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分钟船票”

桂祎明

这个春天，世界在疫苗的加持之下见到了走出新冠肺炎阴霾的希望，民航运营也逐步恢复。许多国家飞往中国的航线已趋于稳定，但就意大利而言，却比去年更加艰难了。想要回家，支付机票钱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能熟练研读和分析中国各驻外使馆及各国政府政策，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2020年底，意大利到中国的唯一一条航线由意大利NEOS航空承担，航班运力不仅远远低于邻近的法国、德国、西班牙，也难望荷兰、比利时、芬兰等小国之项背。而另一方面，在需求方翘首以待的，是数十万华侨与留学生。由于当地机票代理等问题，即使票价畸高也是一票难求。

不得已，要想回国就得赶快去查资料。首先要查找到有哪些飞往中国的国际航线尚在运营，我在微博上找到了航线汇总表。从意大利回国，欧洲各国和中东地区都是不错的中转地。除了欧盟和白俄罗斯以外，我还查找了开罗、德黑兰、迪拜和伊斯坦布尔等航线。这些地方尽管出入境很方便，但是航班熔断率比较高，如果半途遇上航班取消，就只能再次返回意大利了。

第二步，要确认中国驻该国使馆是否给中转旅客发放“国际健康码”（以下简称“绿码”），尤其要弄清发放条件。这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参考每个使馆的官网和微信公众号。这项工作的艰难之处还在于，各个驻外使馆的信息更新速度不尽相同，官网上大量新旧信息掺杂在一起，需要自己提取出有用的条文。另外，行政文件的辞令往往比较无聊，须得细心比照不同使馆相似政策中的细微不同之处。

第三步则是确认中转国政府的通关政策，之所以这一步要放在最后，是因为多数国家的限制政策并不十分严格，能走通的概率本身就比较高，问题只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已。好在欧洲应疫情期间的交通需求推出了“Re-open EU”手機客户端，在上面即可查询欧洲各国海关及卫生部门的实时政策。

在综合考察了欧盟各国疫情严重程度、航线熔断率、机票价格等因素之后，去年12月初，我就早早订好了罗马-赫尔辛基-郑州的机票。芬兰是欧洲疫情的洼地，票价低廉且旅客可托运行李较多。当时计划1月22日毕业答辩，一个月的时间办理好毕业手续便可以回国了，一切的步骤都安排得严丝合缝。尽管吉祥航空芬兰航线一向比较稳定，但是毕竟疫情背景下“机票如彩票”。在距离2月22日起飞日期只剩下10天的时候，我接到了噩耗——航班熔断（中国民航局2020年开始实施的政策：单一航班内输入达到5个阳性病例，则该航线触发熔断两周。且在民航现有政策下，往返中国的单一航线每周只可执飞一班）。更为不方便的是，我的欧盟居留卡2月25日就到期了。天公不作美，那就赶快另想他法吧。

在十几天的时间内完成新一轮的订票、检测、通关文件整理、回国等工作着实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最终我选择了2月24日阿姆斯特丹飞往厦门的航班。2月中旬时，各个驻外使馆纷纷进一步收紧了转机通道，要求对于居住国有对华直航航班的旅客不予发放绿码，来自意大利的华侨和留学生连天价票都很难买到，当然也并不属于允许转机的范围。此前，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原政策是：常驻外国的旅客只要陆路入境荷兰，再乘机前往中国也可算作直航。在此不得不感谢使馆相对亲民的政策：2月20日宣布执行前述的新政策时，也注明了新政于2月24日生效，给了我们数日的缓冲期，而不少驻外使馆的新政都是立即生效。

由于我的航班就是在新政实施的第一天飞，文件只规定了“绿码”政策的调整，那也就意味着只要我在23日获得“绿码”即应当遵照旧政策执行。此时此刻向前走一步，赌一赌在荷兰的运气，成本是数千人民币;向后退一步，在意大利滞留的成本不仅有高昂的生活开支，还很难买到天价直航机票，更会耽误之后的工作入职。所以，我没有回头的余地。

