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大国的经验碰撞

陈统奎

中国和印度积极主动争取支持，而日本诚心诚意提供技术，亚洲三大国将共同书写“低碳经济”的新篇章，带领亚洲各国超越“双重危机”，实现“绿色复苏”。

“建设一个统一的亚洲大家庭，探索一个统一而独特的亚洲视角”，10年经营，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成为亚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贸论坛。今年印度的部长(环境部长拉梅什)第一次参会，并带来一个庞大的印度企业家代表团，“博鳌亚洲论坛走向真正的亚洲论坛迈出重要一步”。拉梅什是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印度代表团团长，国际环保界的风云人物，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与中国展开了良好的协作。

日本则一开始就是积极参与者，今年又更上一层楼，前首相福田康夫当选为论坛下任理事长，将于今年7月份就任。4月10日晚上，论坛理事、地产商人蒋晓松在其会所举行“中日友好之夜”酒会，福田康夫，前驻日大使、国台办主任王毅，台湾代表团团长钱复，日本外交次相福山哲郎等贵宾在优美的丝竹乐声中觥筹交错，在这个不打领带的轻松酒会上，贵宾们致词时都互相幽默一番，但王毅仍不忘正题：亚洲人要团结才能赢取未来。

日本“太阳经济会”理事长山崎养世在博鳌透露，几个月后日本要制定新的发展战略，他支持采取中国、日本、印度三角式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个新的增长战略”。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向西方“第一次打开门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向美国“第二次打开门户”；山崎养世说，今天日本必須向亚洲“第三次打开门户”。作为日本政府顾问，山崎养世在博鳌抛出“中国、日本、印度三角式的发展模式”这个战略思维。

在博鳌亚洲论坛，中日印三个亚洲大国的经验交相碰撞，对如何应对后危机时代更复杂的情况提供了很多启发。

释放私营部门的活力

2009年，亚洲的中国和印度等国的GDP增长速度非常快，中国增长8.7％，印度增幅达6.1％。亚洲经济的复苏可谓是全球的一大亮点。“这表明过去美国打喷嚏，全球就感冒的战略格局已经结束了。”龙永图分析道，“全球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亚洲区域合作深化为亚洲经济的发展赢得了更大的独立性，这是喜。

忧呢，表面的一派繁荣掩饰不住暗流汹涌，如何平衡经济转型的长期目标与经济增长的短期需求，亚洲的决策者们正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进入一个只有政府部门的投资效应来决定经济方向的乘数效应起作用的时代”，中国便是最佳注脚。不少中国人甚至得出结论：“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再加上资产国有化的模式，是成功的，尤其在危机时期是成功的。”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在博鳌提醒人们：“没有人愿意看到中国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不要有太多人认为政府运作一切是好事”，他期待中国私营部门能够不断地发展，“中国经济之所以在过去30年发展得这么红火，不是因为政府做了很多事情，是因为政府放开手了，不去过度管制了”。在2009年正确的模式——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靠巨额借贷进行投资，用政府信用取代出现短缺的民间信用，在后危机时代恰恰是需要修正的。

“各国的救急措施，此时又形成了短期政策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冲突。”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论坛会刊上撰文指出，危机爆发时的流动性和信用短缺只是一时的现象，它的根源恰恰是原来资产杠杆化，危机前的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弄得不好，别人在‘去杠杆化和消除泡沫，我们却在‘再杠杆化和掀起泡沫，那就会埋下再一次资产危机和高通货膨胀的定时炸弹。”

特别是，2009年9月以来，狭义货币(M1)的增长速度(34.6％)超过了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29.7％)，“这意味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货币流通正在加速，国民经济面临着资产价格膨胀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危险。”吴敬琏提示。

