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基：强什么“基”？怎么强？

冯媛媚 生骐荣

3年前，七字班的陈山从其他文科院系推研到人文学院，回忆这一过程，“还是挺惴惴不安的。”陈山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因为“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小的。本系的同学想推研都不算容易，会淘汰掉很多人，更别提从外系保研过来。”面对十分有限的可能性，她早就做了多手准备，“托福考试都约好了，就是想着如果推研失败，立刻着手准备出国。”所幸，陈山推研成功。

2020年，清华大学成立五大强基书院。其中，作为文科书院的“日新书院”，负责历史学、哲学、汉语言文学和古文字学方向的本科人才培养工作。

冯媛媚、生骐荣清华大学2022级本科生

从GPA到“代表作”

大一入学时，与其他强基书院一样，日新书院零字班的同学尚不知道3年后推研的具体政策。根据人文学院前几届同学的经验，“GPA（即平均成绩点数、平均绩点）特别重要”。七字班的陈山回忆，除了认真上课、提升绩点之外，她从大三下开始就买了相关考研教材，从头到尾学了一遍。因为不知道保研究竟考什么、有没有笔试，她只能像准备考研一样准备保研。

然而，入学第二年，零字班的同学收到了截然不同的消息。“我们不看绩点，推研也看不到绩点和排名”，日新书院院长在零字班推研说明会上特意强调。“不看绩点”也成为了一、二、三字班同学刚入校时就收到的重要消息。

绩点的有效性下降后，推研应该看什么呢？

零字班的霏凡第一次听说“代表作评议”制度，是在大二的时候。以代表作深度、个人成长幅度为标准，评价学生的学术志趣潜能，将成为日新书院零字班推研的考核重点。不过，由于缺少往年的案例参考，部分学生感到难以把握代表作的评价标准，吃不准自己能否在这一指标上达到院系的要求。因而，霏凡补充道，很多学生“绩点也不敢放，只能两头都抓”。

直到2023年日新书院推研结束，据参与的师生反馈，同学们只需要进行自我陈述、代表作展示、评委问答。绩点与排名，面试方确实看不到。

虽然代表作评议制度是第一次在日新书院被用于学生推研评价，但作为一种“破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评价体系，其实早已在学术界被使用和推广。将代表作评议制度移用到推研评价，体现了强基计划对学生学术志趣与学术能力的较高期待。

但相比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成果，一位人文学院的老师认为，在推研的代表作评议中，“老师更看重同学们是否踏实读书，对所学知识、所在学科有哪些思考和探究。”在推研面试中，温鸿没有被问及代表作相关的问题，“老师主要问了我关于这个方向的思考，以及我读过的书。”

对学生来说，虽然推研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其作品来源，但代表作一般脱胎于课程论文，不限类型、题材、字数，不要求发表。对大多数人而言，与其说它反映了学术水平的高低，不如说，它为同学们提供了在所选学科内部沉潜、反思、挖掘的契机。历史系零字班的学生林斌说：“我感觉不能称之为‘代表作’，只能说是习作吧。”但这份作品确实记录了她对专业的认知和个人发展规划的变化。哲学专业的西元介绍说，她的代表作酝酿于一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欧美现代小说”，“期中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在阅读的那些文本里面选一本写篇小论文，我选了法国作家加缪的《局外人》”。

代表作的写作方式、时长也因人而异，没有固定套路。温鸿在代表作中運用数字人文的方法，重新阐释了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文本，“整个写作过程近一年时间”。她说，开始时只是一篇完成度不是很高的课程作业，略作修改后于2022年11月参加了第三届清华国际数字人文论坛。“作品在写作初期就得到了领域内好几位老师的耐心指导和帮助，论坛专家评审之后，又重新调整了核心问题和框架结构”，经过几个月的打磨，字数从5000增加到10000，最终于2023年6月发表在《数字人文》集刊上。

