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

陈晓丽

在陕西省吴起县流传着一句话：“哪里的路通不通？这得找老朱。”“老朱”是当地百姓对朱教授的尊称。朱教授出生在黄土高原的一个贫困山区里，深知水土流失给当地带来的种种危害。因此，他从小就立志要为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奋斗终生。1978年，他考入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专业。30多年来，他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再到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直都从事水土保持领域的研究，先后在陕西省渭北高原淳化县、山西省晋西黄土区吉县和陕北半干旱黄土丘陵沟壑区吴起县，开展科学研究与试验示范基地建设。

在陕西省吴起县流传着一句话：“哪里的路通不通？这得找老朱。”“老朱”是当地百姓对朱清科教授的尊称。朱教授出生在黄土高原的一个贫困山区里，深知水土流失给当地带来的种种危害。因此，他从小就立志要为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奋斗终生。1978年，他考入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专业。30多年来，他从本科到博士，再到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直都从事水土保持领域的研究，先后在陕西省渭北高原淳化县、山西省晋西黄土区吉县和陕北半干旱黄土丘陵沟壑区吴起县，开展科学研究与试验示范基地建设。

几十年来，他几乎踏遍了研究区域的每一片土地，“其实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愿意把那个地方全部走完。车能去的地方我要去，车不能去的地方就走着去。去实地看看当地的沟沟坎坎到底是什么状况？有什么问题？”据朱教授介绍，走走的好处在于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就拿吴起县来说，2004年，吴起县委托朱教授做退耕还林的效益调查。调查首先需要设置调查样地，沟沟坎坎都需要有代表性的样地开展调查。在全县379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朱教授和团队通过建立10公里交汇网格点的方法，找到了39个小流域。这39条流域有的没有公路，车去不了怎么办？那就走，据朱教授回忆，最长的一次一天走了将近四十公里。

朱教授打骨子里就喜欢在基层工作，一到林地里，整个人都充满了干劲。他深入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第一线，把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退耕还林等国家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急需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作为研究方向。近20年来，他通过大量调查与定位试验研究，提出了基于黄土坡面微地形的近自然造林理论与技术。形成了黄土高原精准结构配置的近自然植被构建理论与技术体系，丰富了混交林理论与技术，推动了水土保持林学的发展。他通过区域农林复合生态经济系统研究，提出了打破生态环境恶化与经济发展缓慢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关键是优先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可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并创造性地构造了其实现途径是三环结构发展模式，揭示了黄土高原农林复合系统结构配置机理，提出了坡面林草带状复合、塬面及缓坡果农复合等黄土高原农林复合系统技术模式和雨季集流贮水、时空调水旱季适度胁迫水肥调控技术体系。他的这些技术建立在对当地现状透彻的研究和分析中，同时在应用于生产中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和政府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吴起县属半时农牧交错带地区，造林很困難，不少人提出封育。朱教授通过大量的调查指出，封育比造林的治理效果至少晚50年以上，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朱教授提出了黄土高原5种微地形，用这5种微地形去设计造林种植点和乔灌树种结构配置，就是先让水分集中给其乔木生长，通过微地形、整地方式，二次让水分集中再集中，形成乔灌草结构。这是一种仿拟自然的造林方法，能形成稳定的林分。这个成果“半干旱黄土区水土保持林精细配置及微地形近自然造林技术与示范”使得朱教授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吴起、志丹等地建立试验示范区150多万亩，在全市累计推广应用达690万亩，节约种苗费、人工费等20%—30%，造林保存率提高约20%，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在青海的一项研究中，朱教授创新性地将宁夏枸杞引入当地农林复合建设树种中。第一次他精挑细选了150棵树苗，托运到试验基地，种植后成活率非常高，而且惊喜地发现当地农民很喜欢这个树种，于是开展了第二次树苗引进。后来，宁夏枸杞在青海区域的种植技术非常成熟，经济效益颇丰，如今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性产业。

