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辩式思维在创造力发展中的重要性

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认为，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必须重视审辩式思维能力的发展。

一、 作为核心教育成果的审辩式思维

审辩式思维是 critical thinking的汉语翻译。今天，更普遍使用的汉语翻译是“批判性思维”。许多人已经发现，这个翻译与英文原意之间存在距离。在维基百科的汉语版中采用了“审辩式思维”的译法，本文采用这一译法。

在维基百科英文版中，对审辩式思维的介绍是：“审辩式思维是一种判断命题是否为真或是否部分为真的方式。审辩式思维是我们学习、掌握和使用特定技能的过程。审辩式思维是一种我们通过理性达到合理结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基于原则、实践和常识的热情和创造。审辩式思维的源头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苏格拉底的方法，在东方可以追溯到古印度佛教的《卡拉玛经》（一部以倡导怀疑精神为突出特色的经典）和《论藏》等佛教经典。审辩式思维对一个人在教育、政治、商业、科学和艺术等许多领域内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战以后，一些美国教育学者开始关注发展儿童的审辩式思维，到上世纪末，审辩式思维成为美国教育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审辩”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教育词语之一。

2005年，美国的“高考”——SAT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将原来的“言语（verbal）”部分改为“审辩式阅读（critical reading）”。

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具有审辩式思维能力是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心理特征，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习者的审辩式思维能力。今天，伴随网络的发展，获取某种特定知识越来越容易。以往，为了查找一个资料，我们可能要在图书馆中寻找许多天。今天，借助移动互联，借助搜索引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从网络上获取需要的特定知识。今天，重要的已经不是对特定知识的记忆，不是向学生灌输一些特定知识，而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能力。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发展审辩式思维能力的重要性。2013年11月20日的《中国科学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以《批判性思维教育至关重要》为题，报道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白春礼在中国科学院院长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白春礼在致辞中特别强调，在造就创新型人才过程中，批判性思维教育至关重要。他说：“我觉得，一个优秀的创新型人才，一个有造诣的科研工作者，一定要具备很高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国科大应成为国家批判性思维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试验田。希望国科大……把批判性思维教育贯穿学生培养全过程，引导同学们善于把大胆质疑与谨慎断言有机结合，大力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真正把自己锻造成国家急需的优秀创新型人才。”

二、 审辩式思维不是“大批判思维”

上世纪60年代，笔者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笔者知道，“文革”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大批判”。“文革”十年中，《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许多社论标题中包含“批判”或“大批判”的字样。例如，《人民日报》1966年6月8日社论的标题是《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社论中说：“七亿人都是批评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七亿人都做批评家，是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觉醒。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批判”都是一个常用词和高频词。马克思不仅高举“批判的武器”，而且呼唤“武器的批判”。 毛泽东甚至不满足于“批判”，还主张“造反”。实际上，在马克思、毛泽东的思想成形过程中，他们的主张都不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主流思想，他们都选择了当时的“异端”，他们都表现出对流行观念的批判，他们都表现出独立思考的倾向。

批判性思维与“文革”中倡导的“大批判”有什么区别呢？当我们今天谈论审辩式思维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强调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的时候，确实包含着马克思和毛泽东倡导、力行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同时，我们所说的审辩式思维还包含更丰富的内容。

我们并不比马克思更高明，但是，我们比马克思了解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新进展。与马克思相比，我们知道了相对论、量子论、哥德尔定理、大爆炸宇宙学等20世纪的科学发展进展，我们知道了20世纪国际共存主义（一般译为“共产主义”，笔者认为此译法不妥）运动的兴起和遭遇挫折，我们知道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具有毁灭性的核武器。今天，当我们站在马克思、维特根施坦、波普尔、库恩、图尔敏这些先贤智者的肩膀上开始思考的时候，我们赋予了审辩式思维更多的含义。

在笔者理解的审辩式思维中，不仅包含“独立思考”，还包含“价值多元”。笔者认为，具备审辩式思维的人，不相信唯一的正确答案，不迷信自己关于“大象”的经验，他们不会为了捍卫自己的一个乌托邦、一个梦想、一个真理去展开“大批判”。他们可以张开双臂拥抱一个多种乌托邦、多种梦想、多种真理、多种答案包容共存的新时代。他们理解，我可以有我的梦想、我的乌托邦、我的真理、我的答案和我关于“大象”的经验，别人也可以有别人的梦想、别人的乌托邦、别人的真理、别人的答案和别人关于“大象”的经验。