4月10日在一场关于“亚洲发展模式的再思考”的分论坛上，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给中国支招——释放民营经济的巨大潜力和作用，“任何国家想要释放它的经济潜力，中小型企业、民营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政府在放宽市场，放宽监管的过程当中，经济会变得更加强大。”他说，巴基斯坦政府正在不断改革国家的管理模式，权力下放、放宽监管，对市场进行改革，特别是监管方面的改革，“这个过程政府也会得到锻炼，知道在监管放宽的环境下怎样更好地管理经济”。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当场呼应道，“在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有很大的活力”，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包括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国增长模式需要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因此释放私营部门的活力本质上是藏富于民，提高国民购买力，开启“消费拉动”时代。根据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计算，中国政府拥有负债和生产资本65％～70％，因此资产升值和国企利润留在政府手里，“财富的效应完全跑到政府的手里，而没有被人民所享受，中国底层的人民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2009年，中国民企数量虽有增加(超过700万户)，但投资增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低的。更有部分民企不投实业转投资产，甚至把资金转移到境外，在境外置业。“部分民企看到的是政府帮国企，他们很失落，很无奈。看不到市场预期，投资愿望降低。”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前会长保育钧也在论坛会刊上撰文疾呼，“到了该为民企真正定性定位的时候了——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民(私)营企业，其本质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民营经济的实质是人民经济。”

经济学家樊纲在博鳌也表示：“政府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体制改革，而不是政府花钱。”

来自印度的声音

前央行行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这样描述他的印度印象：“印度靠内需为主，科技比较发达，40年前就成立《专利法》，金融比我们开放，在证券市场引进外资2000多亿美元，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基础设施建设不行，需要去改进，今年1月份，我们到印度从新德里到泰姬陵，200多公里走了5小时。”10年来，中印之间的贸易量从10亿美元飙升至400亿美元，彼此越来越关注对方了。

被誉为印度民族工业典范的塔塔集团是印度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型跨国集团。在4月11日举行的“亚洲经济展望”电视辩论会上，塔塔集团执行董事戈帕拉克里什南详尽地解读“一个和中国不一样的印度”。“印度是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70％的GDP来自于消费，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点，戈帕拉克里什南很自豪。正因为拥有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面对金融危机，印度展现了巨大的弹性和灵活度，成功度过了这场危机。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印度投资驱动不足，“我希望未来有很多外来投资者到印度投资”。

戈帕拉克里什南有意识地告诉大家：“(印度)政府不再是船长，更多像教练一样，不是指手画脚，而是提供支持。”他说，印度是一个混合式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是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政府非常鼓励这一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政府已把船长的职位交给私营部门。从印度的一流企业来看，现在炼钢、IT等领域已经有了世界上公认的大型企业，但是从国土开发的情况看，印度尚处在经济高速增长前期的中叶。在城市，真正的住宅建设才刚刚开始；在农村，通铁路，架桥梁，修公路等，万事才刚刚开始。

将印度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定义为“私营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这是戈帕拉克里什南带来的“印度经验”，为此他还滔滔不绝地举了三个小故事，其中一个讲到班加洛尔有兄弟俩，他们试验把塑料像水泥一样用到道路建设当中，结果发现这样道路的质量更好，既节约了水泥又重复使用了塑料，至今他们已经在1200公里的道路建设中使用了塑料。“在印度有两件事是做不到的，第一是阻止人家开口说话，第二是阻止人家思考。”戈帕拉克里什南说，“从DNA来说，我们有创业的传统。”

其实，印度私营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是自由开放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政府是开放了教育行业，让私营行业也能够参与到教育产业当中，在过去10年出现了很多能够培养工程师和技术人才的学校，从而也使得IT行业得到更大发展。”印度工商会联合会秘书长米特拉在博鳌介绍说，印度有2.2亿儿童念私立学校，具体到IT行业，每一年工程系毕业生有30万人。戈帕拉克里什南也谈到：“印度政府曾经想控制教育，但是没有成功。我们只有不到30％的教育是国有的公立教育，而70％的教育是私立教育机构。就高等教育来说，最优秀的毕业生不会当公务员，而到了私营企业，我们允许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戈帕拉克里什南这些话刺痛了同台辩论的陈志武：“孩子们在中日韩，小时候创造性都很强，独立性也很强，上学以后，老师和社会就会强迫这些孩子去遵从、遵循人们的期望值，渐渐的，创造力就丧失了。”不过，陈志武并没有继续给印度唱赞歌，而是揭短：“日本、中国、印度这三个国家当中，到目前为止中国可能是开放程度最高的社会，印度还是比较封闭的，许多外国产品、外国品牌都是不允许进入印度市场，如果印度能够引入更多的外国竞争，印度的劳动生产力、创造能力就能够进一步地挖掘，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陈志武于是给印度支招：“提高开放程度，吸引外国投资者。”