同样在陕北，朱教授发现当地人在高速路边挖坑造林种灌木，当时他判断这个陡坡绿化可能要失败，是因为陡坡的表土有一层干土，经过他的大量调查研究，这个表土干层大概有30-40厘米厚，其厚度是与道路的坡向、坡度、边坡高度、边坡的成土时间四个因素都有关，实践证明他的分析是正确的。当地政府特地邀请他和科研团队为陡坡绿化提供一套设计方案。于是，他们加班加点，提出了一个深栽的技术，不是挖浅坑直播，而是打一个深孔，在深孔里栽深根性的苗，让其吸收到30厘米以下的深层土壤水分，这项技术获得了广泛成功。

功夫不负苦心人，由于朱教授的坚持和辛苦付出，2005年，他负责牵头申报的“山西吉县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跻身科技部首批批准的国家级研究站， 2009年该站获“全国野外工作先进集体”。鉴于吉县点的成功积累和典型科研技术，2006年，他又成功地在陕西省吴起县建设了另外一个与吉县站相呼应的研究站，为我国黄土高原的生态建设研究立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突出贡献。

苦中有乐

据朱教授介绍，自1982年参加工作以来，他每年都有半年以上时间在野外调研。大学毕业时，朱教授在淳化县林科所开展育苗试验，林科所的条件很艰苦，半斤面的白馍，筷子一挑，就着醋和辣椒面，一天吃三个，一顿一个白馍一碗稀饭。后来为深入调查研究和定位观测方便，他就住在树林的简易木板房里，说叫木板房，实际上是上世纪的纤维板房，板房窗子小，白天都需要点灯，因为树林里湿气大，第二天早上起床被子都是湿的，犹如洗过一样。

野外实践虽然很苦，但因为心里有对科研的爱，朱教授往往能从苦中品味到“乐”。每当回想起那些发生在野外调查中的趣味小故事，朱教授就禁不住想笑。朱教授在秦巴山区夏季开展流域调查工作时，一天最多见到过十几条蛇。“一次调查途中，一条蛇趴在路的中间，蛇不太大，我不太认识蛇，可能有毒。那个蛇抬起头看我，我也看它，蛇似乎也被我的突然出现吓到了，也不敢主动攻击，我不敢动，它也等着不动。实际上我当时有点害怕，我想若它来攻击我，我就拿棍子打他，我一直有外出带着棍子探路的习惯。还好僵持了一会儿后，蛇悄悄溜走了。野外调查就这样，危险时刻伴随左右。”endprint

提起野外工作的穿戴装备，朱教授介绍，1990年代都是球鞋，有时锋利的刺还能扎透鞋。现在的设备比以前好多了。大学毕业那阵穿的还是劳动布衣服，也不戴帽子，山里紫外线太强了，实际上戴不戴帽子用处不大，每次外出都会被晒得脱一层皮，涂防晒霜没用。一次雨后，朱教授穿着速干裤子，走着走着太热了，想着反正刚下过雨也没太阳，就把速干裤子取下来变成了类似沙滩裤的短裤，结果仅半天小腿同样就晒黑了。“那次我才体会到阴天也有紫外线，同样很强烈。”朱教授笑着说。

在朱教授和团队承担了靠近秦岭附近两条流域的规划设计时。因为山区，车上不去也没车，每天只能靠步行，每天忙完都狼狈不堪，常常灰头土脸的。有一天项目调查结束回到西安已经到了下午五、六点钟，想赶紧找一家宾馆住下，可走完了西安东大街，没有一家宾馆愿意收留，嫌朱教授他们太脏了。“我们也知道自己邋遢，大饭店更不敢进了。最后，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被一家很小的个体小旅馆给收留了。”

