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德国民主模式新解读

吴　强

社会民主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社会民主运动，二是社会民主化。这两者都超越了社民党是否执政的问题，而代表着社会民主政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范围内的全面结构化。

最近20几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党际交往的增加，国人对欧洲大陆的第三条道路，特别是北欧和德国的社会民主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面对欧洲社会民主模式的多样性，比如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莱茵资本主义、斯堪的那维亚模式等等五颜六色的标签，即使不是保守的教条主义者，人们也常眼花缭乱而难以理解；简单地归诸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的产物，不仅有违马列正统，而且其福利国家政策想当然地不符合“中国国情”——尤其担心，在民主选举下社会(民主)党随时可能丢掉执政地位而有政权不稳之虞。这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误解，却是长期以来、也是直到最近在关于社会民主的讨论中否定、害怕，以致拒绝学习社会民主的借口。

如果抛开令人又爱又限的“美国中心主义”，以德国和瑞典这两个社会民主国度为样板，深入考察欧洲社会民主的起源、性质和作用，就能发现社会民主相对于美国式的宪政民主代表的不仅是欧洲的道路，更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百年实践中成功创造出的民主的高级形式。

社会民主是运动

大多数中国人关于社会民主的最新一轮兴趣源于1990年代中期欧洲政治的“向左转”，也就是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等欧洲社会民主党先后赢得选举、登上执政舞台。但是，深受以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论为核心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中国社会，对吉登斯所提的“第三条道路”的复兴通常抱着怀疑的态度。随着近两年法、德等国右派保守政党的上台，这一怀疑显得尤其强烈。甚至如冰岛这样的小国年初发生的政党更迭，居然也能在中国学术和媒体圈中引发“欧洲红旗(社会民主)还能打多久”的讨论。在他们看来，政权就是一切，社民党在野的国家是否还算社会民主国度是很有疑问的。这当然是一种无知。

如瑞典著名社会福利专家安德森·哥斯平所说，社会民主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社会民主运动，二是社会民主化。这两者都超越了社民党是否执政的问题，而代表着社会民主政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范围内的全面结构化。社会民主运动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未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的修正主义争论以及第二国际。相对于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论为核心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后，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否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崩溃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等待论的教条，强调对既存体制的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转型。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以及20世纪的最初几年，伯恩斯坦修正了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论，明确提出政治参与和阶级合作。

以德国为例，伯恩斯坦的这一主张最终改变了马克思正统主义者考茨基，影响了1903年德国社民党德累斯顿大会以及社民党随后的选举胜利，也成为1904年阿姆斯特丹“社会党国际”大会的主轴。社会民主运动从此脱胎于修正主义的争论，正式形成，推动着欧洲社会党积极参与民主选举、传播社会主义理念，成为欧洲民主体制最可靠的伙伴。

相对于《共产党宣言》中的“工人阶级无祖国”，德国的社民党坚持在民族国家的范同内通过改革运动和社会进步运动来推进社会主义、推进民主；即使遭遇1879年俾斯麦威权政府的禁党令，也未停止参加选举和议会斗争，对德国的最终民主化作出了关键贡献。一战后，作为民主化过程最重要的参与者，自诩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德国社民党拒绝了伯恩斯坦1920年代提出的“人民党”建议，回到了考茨基的经济决定论和保守的“阶级力量平衡论”，虽然赢得普遍欢迎，却也因此埋下了魏玛共和失败的种子。在1959年的社民党哥德斯堡会议上，面对战后新的政治格局——基民盟以及欧洲保守政党已经普遍吸取了大萧条和纳粹上台的教训，采纳了“只要有可能就计划，只要有市场就管制”的规制资本主义政策——德国社民党再次转折，正式放弃了社会经济国有化的目标，提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民主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获得”的新的社会政治主张，为社民党不久后重新赢得选举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不断修正、永远改革成为欧洲社会民主运动最重要的动力之-。比如，英国工党可以因此在战后提出国有化方案，也可以在1990年代推行私有化和社会福利缩减政策，其中的理论冲突让步于改革主义。正是因为社会民主运动的存在，欧洲政治始终充满了民主和活力，这是相对于北美自由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共产主义的“欧洲第三条道路”复兴的根本原因。

在瑞典，社会民主运动则直接体现为“第三条道路”的形成。这归功于灵活、不拘泥教条主义的瑞典社会劳动党创始人布兰亭。在一篇1906年的文章中，布兰亭提出，“马克思理论所基于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其中原因发生在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中。”在他看来，阶级合作符合社会党人的长期利益，民主是他们的目标也是竞选口号，社会劳动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也是“人民党”。从19世纪末开始，经历数十年的运动，1934年的选举中，因为关键的农民团体的支持，瑞典社会劳动党最终胜选、开始执政。而在稍早1933年关键的德国选举中，保守的农民和小业主是支持纳粹政党上台的最主要选票来源。

在两次大战当中，阶级合作固然是瑞典模式的缘起，但是在瑞典社会党人看来，价值虚无主义才是社会民主最大的敌人。换言之，纳粹或者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同样起源于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但是用德国社民党领导人倍倍儿的话说，更像是一帮傻子的社会主义，它是德国一战结束后价值虚无主义泛滥的产物。价值虚无主义之下，什么都是可以的，人民处在价值真空中，而国家享有最高的道德权威，反犹主义和军国主义因此泛滥。这种施密特式的价值虚无主义，不仅践踏民主，而且迫害社会，可能发生在任何社会，也就是汉娜·阿伦特所担心的“现代社会中极权主义的危险无所不在”。在某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如果缺乏社会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的繁荣同样会带来价值虚无、消解民主价值、强化晚期威权。在美国，如刚刚去世的美国哲学家罗蒂在2006年7月几乎是他最后一篇题为《民主与哲学》的文章中断言，民主不只是言论和出版自由，不应当只有保证选举结果的宪政民主却没有道德进步。在他看来，民主的本质就是平均主义，也就是社会民主运动所追求的社会公平。

