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国家

朱学东

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整个国家把经济发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尊重和认可人的权利。这种前无古人的尝试，已经激发出这个国家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巨大能量，现在这种能量正在寻找各种可能的出路。

一个公认的结果是，中国经济发展打破了一个个悲观的预言，从一个经济和社会皆曾经濒临崩溃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连美国财长保尔森也在公开的演讲中承认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其领导者地位理应得到认可”。中国正踌躇满志地走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路上。

然而山西窑奴事件以及其它类似事件的发生，令人窥到另一个在我们经验和理论视野之外的同样真实的中国。

当人们惊诧于这种犯罪行为“击穿了文明的底线”，却不得不承认，这种行为不独现在才有，不独山西才有，也不独中国才有，人类野蛮对待自己同类的行为从来没有消失过。2001年4、5月间，就有媒体报道过发生在河南、河北等地的类似事件，本刊在同年7月就此特别刊发了题为《警惕“现代奴隶”现象》的评论。

可悲的是，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像野草般疯长无人理会更无人芟夷。我们不知道，除了这种非法的窑奴产业外，还存在多少类似生存状态的、合法且受有关地方庇护而未暴露的血汗作坊?在不断强调产业升级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在一个相信“人皆有恻隐之心”、视“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为美德的社会，怎么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低级残暴的原始产业形态?

再大的经济成就也无法粉饰击破人类文明底线的倒退。窑奴问题的存在，是对人类生存的基本价值的剥夺，这种伤害是物质财富无法弥补的。“黑色”或“血色”产业的存在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必然会带来社会的进步，也不必然提升国家的管理效力，更不会天然给民众带来福祉。它过去不曾、现在没有，今后也不能赋予其他社会行为和组织行为以合法性、合理性甚至有效性，除非能建立全民共享经济成就的制度。

现代国家由人民、领土和主权构成，国家保护人民生活的安全和秩序。窑奴事件本身的中国式专项处理善后一如既往雷厉风行且有成效，显示了国家的主权能力。然而血腥的事件暴露出了人性的沉沦和国家主权的被肆意侮慢。

“山高皇帝远”是传统农业社会管理效率低下的写照，国家法律规制形同虚设、政令不出中南海、没有人真正承担责任，这本不应该出现在现代中国，现实却是肆意践踏宪法尊严的事件并不鲜见。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官僚政治的本性和利益集团的结盟，使执行力低下和管理失效成为一个普遍的制度性问题。

表达愤怒和谴责很容易。但现代国家人民除了要怀悲悯和愤怒之心外，还需要意识观念的现代化，与现代文明接轨。开放的社会、民主的政治、通畅的信息和合法有效的治理，是在传统善良风俗基础上开阔视野、提升人民素质的制度环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最近一系列事件的解决过程中，媒体居功至伟，正是同城或异地监督权的行使，在最大的范围内使罪恶无所遁形。与之恰成对照的是，官僚体系内部监督的失效。

积重之下，解决将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近年执政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过去政策的纠偏和完善。

亡羊补牢犹未晚。历史虽不能逆转，但在面对未来之时，我们应该从过往的历史中探寻曾经的轨迹，作为反省和建设的起点。我们相信，以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以中国人民创造经济奇迹的能量，只要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这个古老而又新兴的大国，不仅能够彻底消除“黑色产业”、“血色产业”，而且能够真正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领导地位伴随的是责任。这种责任首先是对它的人民承担责任，人民有尊严，国家才有尊严；内政通达昌明，合乎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准并成为典范，外政交流才有尊严，国家才有尊严。

一个没有窑奴的国家，一个宪政文明普照的国家，一个人民能充分享有全面的个人权利而不仅仅是经济权利的国家，一个相信公平、正义、和平、德行与进步的国家，才是我们需要并且愿意为之奋斗的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