还有就是在陕南的一次调查中，朱教授和团队成员遇到百年一遇的大暴雨，大雨瓢泼，只有几米的能见度，情急之下，他们躲到了一块大石头的后面，结果没一会儿，发现石头好像要松动，没办法，他们只能冒雨前行。“当时那个雨大到隔个一、二十米看人就模模糊糊了。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一次雨。当时有位女老师是近视眼，因为雨幕总往眼镜上流，她完全看不见了，不好意思让年轻人牵着走，只好抓着当地的一位老头，让这位老头带着她走。”被那次大雨激后，朱教授和团队成员中的不少人都落下了慢性咽炎。

做个合格的领路人

几十年来，朱教授除了学校工作，其余的时间基本上都奉献给了科研基地。在他的日历里没有假期，只要有空，第一时间去试验基地。他除了做好自己的科研，另外一项大事就是把学生培养好，他希望自己是个合格的领路人。他亲自带着学生外出调研，教他们做调查，整理数据，传承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传统精神；在生活中，给学生们家庭般的温暖和关爱，每个学生的情况他都非常了解，然后因材施教。

调查是每一位学生的必修课。为定位观测黄土陡坡不同微地形条件的土壤水分，需要布设2米深的定位观测土壤水分观测管，要能靠人工用大铁锤将管子打到2米深。这不仅是力气活，还不能打歪了，也是个技术活。朱教授有的时候要抡几十下，有的时候更多。在教会学生取样之前，他从不允许学生在科研工作中偷懒取巧，任何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标准完成。吴起县的20多个2米深的水分定位监测点，大部分都是朱教授亲自布置的。

对学生要求再严厉，却从来没有学生抱怨。因为这位“严父”时刻充满了慈爱。在陕北吴起县的一次调查中，因调查的小流域没有公路，往返需要30公里的路程，加上在流域里的调查，可能实际路程将近上百里，中午又没有地方吃饭。朱教授患有低血糖，随身带着一些糖，途中为了让学生们保持体力，朱教授“大方”地将糖全部分给了学生，自己悄悄地忍着低血糖带来的不适。

朱教授长期工作在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黄土地区一线，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与区域开发等科学研究，为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及复合农林可持续经营与调控等方面取得的诸多成果积极促进了当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

几十年来，他几乎踏遍了研究区域的每一片土地，“其实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愿意把那个地方全部走完。车能去的地方我要去，车不能去的地方就走着去。去实地看看当地的沟沟坎坎到底是什么状况？有什么问题？”据朱教授介绍，走走的好处在于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就拿吴起县来说，2004年，吴起县委托朱教授做退耕还林的效益调查。调查首先需要设置调查样地，沟沟坎坎都需要有代表性的样地开展调查。在全县379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朱教授和团队通过建立10公里交汇网格点的方法，找到了39个小流域。这39条流域有的没有公路，車去不了怎么办？那就走，据朱教授回忆，最长的一次一天走了将近四十公里。

朱教授打骨子里就喜欢在基层工作，一到林地里，整个人都充满了干劲。他深入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第一线，把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退耕还林等国家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亟需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作为研究方向。近20年来，他通过大量调查与定位试验研究，提出了基于黄土坡面微地形的近自然造林理论与技术。形成了黄土高原精准结构配置的近自然植被构建理论与技术体系，丰富了混交林理论与技术，推动了水土保持林学的发展。他通过区域农林复合生态经济系统研究，提出了打破生态环境恶化与经济发展缓慢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关键是优先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可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并创造性地构造了其实现途径是三环结构发展模式，揭示了黄土高原农林复合系统结构配置机理，提出了坡面林草带状复合及缓坡果农复合等黄土高原农林复合系统技术模式和雨季集流贮水、时空调水旱季适度胁迫水肥调控技术体系。他的这些技术建立在对当地现状透彻的研究和分析中，同时在应用于生产中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和政府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吴起县属半时农牧交错带地区，造林很困难，不少人提出封育。朱教授通过大量的调查指出，封育比造林的治理效果至少晚50年以上，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朱教授提出了黄土高原5种微地形，用这5种微地形去设计造林种植点和乔灌树种结构配置，就是先让水分集中给乔木生长，通过微地形、整地方式，二次让水分集中再集中，形成乔灌草结构。这是一种仿拟自然的造林方法，能形成稳定的水分。这个成果“半干旱黄土区水土保持林精细配置及微地形近自然造林技术与示范”使得朱教授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吴起、志丹等地建立试验示范区150多万亩，在全市累计推广应用达690万亩，节约种苗费、人工费等20%—30%，造林保存率提高约20%，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在青海的一项研究中，朱教授创新性地将宁夏枸杞引入当地农林复合建设树种中。第一次他精挑细选了150棵树苗，托运到试验基地，种植后成活率非常高，而且惊喜地发现当地农民很喜欢这个树种，于是开展了第二次树苗引进。后来，宁夏枸杞在青海区域的种植技术非常成熟，经济效益颇丰，如今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性产业。endprint

