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数字奴仆

文/杨鸿程（云南大学）

我对线上生活的条件反射也愈发强烈，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别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数字奴仆，我将手机铃声设置了静音，微信语音与视频通话也设置了只打出不接听。

线下走读

坊间常说，上帝创造了男人来征服世界，又创造了女人来征服男人。殊不知，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了他们的孩子，又创造了手机来征服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

数字时代的今天，每个人都在手机里感受日理万机。有时明明没人找，但就是忍不住想去看一眼手机；明明只想用手机看一下时间，但指纹的不经意解锁后，手指就会不受控制地翻转着手机页面，有时其实只是翻了翻桌面；明明只想用B站听一门网课，大数据却要在界面给你推一组个性化定制内容引诱你多花点流量和时间……承载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数字功能的智能手机，尽管给人们带来了诸多问题，特别是低头曲颈的使用姿势，然而匪夷所思的竟是，手机使用者继续在低头曲颈中刷矫正体态的推送视频。在手机上刷到的公益广告，也劝导我们不要眼睛总是盯着手机，要多陪陪身边的人。然而，就在刷到广告的那一瞬间，人们瞬间又成了刷“不刷手机”广告的流量读者。

比起防不胜防的自我沉迷，身不由己地被迫接受更加令人别无选择。在研究生入学报到时，我坚持选择不住校，因而获得了走读生的身份。

保持绿码

“腾讯会议”“今日校园”“钉钉”等这些打卡APP将每一个学生管理得井井有条，打卡的范围边界和纪律处分的适用条例是不可逾越且高度重合的两条高压线，几乎没有人可以躲过线上的管理。

学校里负责学生管理的教师们也获得了空前的长臂管辖，比如，过去请假，打印一个纸质的请假条，和老师报告并签字之后就可以走出校门。但在疫情管控期间，以大数据应用程序为手段的线上管控方式开始后，需要外出的同学首先要在通信工具上向辅导员或班主任提出申请，网申获得同意之后再在A P P上申请，申请之后要同时将审批结果的副本抄送给上级领导和学校门卫。在出门的时候，门卫还要再一次查看出校申请，扫出校动态二维码。在这个已经请假的时间段里，请假人只能进出一次校园。返校的时候也要重复一遍上述的过程：查看电子申请，扫二维码，核验本人，看校园卡，查健康码，查行程码。掌握了数字技术手段的管理者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手机24小时对学生进行疫情防控管理。

而即使是住在学校围墙之外的我，也必须熟谙各地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的使用规则，因为这是我从线上生活转到线下生活的两张通行证，且这两个码只能绿不能黄，更不能红。没有了它们，便没有了我的自由出入校园。

设置静音

2022年暑假之初，那也是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摘＊”的前夕，我和同学因参加暑期社会实践需要乘高铁由重庆前往南京。高铁刚刚到达湖北境内，便得知原本没有本土确诊病例的南京突然通报出现了疫情。为了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不受到健康码变黄、变红的影响以及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可能会带“＊”所带来的麻烦，我们迫不得已通过补票延长了乘坐区间，把原本终点为南京的车票，补到了无锡，这样一来便不会被统计为“有南京旅居史”。

本打算在无锡短暂停留，吃个晚饭，稍作调整后再继续前往苏州、杭州。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我们通过直达无锡的方式避开了南京疫情的影响，但当我们抵达杭州东站时无锡也出现了本土疫情，我的行程被浙江大数据扫描到，被判定为存在密接风险，健康码随后变黄。如无杭州本地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包括网约车、出租车、地铁、公交车在内的公共交通工具均无法使用，这也意味着原本打开手机就能派单打车，刷个乘车码就能坐地铁的数字便利瞬间荡然无存。而我们只能接受眼前的现实，没有任何可供商谈的余地，因为在大数据的严格管控下，数字信息是一切的主宰。

十几年来，智能手机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逐渐取代着钱包、现金，甚至是照相机等的功能。出门在外，随身一个智能手机即可走遍天下。即便如此，出门带个智能手机也只是图个方便，不带手机也不至于有太多不方便。但现在出门，如果身上没带手机，那可能不只是不方便和寸步难行的问题。在重庆乘高铁之前，与我同行的同学在公交站被偷了手机，身上也没有带现金，一路上仅能靠一部摄像头老化得连健康码和场所码都无法识别的旧手机勉强度日，与我一起坚持到回家。丢了手机之后的他，除了心疼自己的经济损失，更多的是有一点莫名的心虚。真不敢想象如果我的手机也弄丢了，我们会不会无法证明自己，身无分文的我们会不会风餐露宿在重庆街头。

在愈发依赖数字设备的今天，我感觉到了思考热情与沟通障碍的此消彼长，未曾谋面的两个人在认识之前就已经站到了数字鸿沟的彼此两侧。我对线上生活的条件反射也愈发强烈，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别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数字奴仆，我将手机铃声设置了静音，微信语音与视频通话也设置了只打出不接听。

幸运地是，每当我放下手机后依然能够回到一种较为丰富的状态里，重新调整好频率来进行线下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