人文学院的韩立老师认为，与传统的知识考试、读书报告、文学创作相比，论文形式的代表作更具有科研导向。问题意识的形成，前期文献的梳理，论证框架的搭建，都是对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的极大锻炼。此外，撰写、修改代表作的那些时间，也是学生探明学术志趣的过程。林斌入学时抽签分到的导师是明清社会经济史方向的，引导她在领域内有了一定的积累。但步入大二、接触了更多学科后，林斌一时陷入纠结，“自己对社会理论也挺感兴趣，不知道以后到底是读社会学，还是读历史学。”后来，正是在撰写代表作的过程中，她逐步确定了答案：“我在写明清史课程论文的过程中，发现历史社会学的一些问题，可能还是需要回到历史学的语境中去探索，要经由历史学的上游学科，去反思和检验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师生“从游”与个性化课表

当然，代表作评议制度带来的考察方式改革也存在争议。部分老师、学生认为，采用代表作评议制度作为推研考察方式，可能会降低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考察力度。

韩立老师回忆起十几年前的推研，“面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复述柏拉图《理想国》十卷的内容。”即便修读方向是中国哲学，也要回答西方哲学的问题，“因为这是哲学基础”。陈山想起当年自己的推研面试现场，气氛十分紧张、严肃，老师直到最后还在问：“为什么转系？为什么不读原来的专业？”面试里还有不少英文问题，老师们都盯着她：“这个你学过吗？它的理论渊源是什么？”

不少老师都认为，聚焦于特定的研究领域是硕博阶段的定位，本科生更应该多读书，做基本的学术储备，然后顺其自然地寻找研究方向。“路还长，为什么在本科阶段就要产出代表作呢？”

这时的讨论其实已经跳出了考察方式的范畴，转移到了学生个人追求学术目标的方式，以及院系的培养路径和理念上来。代表作评议制度反映出书院的学术导向，而想要让一名本科生在3年之内完成一份有足够思考含量的个人学术作品，必须为之提供全面、系统的学术训练体系。因此，和推研考察方式共同变化的，是日新书院整体的培养模式。

书院模式的核心在于师生“从游”，导师制、从游节、经典研读课程等，都是增加学生与老师交流机会的具体方式。

选择直博（即本科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温鸿认为，与老师多交流不仅能在某一特定的学术领域迅速扩展研究视野，也可以提早与心仪的导师“磨合”。“导师在推研时，不会随便接受一个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学生，尤其是博士生，因为这意味着未来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彼此适应；对学生来说，在对导师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就作出影响未来至少5年的选择，也是有风险的。”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推研已不单单是大三下学期那个时间点的考核，而是一个长期的培养、磨合、选择的过程。虽然推研时提交的代表作，也能体现出学生学术水平的差距，但“更多还是看平时表现，老师通过平时的作业，已经基本了解学生的水平”。韩立老师举例说： “有个学生推研，一进来所有老师都跟他打招呼，让他不要紧张，因为彼此都很熟悉，大家都已经一清二楚水平怎么样了。”

日新书院培养的另一大特色，是个性化的课表。在日新书院官网的“院长寄语”里提到，虽然大家共有一份培养方案，“但具体到如何选课，怎样分配时间，则需要每位同学自己费心考量”。目前，除了体育、思政等必修课，人文基础、专业必修、交叉深化3个专业相关的课程板块都取消了必修课的限制，只需分别在对应课组中任意修够相应学分即可。

选课自由度的提高增加了学科视野融合的可能性。学生们能在本专业之外的课程中，领略不同学科的风景，丰富学习的视角。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温鸿选修了不少中国史的专业课。“虽然古典文献学主要是研究古典文献，但它跟历史文献考证也是密不可分的。”林斌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我提交的代表作，就有尝试将社会科学的概念和历史学研究结合，以寻找新的学术点。”