同样在陕北，朱教授发现当地人在高速路边挖坑造林种灌木，当时他判断这个陡坡绿化可能要失败，是因为陡坡的表土有一层干土，经过他的大量调查研究，这个表层干土大概有30-40厘米厚，其厚度是与道路的坡向、坡度、边坡高度、边坡的成土时间四个因素都有关，实践证明他的分析是正确的。当地政府特地邀请他和科研团队为陡坡绿化提供一套设计方案。于是，他们加班加点地提出了一个深栽的技术，不是挖浅坑直播，而是打一个深孔，在深孔里栽深根性的苗，让其吸收到30厘米以下的深层土壤水分，这项技术获得了广泛成功。

功夫不负苦心人，由于朱教授的坚持和辛苦付出，2005年，他负责牵头申报的“山西吉县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跻身科技部首批国家级研究站， 2009年该站获“全国野外工作先进集体”。鉴于吉县点的成功积累和典型科研技术，2006年，他又成功地在陕西省吴起县建设了另外一个与吉县站相呼应的研究站，为我国黄土高原的生态建设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突出贡献。

苦中有乐

据朱教授介绍，自1982年参加工作以来，他每年都有半年以上时间在野外调研。大学毕业时，朱教授在淳化县林科所开展育苗试验，林科所的条件很艰苦，半斤面的白馍，筷子一挑，就着醋和辣椒面，一天吃三个，一顿一个白馍一碗稀饭。后来为深入调查研究和定位观测方便，他就住在树林的简易木板房里，说叫木板房，实际上是上世纪的纤维板房，板房窗子小，白天都需要点灯，因为树林里湿气大，第二天早上起床被子都是湿的，犹如洗过一样。

野外实践虽然很苦，但因为心里有对科研的爱，朱教授往往能从苦中品味到“乐”。每当回想起那些发生在野外调查中的趣味小故事，朱教授就禁不住想笑。朱教授在秦巴山区夏季开展流域调查工作时，一

1.黄土坡面切沟微地形土壤水分监测仪器安装

2.黄土区道路陡坡土壤侵蚀调查

3.黄土陡坡土壤水分监测

1.黄土坡面切沟微地形土壤水分监测仪器安装

2.黄土区道路陡坡土壤侵蚀调查

3.黄土陡坡土壤水分监测

朱教授长期工作在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黄土地区一线，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与区域开发等科学研究，为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及复合农林可持续经营与调控等方面取得的诸多成果积极促进了当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

朱教授长期工作在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黄土地区一线，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与区域开发等科学研究，为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及复合农林可持续经营与调控等方面取得的诸多成果积极促进了当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

天最多见过十几条蛇。“一次调查途中，一条蛇趴在路的中间，蛇不太大，我不太认识蛇，可能有毒。那个蛇抬起头看我，我也看它，蛇似乎也被我的突然出现吓到了，也不敢主动攻击，我不敢动，它也等着不动。实际上我当时有点害怕，我想若它来攻击我，我就拿棍子打他，我一直有外出带着棍子探路的习惯。还好僵持了一会儿后，蛇悄悄溜走了。野外调查就这样，危险时刻伴随左右。”

