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介入，讲述

文/吴一凡（中国农业大学）

对于社会学、民族学等专业的同学来说，“田野调查”和“民族志”这两个词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以社会学和民族学等为代表的人文社科专业，在进入到乡村社会开展研究时，最常使用的便是这类方法，即：通过深入田野点获取到足够多的资料，帮助自身来认识社会、理解社会，最终解释社会。

上述是从实践到理论的研究路径，尽管其中也涉及到研究者进入乡村这一真实社会的场域中，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本身还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生活世界，具有不同的权力关系。我博士论文的研究与此不完全相同，更多是一种尝试性的、前瞻性的研究方式，即回到实践社会科学的本质，采取以实践为导向的、从现实经验出发的路径去研究我所处的乡村社会。我作为研究者，真正“介入”到村庄而非简单地“进入”到村庄，事无巨细地参与到每一项村庄发展活动之中。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通过确立研究者的“在场性”，真正把自身纳入到研究对象日常生活与关系网络之中去进行科研探索。

以项目促研究的驻村工作法

我在研究点——河边村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2016年初到2021年初这5年间，我曾先后10次来到河边村驻村生活、工作，累积驻村天数近500个日夜。几乎涵盖了日常年中的每一个时段，从春到冬，甚至还在河边村度过了两个春节。

“驻村工作”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驻村调研”。驻村调研，强调研究者在一段时间内，关注村庄作为社会的全息特征，对村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不同层面的情况进行调研，其目的是了解乡村、认识乡村。而驻村工作，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平行进入到乡村社会生活中，行为、观念等都交互作用，研究者本身也在干预乡村、改变乡村，而不是像驻村调研一样只为了解乡村。

事实上，有过长期驻村经验的人都知道，驻村工作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村庄这样的小型社会也并不会比大城市所包含的事情更少。相反，所有外部发生的事情在此地也会轮番上演，且浓缩在一个更紧凑的空间内，往往事件密度更大，信息量更为丰富。因此，我选择采用能动者介入的方式，即和被研究者长期生活在一起，一方面以此近距离（有时甚至是零距离）地观察其日常生活实践，尽可能挖掘隐藏在他们行为背后的复杂的、相互交织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通过解剖“麻雀”的方法，对河边村这样一个个案进行细致侦查，形成对涉及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这宏大的治理框架下的微小村落，究竟是如何自处这一过程的较为深入、全面和详细的认知。另一方面，通过身为驻村工作人员的形式，我不断与村民产生实质性互动，甚至影响到村民的决策、看法和观念，这必然会导致研究的客观性。但重要的是，这种介入能够让研究者回到实践社会科学的本质，即关注社会发展本身。

用闲聊代替访谈：舍弃效率、求得真实

正统的研究方法总是要求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开展主题明确、一问一答式的对话，这样的好处在于研究者能更有效率地找到需要的信息。但我在实践中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交流和相处模式并不太适用于我和我的研究对象。

一方面，河边村是一个小型的、在早期较为封闭的自然村落，刚开始驻村工作的那两年，很多村民只会基本的“汉话”（村民是瑶族，他们称“普通话”或西双版纳方言为“汉话”，即用汉语来表达的话）。访谈这种强调一问一答的形式对我们来说，太过于正式，会让他们有时显得无所适从，人紧张起来反而会减弱语言能力，尤其汉话对他们其中一部分来说就像外语一样，因此我很少访谈。

另一方面，限于早期糟糕的基础设施条件，河边村与外界交流有限。一旦进村，我很难轻易再出村，常常一待就是数月。远离了过去熟悉的现代世界，更能沉得下心来与过去可能说不上话的人聊天。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时间好像慢了下来，人也变得更有耐心，更愿意倾听他人的声音。所以，我也就不再追求获取信息的效率，而更看中信息的真实性，愿意从散布在日常生活中的只言片语中，获取能够支撑研究的碎片信息。

