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少旅途才成为外语人

何西

Q：夏教授您好，很榮幸能采访您！我看您发表那么多顶级论文，完成了那么多重要的项目，竟然还是一位80后，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是如何取得这么丰硕的成果的呢？

A：谢谢鼓励！80后其实并不年轻了，现在的80后在各行各业一般都是中流砥柱。要说我的工作状态，只有一个“秘诀”，就是“勤能补拙”。我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一直维持有两篇论文在投稿中，同时也有文章处于写作和构思中。其实，我评为正教授时已年近不惑，在同事中并不算很早，主要是因为我的求学经历比较坎坷，“耽误”了很多时间。

Q：您说的 “耽误”了的坎坷求学经历是什么？

A：我读书较早，小学是5年制，13 岁初中毕业，成绩比较优秀，被选拔进入中等师范学校就读。当时的中专生入学即为“商品粮”户口，国家发放生活补贴，毕业后分配工作，比读高中、参加高考更有吸引力，是当时绝大多数农村优秀学生的不二之选。1996年8月，我从安徽省肥西师范学校毕业后从教，当时还不满16周岁。

Q：您中专毕业后如何上的大学呢？

A：我在小学工作了4年，当时农村教师紧缺，实行包班制，每天从早到晚上课、批改作业，我也曾想过就此度过一生了。但从18岁开始，我心里萌发了强烈的读书欲望，希望能学更多的知识，走到更广阔的天地，把握自己的人生。我搬出集体宿舍，在学校储藏室的角落搭出床和书桌，起早贪黑，日夜苦学。安徽的冬天没有暖气，我就裹着棉衣被子通宵自学。当时我心中就有个信念，学习英语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所以坚持自学英语，后来得以进入安徽教育学院进修两年，就这样圆了我上大学的梦。

Q：请问您后来又是如何考上硕士、博士的呢？

A：对于90年代的一名中专生和农村小学老师来说，去清华读博士、到美国留学、在北京做教授，是不切实际的。我进入安徽教育学院后才知道，还可以攻读硕士，便以同等学历报考同济大学的研究生。同济的几位导师经历过艰难时代，欣赏我的刻苦和毅力，于是我迎来了人生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进入同济大学读研究生。我曾看过一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主人公Andy凭借顽强意志，从逆境中自我拯救，最终获得自由，对此我特别有共鸣。

Q：您的故事也是传奇！我也看过《肖申克的救赎》，记得其中有一句话描写主人公“有些鸟儿注定是不会被关在笼子里的，它们的羽毛太闪耀”，我觉得这也特别适合您。

A：是的，这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但是把在农村小学教书比作关在笼中的鸟是不合适的。我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师同学至今都在肥西县做小学教师，他们一直是农村基础教育的栋梁，为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我还在小学教书，我相信也一定会做得和他们一样好。我父亲退休前就是当地的优秀教师和小学校长，他对我的职业规划也曾经是做一名优秀的小学校长。我的同学曾送我一个 “夏校长”的绰号，一直被叫到现在。

Q：您在农村小学的工作经历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这是否意味着从小学教育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是一条顺理成章的个人发展道路呢？

A：那倒真不是，虽然都是教育领域，但是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基础教育阶段，儿童的可塑性极强，教师的教育理念对学生人格塑造的作用更加深刻、久远。而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生大多已经成年，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也有了自律和自驱力。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更多是在知识体系建构和精神价值引领等方面。我始终觉得改变一代人的思想观念，从基础教育入手是最有效的方式。小学教师不可能一转身变成大学教师，我是通过工作、读研、工作、读博、再工作，反复提升，才最终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Q：从您的经历中我体会到 “有志者，事竟成”的含义，请问您硕士毕业以后是怎样走上学术道路的呢？

A：我也喜欢“志”这个词，它包含的品质可以是Tenacity、Perseverance，也可能是Grit、Aspiration.到同济读硕士是我进入学术之门的开始，准备考博期间是我博览群书的阶段，阅读范围并不仅限于语言学，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建筑学，甚至佛教研究等。

