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社会责任担当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王颖芝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0 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许多企业被迫裁员，甚至资金链断裂。在政府采取措施保障人民健康、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同时，企业在引导社会、稳定经济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疫情爆发初期，企业积极筹备物资运往各大重灾区、动员员工捐款、在公司内部发出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倡议；疫情逐渐平稳时，企业又在积极做好防范措施保障员工健康的同时进行复工复产，对稳定社会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入疫情常态化阶段，企业又针对疫情期间表现突出的员工进行表扬、举办表彰大会，弘扬了社会正能量。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有成本的，在经济整体停滞的情况下，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塑造优良形象并获得有利外部环境。企业通过发声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利好的信号，最终将带有积极信号的企业发声转化为经济流入并获得更高的企业绩效。

本文选取企业疫情发声作为社会责任担当水平的衡量指标，通过收集疫情期间上市公司发布在公开平台的抗疫相关信息，实证检验企业疫情社会责任担当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相较于现有研究，本研究以新冠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背景，探究了社会公共危机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担当的特殊作用，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情景，拓展了公共危机和社会责任研究文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其战略价值与现实作用逐渐被广泛认可，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知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脱离外界而独立存在，在接受利益相关者提供的各类资源的同时，企业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使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保障，实现良性循环不断增加企业的价值。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会给利益相关者传递积极信号，即这是一家拥有社会责任心的优秀企业，提高了企业的声誉，增加了顾客对企业的信任度以及对其产品或服务的忠诚度，进一步增加企业的销售收入，例如Baron(2001)提出企业能够通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找到负责的客户，并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产品或服务的销售联系在一起。好的声誉也更容易吸引投资，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资金成本下降，进一步增加企业的利润。此外，拥有良好外部形象的企业其员工的集体荣誉感也更强，有助于企业长久健康发展，获得更高的企业绩效。薛文杰(2016)、黄平等(2017)认为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

疫情期间企业担当显得更为重要，许多企业都展现出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疫情爆发初期积极捐款捐物，逐渐好转时努力推进复工复产，当疫情步入常态化时对疫情期间表现突出的员工进行表彰。这些都是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而绝大多数企业都会将相关信息发布在公众平台以塑造良好的企业外部形象，达到提高企业价值的目的。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H1a与H1b：

H1a:疫情期间存在通过发声传递社会责任承担相关信息的企业相较于没有该行为的企业有更好的企业绩效。

H1b:疫情期间企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声越频繁，企业绩效越好。

此外，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国有产权性质会减弱企业社会责任与避税行为的正相关性，这表明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工具性动机比非国有企业低。另一方面，融资约束也会对企业行为选择产生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影响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越小，企业绩效越好。贺妮馨(2019)以委托代理、利益相关者、信号传递、“深口袋”四个理论为基础，通过研究得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的结论。杨洁(2017)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降低公司在债务市场和股权市场中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减少企业投资动机的现金持有水平，融资约束中介效应在融资“受歧视”的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因此，对非国有企业而言，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对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大，这也就导致了更大幅度波动的企业绩效。最后，国有企业普遍比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要好(袁圆，2019)，因为国有企业存在的意义不仅是赚取利润、扩大企业价值，更在于保护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因此需要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疫情期间国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部分企业甚至不顾成本全天候生产急需的防疫物资以保障人民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这种行为有效地保障了国家与人民的安全，但却危害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对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疫情期间，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通过发声传递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烈。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设定

2.1.1 解释变量

选取官网、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三大主要平台上企业疫情发声的文本数量代表企业疫情社会责任。由于企业疫情社会责任承担行为是有代价的，企业希望能通过发声将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表现出的积极信号传递给外部利益相关者，以树立良好外部形象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增加企业绩效，因此本文合理采用企业发声代表企业疫情社会责任承担水平。

2.1.2 被解释变量

目前，已有文献中常用市场收益指标托宾Q值和会计指标ROA与ROE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完善，市场指标不稳定，托宾Q理论在我国还不能很好地发挥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故一般不将托宾Q值作为企业绩效的指标。ROA与ROE指标具有一定相似性，但ROE仅考虑净资产的收益率，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应当考虑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而非仅考虑股权资产的获利能力，因此本文采用ROA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

2.1.3 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变量对主效应的影响，参照以往文献本文选择企业规模、流动比率、杠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产权性质、上市年龄、行业和地区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具体阐述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说明

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我国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段，本文选取我国A股全部上市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对初始样本进行筛选：(1)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本文剔除金融行业的公司样本；(2)剔除所有ST的公司样本；(3)剔除存在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最后得到2619个样本公司的数据。其中被解释变量企业疫情发声(voice)与捐款金额(donate)来自手工收集的A股全部上市公司疫情期间发布在官网、微信公众号、微博三大官方对外发布信息渠道的全部文本信息，其余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剔除极端值对研究结果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1%水平上的Winsorize缩尾处理。行业分类参照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行业划分标准，初始数据处理通过Excel完成，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多元回归结果等均通过统计软件STATA15.0完成。地区为虚拟变量，按照CSMAR省份分类，本文统计了2619家样本企业所在的31个省份和直辖市。

2.3 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构建了如下3个回归模型：

=+_++

(1)

=+++

(2)

=++×+++

(3)

其中是常数项，为回归系数，ROE为企业绩效变量，voice为疫情期间企业发声变量，为随机干扰项。

3 实证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结果表明，企业疫情发声voice的均值为6.67，中位数为3，极小值为0，说明疫情期间积极发声的企业数量远小于不积极发声的企业的数量，且存在许多企业没有任何发声行为现象，可见我国企业积极承担疫情社会责任的意识还需加强。企业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6.67和3，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07与2.39，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盈利能力差异较大，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

3.2 回归结果分析

(1)主回归分析。本研究的假设H1a、H1b和H3都得到了验证，其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企业疫情发声与否及发声频率与ROA之间关系的回归

(2)稳健性检验。通过采用企业捐款总额来替换疫情期间企业社会责任的测度、用ROE来替换企业绩效指标测度、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通过匹配样本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与上文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疫情期间，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社会经费发展十分重要。本文选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企业在官网、微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的相关文本信息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疫情期间企业关于社会责任的发声对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企业疫情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不论是对ROA还是ROE都有显著正向的影响，结果十分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