审辩式思维和“大批判思维”的区别在于，后者力图用自己的“真理”去批判他人的“谬误”，前者却接受多种价值并存的可能性，在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时包容别人的“真理”。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可以理解，对于复杂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常常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对于一个理论、一个观点、一个命题的论证，不是一个可以立即得到答案的实验室研究，不是一场可以决出胜负的球赛。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百年。今天，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仍然是激烈争论的话题。“五四”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今天，“五四”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仍然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话题。“罗斯福新政”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今天，对其得失成败仍然存在巨大争议，仍然是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学家们激烈争论的话题。对于这些问题，既不存在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正确的（right）答案，也不存在符合形式逻辑的唯一的合理的（rational）答案，仅仅存在若干个普乐好的（plausible）的答案。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会长期地存在下去。

三、 审辩式思维不仅是逻辑推理能力

在用于美国高等教育评估的“自愿问责系统”定义的4项 “核心教育成果”中，包含审辩式思维和分析性推理两项。显然，审辩式思维能力不同于逻辑推理能力。在审辩式思维中，包含着对形式逻辑局限性的认识。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知道，符合形式逻辑是不可突破的“底线”。任何论证，必须符合形式逻辑。但是，形式逻辑存在局限性。许多时候，存在多种符合事实和符合形式逻辑的命题。这时，需要在综合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2012年2月26日，美国佛罗里达州28岁的协警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巡逻时射杀17岁黑人少年马丁（Trayvon Martin）。2013年7月13日，法院终审宣判齐默尔曼无罪。在这起案件中，指控被告有罪的检察官是有道理的：马丁并没有携带武器，被告人使用武力过当，剥夺了一个并无大错的年轻人的生命；为被告护辩的律师也是有道理的：警察是高危行业，需要得到社会的高度保护。最终，陪审团基于“保护警察安全”的考虑支持了律师。在这里，既没有正确的判决，也没有合理的判决，仅仅有普乐好的判决。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能够理解：首先，决策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决策不能基于虚假或虚构的事实；其次，决策必须符合形式逻辑，决策不能与形式逻辑相冲突，必须是合理的；第三，在符合前两项的基础之上，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和价值取向，可能存在多种可能的决策选项，这些选项之间没有对错之分，也不是合理与否的区别，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属于普乐好的一项。

具有审辩式思维能力的人，能够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能够理解做出不同判断依据的不同价值选择，能够理解做出不同决策依赖的不同前提条件和假设，能够理解决策者对自己所做决策应该承担的责任。

四、 具有审辩式思维能力的人能做什么？

在ETS官网上，关于具有审辩式思维能力的人所能完成的任务的描述是：

对互相竞争的关于事情发生原因的解释进行评价；对事实与假设之间的一致性进行评价；判断特定信息对于论证某一观点的相关性；判断某一主观的解释能否得到特定研究证据的支持；判断某个艺术作品的突出特点和主题；评价某项因果论证过程的适当性；根据研究资料评价研究方法的适当性；发现论证过程中的逻辑漏洞和逻辑矛盾。

在ETS开发的审辩式思维能力测试中，包含着这样的一些任务。这些任务构成了审辩式思维能力测验试卷。

五、 现行教育需要改变

今天，中国学校教育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学习方法，是深受苏联影响的学习方法。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20世纪以前的“真理——谬误”的非审辩式思维方式。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把学习过程理解为一个学生学习和掌握“科学真理”的过程，理解为一个老师向学生传授“科学真理”的过程。事实上，在今天的学校中，讲授的许多标有“科学真理”标签的东西都是非常可疑的。这种学习方式，大大地摧残了学习者的好奇心，大大地打击了学习者的怀疑精神，大大地压抑了学习者的创造性，妨碍了学生审辩式思维能力的发展。今天，迫切需要改变这种陈旧的学习方式，不应再简单地向学生灌输特定的结论，而应小心翼翼地呵护学习者的好奇心，应鼓励学习者的怀疑精神，应努力保护和激发学习者的创造力，倡导研究性的学习，倡导审辩式论证，重视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能力，从而使学习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记忆和拷贝的过程。

（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测量分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