我那时还没有确定研究方向，读书也并不能产出直接的价值，就单纯觉得书中的知识广博浩瀚，思想丰富深邃，是我的志趣所在。在清华读书期间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老师对我的教导和指引让我终身受益，其间去芝加哥大学联合培养，我再一次打开视野，确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

Q：能不能谈一谈您的研究领域呢？

A：我的学术兴趣主要包括两个领域：语言学和翻译史。语言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研究语言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探讨。如果我们能够系统、清晰、准确地解释语言的结构、使用、演变等内在规律，悉数破解人类语言的奥秘，就能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

我对翻译史研究也有浓厚的兴趣。一种文明的繁荣昌盛，需要与外部文化多加交流，在吸纳融合中取长补短、相互推动、获取新的养分。有学者甚至提出文明史就是以翻译为中介的文化交流和互鉴史。所以对于民族融合、文化交往和文明互鉴来说，翻译是最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桥梁。

明末的耶稣会传教士通过翻译带来了地图与测绘、几何学和解剖学等知识，晚清严复和徐寿通过翻译引入了经济学、逻辑学、法学和化学等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体系。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我的一部专著《慕化归译史：中国古代翻译史论稿》系统地梳理了从《史记》到《清史稿》共25部正史中的翻译史料。可以说，我国自先秦以来有文献记载的翻译实践历史之悠久，史料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我在书中也提到，通过研究翻译史，可以洞察古代文化的 “走出去”和“引进来”，了解文明兴衰的趋势脉络，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服务当前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同时，这也契合当前学术界大力倡导建立中国学派，构建我们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一趋势。

Q：我觉得您所研究的方向都体现着使命感和责任感。那么，您的另一个领域 “外语教育研究”是怎样进行的呢？

A：十多年来，我在北外从事的工作主要是英语专业教育。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动机”，外国语言文学是全国顶尖的A+学科，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俄文大队成立至今，一直引领着全国外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样的历史传承给了我们一种红色基因，让我们以国家的外语教育事业为己任，在完成学校工作之外，同时思考着中国外语教育的前途和道路。

当前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剧烈的变革，国家需要的外语人才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型。***总书记在北外建校80周年的回信中明确指出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大批外语人才，外语院校大有可为”。 我们需要培养出一代能够“让中国了解世界，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外语人才。近年来，北外英語学院开展了学科专业建设与专业复合改革，推出 “跨文化思辨英语教学模式”和《理解当代中国》多语种系列教材建设等，在全国高校中推广新的外语教育理念，推动新时代外语教育高质量发展。

Q：您提到的英语教育系列改革具体是什么呢？作为外语教育领域的专家，您认为外语专业教育的发展前景如何？

A：近10年来，我们在北外英语学院开展的系列改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学科专业建设。传统的外语专业教育以听、说、读、写、译技能训练为主要内容，学生和社会大众对英语专业的认知就是 “学英语”，学科专业性不强。我们改造了课程体系，用英语来学习语言学、文学、翻译和区域国别学的专业知识。人工智能首先代替的是纯粹的语言技能，而具备专业知识体系同时又精通外语的人才是当前国家和社会急需的，也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

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第二次改革，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A+类学科合作，推出了 A++A+的专业复合方案，培养兼通英语和法律的涉外法治人才，以及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人才等。

第三项改革是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注重思辨能力培养，从知识传授、技能训练走向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等多元综合能力的人才培养。知识会过时，但爱学习、会学习，具有思辨能力、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的人才永远可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变革。

第四项改革是“理解当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工程。这是由北外牵头，全国200余位外语界知名专家参与的重大工程。当前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仅熟练掌握外语的人才已经不足以支撑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互动，我们外语人需要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的政策主张、价值理念、责任担当、胸襟情怀和经验成就等有效地传递给国际社会，为对外交流合作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我们深知，在高端外语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战略方面任重道远，但我们也坚信，我们的外语教育大有可为，也应当大有作为。

我们深知，在高端外语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战略方面任重道远，但我们也坚信，我们的外语教育大有可为，也应当大有作为。

责任编辑：贾倩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