既然如此，那就背水一战吧。我按照荷兰政府的入境要求进行了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和出发前4小时的快速检测。检测机构就在我家附近，那是自疫情暴发以来我第一次接受核酸检测，费用十分昂贵。实验室安排前去检测的人从正门排队，进入位于地下室的独立测试区，完毕之后从后门离开，这样能尽可能地减少交叉感染。在等待结果的时间里，我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幸运的是，我收到的检测报告上写着“Negativo”（意大利文：阴性）。

荷兰做检测的实验室只有每天上午开门，于是只好次日前往。尽管这个检测机构离阿姆斯特丹市区有30多公里，只需再往西坐6公里的公共汽车就能到达北海海边，但我还是早上第一个就赶到那里戳鼻子、抽血了。负责检测的小姐姐十分和善，听我说了使馆政策变更的问题，很热心地帮我向领导反映。这里原本要24小时才能出具检测报告，但是由于这个特殊情况，他们向我保证当晚9点之前即可给我发出结果。不知怎么，“国际主义精神”这六个大字顿时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在桌子上我瞥见了预约检测者的花名册，有不少“Zhang”“Wang”“Wei”等姓氏，显然这里作为中国使馆指定的几家检测机构之一，吸引了不少中国旅客。如果当天早上他们也及时赶来检测的话，想必也能赶上这趟末班车。

7点钟、8点钟、9点钟，时间一分一秒都显得那么漫长。9点整还未收到报告的我，抄起电话便接通了实验室的客服，电话另一旁的先生自然是说了一些“很快就会好、您先稍等”之类的言语来安抚我。10点多的时候，手机邮箱“叮”地一声， “Negative”（阴性）！

据说以往使馆审核文件并发放“绿码”只需十几分钟，我当时大约用了半个多小时，于23日晚上11：30收到了“绿码”。 那一刻，距离新政生效只有半个小时。我如释重负，艰难的回国文件终于申请完毕，我拿到了“最后一分钟船票”。

在机场里，中国航线的登机流程格外严格。登机口安排在航站楼的尽头，附近小桌子上都放着很多二维码的牌子，有海关申报二维码，还有“闽政通”二维码，广播里循环播放着提醒扫码填表的公告。临近登机时间，首先需要向全副武装的机组人员出示使馆“绿码”，还有海关总署、福建省的申报结果，再给机场的荷方地勤人员检查登机牌。与其他登机口的小桌不一样，这架航班的检票人员是站在专用的小岗亭里面，小小的窗口只能用来传递登机牌。它就像景区售票处似的，将内外的气流隔绝开来。

登上厦门航空MF812次航班，双通道的波音787飞机只有三分之一的上座率。显然是这几日收紧的“绿码”政策让众多中转旅客不得不放弃回国的旅程，不然班班爆满的归国航班怎么会突然变得门庭冷落了呢？

此次归国途中，其实还有些个人问题是我不得不面对的——因为是毕业归国，我需要将自己有用的家当统统搬回国。除了前期已经通过EMS寄回国的许多行李，还有不少易碎和高货值的物品不得不随身携带。它们大多是自己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积攒下的工艺品，足足塞了五个箱子共计200斤，为此不得不多缴数百欧元的超规行李费。带着比我自己还重的家当辗转归国，颇有一点点佩服自己。也许是对历史本能的热爱，总希望将世界角落的吉光片羽珍藏起来，装点未来的生活。

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旅行、工作和学习的经历，让我始终坚信，“没有上不去的车”。这一次，竟然也拿到了“最后一分钟船票”，幸运地踏上了归国之路。而这份幸运，不仅仅是靠自己完成，更少不了中国驻荷兰使馆的人性化措施、荷兰检测机构的“国际主义精神”、朋友们无私的信息分享

责任编辑：马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