提起野外工作的穿戴装备，朱教授介绍，1990年代都是球鞋，有时锋利的刺还能扎透鞋。现在的设备比以前好多了，大学毕业那阵穿的还是劳动布衣服，也不戴帽子，山里紫外线太强了，实际上戴不戴帽子用处不大，每次外出都会被晒得脱一层皮，涂防晒霜没用。一次雨后，朱教授穿着速干裤子，走着走着太热了，想着反正刚下过雨也没太阳，就把速干裤子取下来变成了类似沙滩裤的短裤，结果仅半天小腿同样就晒黑了。“那次我才体会到阴天也有紫外线，同样很强烈。”朱教授笑着说。

在朱教授和团队承担了靠近秦岭附近两条流域的规划设计时，因为山区，车上不去也没车，每天只能靠步行，每天忙完都狼狈不堪，常常灰头土脸的。有一天项目调查结束回到西安已经到了下午五、六点钟，想赶紧找一家宾馆住下，可走完了西安东大街，没有一家宾馆愿意收留，嫌朱教授他们太脏了。“我们也知道自己邋遢，大饭店更不敢进了。最后，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被一家很小的个体小旅馆收留了。”

还有就是在陕南的一次调查中，朱教授和团队成员遇到百年一遇的大暴雨，大雨瓢泼，只有几米的能见度，情急之下，他们躲到了一块大石头的后面，结果没一会儿，发现石头好像要松动，没办法，他们只能冒雨前行。“当时那个雨大到隔个一、二十米看人就模模糊糊了。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一次雨。当时有位女老师是近视眼，因为雨幕总往眼镜上流，她完全看不见了，不好意思让年轻人牵着走，只好抓着当地的一位老头，让这位老头带着她走。”被那次大雨淋后，朱教授和团队成员中的不少人都落下了慢性咽炎。

做个合格的领路人

几十年来，朱教授除了学校工作，其余的时间基本上都奉献给了科研基地。在他的日历里没有假期，只要有空，会第一时间去试验基地。他除了做好自己的科研，另外一项大事就是把学生培养好，他希望自己是个合格的领路人。他亲自带着学生外出调研，教他们做调查，整理数据，传承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传统精神；在生活中，给学生们家庭般的温暖和关爱，每个学生的情况他都非常了解，然后因材施教。

调查是每一位学生的必修课。为定位观测黄土陡坡不同微地形条件的土壤水分，需要布设2米深的定位观测土壤水分观测管，要靠人工用大铁锤将管子打到2米深。这不仅是力气活，还不能打歪了，也是个技术活。朱教授有时候要抡几十下，有时候更多。在教会学生取样之前，他从不允许学生在科研工作中偷懒取巧，任何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标准完成。吴起县的20多个2米深的水分定位监测点，大部分都是朱教授亲自布置的。

对学生要求再严厉，却从来没有学生抱怨，因为这位“严父”时刻充满了慈爱。在陕北吴起县的一次调查中，因调查的小流域没有公路，往返需要30公里的路程，加上在流域里的调查，可能实际路程将近上百里，中午又没有地方吃饭。朱教授患有低血糖，随身带着一些糖，途中为了让学生们保持体力，朱教授“大方”地将糖全部分给了学生，自己悄悄地忍着低血糖带来的不适。

朱教授长期工作在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黄土地区一线，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与区域开发等科学研究，为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及复合农林可持续经营与调控等方面取得的诸多成果，积极促进了当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

4.黄土坡面缓台微地形土壤水分监测仪器安装

5.朱清科（中）和学生在野外开展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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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朱教授为中国的水土保持事业付出得太多时，他却微微一笑说：“这不算什么，看着荒山变绿滩，山区都发展了，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每当大家说朱教授为中国的水土保持事业付出得太多时，他却微微一笑说：“这不算什么，看着荒山变绿滩，山区都发展了，心里比什么都高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