日本复活的“处方”

4月10日中午，一场贵宾云集的活动在博鳌金海岸大酒店举行——中日合作海南乐城太阳与水示范区项目签字仪式，日方有福田康夫、福山哲郎、山崎养世等代表，中方有曾培炎、周文重(前驻美大使、博鳌亚洲论坛后任秘书长)、卫留成等代表。日本外交次相福山哲郎在致词中表示，两国志在打造一个让世界上关心环保、关心节约能源的人都愿意来看一看的“绿色家园”。

这是一个“低碳社区”项目，以万泉河上的乐城岛为中心，连接琼海市中心区和博鳌亚洲论坛核心区，在保持原有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风貌基础上，运用先进理念、技术和环保材料，建设成集节能环保、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和人居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城，提倡“新型的自给自足的生活”。项目初期规划面积2.8平方公里，远期规划面积约19平方公里，由世界著名设计师安藤忠雄先生担任。

“在这里实践和开发新的环保措施和方法，发掘和提炼环保新概念，培养一批环保实践家，团结一批环保志士仁人。”项目创始人之一的山崎养世是个理想家，他甚至谈到这是“从海南岛博鳌亚洲论坛传来了新兴经济发展国家理性的呼声”，这是“培育亚洲经济的新增长点，促进亚洲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亚洲智慧和亚洲力量”。

山崎养世的“太阳经济”理念曾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意思是人类能够用今天的太阳来进行生活的经济。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是“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4月11日参与那场关于“亚洲经济展望”的电视辩论会时，山崎养世谈到人类必须从一个基于石油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到一个基于太阳的发展模式，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清洁能源，而且改变提供食品、粮食、水资源的方式。他坦承，这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道路很漫长，需要花三五十年的时间。

不料，印度塔塔集团执行董事戈帕拉克里什南当场和山崎养世顶起来：“我是非常务实的人，我想用一个比喻：假设有一个非常饥饿的人站在我面前，我保证他20年、25年有美好的蓝图，但他现在想吃东西。我来自于印度，我不是非常骄傲，也不会感到耻辱，印度有很多人吃不上饭，也用不上互联网，我们不能指着太阳来活，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太阳，但太阳能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事实上，日本在能源、环境以及技术方面继续保持在世界上最领先的地位，但日本至今不能将这些创新打造成支撑国民经济的产业和现金流。

戴着“经济发达国家”光环的日本不仅经历了“失去的10年”，又在本轮金融危机中跌入不景气的低谷。反思日本战后60年发展历程，山崎养世认为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经济成功，主要原因是在短短的25年完成了城镇化，建立了一个福利社会，日本的农民非常富裕，打下了拉动内需的基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日本企业到中国来，很多产业在日本空心化了，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失业率提高，消费能力也萎缩。日本的新型经济主角也一直没有成长起来。“日本失败的原因在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过程没有顺利转轨。”山崎养世说。日本《朝日新闻》主编船桥洋一也在博鳌提醒人们，日本经历长达20多年经济衰退，原因不是被渲染得满世界都知道的“广场协定”。

陈志武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的问题在于“创新力不足”和“社会开放度不够”。

对此，山崎养世心知肚明。他分析道，虽然经济飞速增长，但中国和印度的内外难题堆积如山，必须进行改革，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能源、水、环境、粮食和消灭差距，这些在今后都应该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中心。“亚洲的大国全力以赴地在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去帮助他们，这将成为巨大的商机，也能有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

作为亚洲主要大国，中国、印度、日本各自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却是共性问题。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会上呼吁，亚洲各国必须一起来思考如何转变既有的发展模式。

山崎养世建议：“日本应该把自己所拥有的节能技术、环保技术毫无保留地向中国、印度等世界各国开放。这样可以解决各国的困难，同时也拯救了日本。”山崎养世还像政治家一样喊出“节能开国”和“环保开国”这样的口号。如果中国、印度的企业不能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不能有效地抑制原油使用量增长的话，其危害将波及全世界，而资源枯竭的日本将首当其冲。据测算，如果能源使用得到与日本相同的效率的话，中国能源的消费量只要现在的1/8就够了。同样，印度只需要1/9。

海南博鳌乐城项目，可以说是日本按着山崎养世的理想，踏出了实际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