用闲聊代替访谈，是我放弃效率、追求真实的一种转变。这种对话往往随意开启，没有任何目的性，没有设计好的提纲，也没有预设的交谈对象。它常常发生在茶余饭后，或是雨季一个无所事事的午后，或是冬天夜间的一簇火堆旁。过去河边村还没有网络，也就少了很多之后兴起的各种网上娱乐活动，现实中的距离好像更近一些，大家没事都喜欢坐在一起闲聊。我很多次加入他们，有时他们会用瑶话，时间久了我也能模模糊糊听懂一些，比如生活中常用的“吃饭”“喝酒”这些简单瑶语。很多现代词汇在瑶语中没有，所以他们在谈论时会参考“汉话”的发音，如“妇女主任”“低保”等，我也能听个大概。有时我如果好奇，主动发问，他们发现我关注他们的话题，就会切换成汉话，让我一起加入。闲聊的不确定性和发散性，让我得到的信息远远超过预设的研究角度和范围，成为论文重要的灵感来源。日后翻看时，遇到了难以解释的地方或者好奇的问题，我会再次向相关人士求证和确认，对笔记进行补充和修正。

作为整体参考的问卷法

尽管我的博士论文是个案研究，更多追求从质性角度来描述现象和解释问题，但我仍在这个过程中，和研究团队一起进行了有针对性的5次问卷调查，从数据的角度进行补充和佐证。问卷调查通常是一年一次针对整村的全样本问卷，主要关注的是全村农户在过去一个年度的收支状况，另外也包含了家庭人口变动、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同时随着项目的推进，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重点，问卷内容也进行相应的调整。但问卷法在我的研究中始终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在很多时候以数据的形式对我想要阐述的问题加以佐证。尽管如此，问卷所收集的数据也在相当程度上帮助我从更高维度上把握村庄全貌。

当然，我并不认为数据能够反映一切事实。尤其是当我亲身参与了这几年的全样本的问卷调查后，我更坚信了这一点。我们研究团队面对的是一个仅有57户的自然村，所涉及到的也无非只是这57户的日常生活，但即使是这57户，我往往也感到并不能了解到他们的全部生活面貌。调查得越多，越发现信息漏过的更多，尤其是农户的收支状况，很多时候连农户自己都无法准确计算。不像许多拥有正式工作的人，收入可以明确划分成多个来源，每一部分都有对应的定义和准确计算的方式。对于河边村的村民来说，他们的收入来源太过于零散，打零工、卖甘蔗、割橡胶、摘砂仁、卖手工艺品、农业综合补贴等，每个季度都有每个季度的谋生方式，且这些收入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他们无法准确估算自己的收入。并且挣的钱很快就会花出去，用在各种细小的事情上面，他们也无法说清楚钱到底花在了哪里。同时，一户农家往往有好几个家庭成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来钱之道，但由于每个人的收入太少，维持自己的花费都很勉强，缺乏向家庭缴纳的机制，所以户主难以掌握到每个人的收支和花费。因此，想要了解农户全年收支状况，我认为难以实现。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量全面详细地帮助农户厘清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算出一个尽量可靠的数据。因为接近事实总比忽略事实要好，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正确反映农户的实际情况，但无疑也能作为一种整体参考，为研究提供部分支撑。

在历史线索中搜集文献资料

在我们研究团队之前，直接记录河边村的文字并不多，因为它实在太小了，但这不妨碍把河边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村寨来研究。还有很多其他针对该民族的类似的村寨的研究，从其他村寨的生活反观河边村的生活，这是我加深对他们民族了解的重要一步。

得益于当地政府人员的帮助，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送给了我两本书，一本是1988年出版的《勐腊县志》，另一本是2016年出版的《勐腊年鉴》，这厚厚的两本书是河边村所在的县包括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在内的全方位的信息整合，让我得以了解到整个县所发生的变化，从空间上更大的格局去回看河边村。另外，由于这两本书的时间跨度长达近30年，正好与我的研究中所要描述的河边村的发展历程时间相吻合，因此无疑更加从时间的维度上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每次翻阅这些密密麻麻的文本，总能激发出我的一些灵感，或者提醒我关注日常生活中过去所忽视的细微之处。

回想起来，我的博士论文确实花费的时间更长，投入的精力也更多一些，使用的方法更是显著区别于传统公共管理的方法。但我在这一过程中，强烈感受到了来自乡村社会的真实力量，并且认为这种力量能够通过文字本身传达到普通大众。我们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也大都采取以项目促科研的形式来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田野点，通过项目制的形式，在村庄工作、生活几年，真真正正为村民和村庄带来一些改变，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找到自己对于乡村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