中，买卖某种固定商品的市，称为某某市。如万历年间邳州城邑中有布市、米市、竹竿市、杂货市、鱼市、菜市、猪市、铁器市、毡货市。嘉庆年间，在扬州府的高邮州城邑中有23个以商品命名的市，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运河城市商业繁荣的景象。[20]

明清时期苏北的集市可以分为四个层级：一是中心市场，主要是淮安、扬州、徐州的集市，这类集市位置冲要，规模巨大，吞吐量大，辐射力强，与其他运河城市有密切的商贸往来。二是区域性商业中心，主要指县治中的集市，这类集市联结着中心市场与基层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镇中的集市，是地方基层商贸中心。四是乡村中的集市，处于最基层，将广大农民与市场联系起来，是农产品输出的重要通道。苏北地区这些数量众多、大小不一的集市构成了由下而上的四个层次的市场网络体系，将城镇有机地联结起来，大大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与繁荣，同时它也是全国统一市场的一部分，在全国的商贸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4 结 语

明清时期由于漕运、盐运的兴盛，苏北运河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不仅出现了淮安、扬州两个运河核心城市，而且沿运河还兴起了一大批商业城镇，这些沿运城镇具有较大的辐射作用，有力地带动了其周边地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由于有较为成熟的市场网络体系，不仅苏北城镇内部的商业贸易和经济往来密切，而且将苏北运河城镇纳入了整个运河城市体系，成为全国经济网络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切表明，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城市群已经形成，并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