因此，从社会民主运动的角度看，社会民主在德国、在瑞典，并无任何模式的优劣可言。它们都分别缘起于两国的社会党人追求社会主义民主和公平、保卫社会、对抗价值虚无的政治活动，而不像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坐等资本主义危机到来，或者如列宁、斯大林主义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为前提，迷恋国家政权和社会极

权化，反叛社会主义者最初的自由主义追求。

社会民主改变历史

社会民主的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社会民主化，代表民主的高级形式。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伯尔曼去年出版的新著中，社会民主代表政治的本义，也创造了20世纪的欧洲历史。这部历史分为二战前、后两部分，战前以社会民主运动为代表，战后以福利国家体制为代表。

在两次大战的间歇，瑞典社会党通过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全面社会民主化，最终形成了与纳粹模式和东方共产主义模式相区别的第三条道路，并影响了整个斯堪的那维亚地区。德国的社民党，不仅参与了19世纪俾斯麦威权政府期间的有限民主和社会改革，而且主导了一战后魏玛民主的建立。

战后，众所周知，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化形成了福利国家模式，追求平均主义和社会公平的福利国家也因此成为社会民主的载体和代理。两国福利模式的差异，通常也被中国社会等同于两个社会民主模式的差异。比如，瑞典社会劳动党在1930年代竞选中提出的“人民之家”主张，给社会党长期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化打上了极深的集体主义烙印，瑞典的社会福利模式有着强烈的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社会、政治生活中呈现“强社会”模式。在两党制的德国，社会民主化以“社会国”纲领出现在《基本法》(宪法)和社会政策中，平行于体现自由主义的“法治国”概念；以劳动为中心建立起的社会保险和企业参与制的生产民主，与工会和大资本合作的莱茵资本主义治理模式平行。两者间的差异是前述社会民主运动起源阶段的斗争策略差异和历史差异所造成的，即所谓路径依赖，瑞典偏重平均主义和社群主义，德国偏重劳动与法团主义。

但是，福利国家并不代表社会民主化的全部，社群主义和法团主义都是社会民主的体现，并无孰优孰劣之分，对中国的和谐社会的道路设计而言，也不存在两者择一的问题。它们的社会政策以及福利国家模式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是“共识政治”的结果。因为，相对宪政民主意义上的议会政治——这一社会民主运动早期的主要形式，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社会民主想象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修正主义——共识政治才是后福利主义时代社会民主化最重要的政治形式，代表了社会运动制度化也就是民主的高级形式。

具体来说，略去裙带政治、捐款政治等等所有技术性的负面因素不言，如罗蒂所言，美国的民主选举无论结果如何，失败一方总是尊重选举结果，没有人试图发动政变来改变结果，这固然是宪政民主的优越，但却难以改变社会意识的分裂，比如在堕胎问题、枪支管制问题、同性恋合法化问题、医疗保险改革问题等等方面，无法形成社会共识，推进社会进步。尽管美国的民权运动对美国现实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这些美国社会运动的焦点问题，大部分都超出两党政治在选举、议会、私下的共同认识范围，两党政客通常在选举中选择避开或者非常谨慎地选择其中一部分，但是结果只是彰显制度政治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无力。

但是，欧洲的共识政治却以体制外的社会运动为基础，不断地将社会运动中闪现的议题转化为社会共识和政党共识，社会运动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可能通过社会政治生活的社会民主化，影响制度政治的议程设置。社会民主化运动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从体制外而体制内的转型。自1960年代社民党执政、新社会运动高涨以来，我们看到，学生运动在德国首先促成了70年代初的大学改革和高等教育公平化；70年代环境保护组织倡导的环保、反核，在80年代之后，先后成为德国政府和各政党的基本政策。在瑞典，女权主义运动全面进入体制政治：60年代瑞典通过了世界第一部反婚内强奸的法律，在1999年则立法规定卖淫无罪、买春属于犯罪。其时，瑞典议会的一半议员均为女性，瑞典的女性公务员比例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同性恋婚姻在瑞典早已合法，在德国，虽然会有教会保守人士或者老辈人对同性婚姻皱眉头，但并无人胆敢攻击同性恋政客，同性婚姻也在社会法框架内与异性未婚同居者一道享受生活伴侣的待遇。如此等等，社会运动议题进入公共讨论，政党议题同样仰赖“以促成社会共识为目标的公共讨论”得以影响公共政治。各项社会改革政策，几无例外依靠着社会共识的形成而不仅是议会辩论。施罗德在任期间所推行的议程“2010改革计划”，因无法达成社会共识而流产，其中的政党反对并不能用美国式的选民倾向来解释。

在上述过程中，社会民主化所改变的选举模式、媒体传播和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是共识政治的基础，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改革运动虽然不再以街头运动的形式出现，但是作为永远的改革主义政党运动，吸收或者引导着非体制政治进入体制政治。比如社民党的左翼伙伴——绿党的兴起，绿党在社会民主的框架内，担当了各种新社会运动在议会政治内直接代理人的角色。哈贝马斯在1960年代末学运高潮时所言之公共社会的结构转型，就是这种社会民主化深化的深刻描述。

(作者为德国杜伊斯堡一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