在“欧美现代小说”的课程中，西元的文本分析跳出了单纯的文学范畴，从加缪的社会与历史处境切入，对《局外人》中“阳光”“沙滩”等叙述进行解读。通过阅读大量材料，如加缪的日记、散文、当时的新闻报道、传记材料等，西元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加缪是法裔阿尔及利亚人，是生活在法属殖民地的法国人。但同时，他又不是作为殖民当局统治者的法国人，而是与很多阿拉伯人住在一个街区的、较为底层的人，这就导致他的身份认同处于模糊地带。”

除了视野融合，选课自由度的提高还为学生探索新兴交叉学科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数字化时代应运而生的“数字人文”，是典型文理交叉的新学科。它借助计算机和数据科学等方法进行人文研究，在文献处理、数字化呈现、研究范式等方面有突出贡献。温鸿在课程中尝试用数字工具对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进行文献考证和文本阐发，未来也有志于从事数字化古典文献学研究。她旁听了计算机系的“计算语言学”课程，也在自学编程、统计学。

“未来，人文学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科技潮流的冲击”，温鸿说，“作为人文学科学生应该掌握数字技术，这样在两者接轨时，我们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研究方向，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文领域问题的解决。”

交叉or深化

日新书院在课程设计、研究方向上都鼓励学生充分利用清华大学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广泛汲取知识营养，作为对基础学科的丰富和补充。但“基础学科”也意味着，一些根本性、奠基性的东西不能改变。

从现实情况来看，并非所有人都能在跨学科的视野中找到自身的基点。已经在历史学领域深耕5年的孙锐回忆，“在看到历史学强调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时，我对交叉学科第一次有了具象感知”。但他反復追问自己，“这种交叉的意义究竟何在？”最终，孙锐放弃了交叉融合，回归明清史的考据研究，“起码我心里很踏实”。

即将面临硕士毕业的唐唐是满怀激情踏入文学现象学专业的，现在却感到压力重重，举步维艰。“既没法评估研究成果处于何种水平，日常也时时担心被相关领域的内行人抓住漏洞。”他逐渐意识到，学科交叉看似是交集，实际上是“两个知识领域的并集”。

目前，日新书院的培养方案中有一部分是“交叉深化”课组。是先交叉，再深化；还是先深化，再交叉？没有强制必修课之后，这些问题完全需要学生自己去探寻。

面对选课时的迷茫，温鸿在大一时问过导师，“学语言学要不要学文学的课？学文学要不要学语言学的课？”她记得当时导师非常惊讶，因为“以前根本没有这样自由”。即使是现在，很多高校的文史哲学科，依然有规定的专业必修课。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推研环节中，专业课完整度也是一些老师默认的考量标准。一位历史系的导师指出：“如果没有相关课程的学习，知识不够，硕博阶段做不出成果，就会面临毕业的难题。”零字班推研面试与外校推免考核结束后，部分老师发现，日新书院的学生在“宽厚的人文素养和跨学科的视野”上有更大的优势，但在知识结构的完整度和专业训练的强度上，“外校优秀学生明显强于书院的学生”。

某种程度上，强制必修课能搭建体系化的专业知识，为日后细分领域的研究打好地基。韩立老师回忆起自己本科刚入学时，介绍道：“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每门课上两学期，期末是闭卷考试。”相较于如今日新书院的培养，当时打牢专业基础的力度要大得多。他有些担忧地说：“书院里有些同学文章写得很好，但由于哲学史知识不足，在对话关系的把握上，以及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上，是存在问题的。”

目前来看，在通过体系化的培养模式将学术成长路径的自由度开放给学生之后，院系需要进一步提供各方面引导，加强学生对学科、对学术、对个人发展的思考与理解。并且，应当达成共识的是，无论是“我的课表我做主”，还是“我的课表他做主”，在学习、成长过程中，始终应当让学生的主体性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至于是创新探索、视野交叉、多元发展，还是坚定学科本位、深耕细分领域，在这些涉及主观选择的问题上，并没有根本矛盾。

责任编辑：丁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