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三问

徐而缓

南怀瑾（1918～2012），浙江乐清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实业家。1949年春赴台湾后，相继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等高校教授。1966年，南怀瑾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邀请下，到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论语>别裁》1976年出版，香港、新加坡也争相翻印。20世纪80年代末筹资兴建金温铁路，并于1998年建成通车。晚年他在江苏太湖大学堂传道。其论著的主要方向包括儒家、道家、佛教等领域，一生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哲学。2012年9月29日他于苏州太湖大学堂去世。温家宝在唁电中说：“先生一生为弘扬中华文化不遗余力，令人景仰，切盼先生学术事业在中华大地继续传承。”

南怀瑾留给我们至少三个命题：是传统教育还是西式教育？是做生意还是做人？是道德建设还是制度建设？他自称是个“顽固的传统文化推崇者”。传统文化为正，守正出奇，老先生至少提供了针对这个浮躁时代的一种解决方案。

是传统教育还是西式教育？

有一点是确定的，按现行教育体制教育出来的人治理世界，不出问题才怪。百年教育误入歧途，好比登山走错了路，越走越下不来。

家长们为让孩子进好点的学校都要托关系、送钱物，可谓费尽了心机。我们都意识到教育出了问题，一方面声讨，另一方面跟这个体制做交易；一方面百般呵护孩子，另一方面在学习上层层加码，让他们沦为“应试奴”，失去童年快乐，更罔顾其灵魂成长。

于是，出现“高分低能”，“有知识、没文化”，“有证书、无能力”，“懂考试、不懂生活”的受教育者。于是，只会“中国制造”，不会“中国智造”、“中国创造”。于是，老人倒了扶不起，社会乱象频生。

中国的孩子不快乐，长大后也不快乐，这个社会能好吗？

一切唯西学马首是瞻，科目设置缺少了如修身养性、诗书情怀等内容，尤其缺少人格培养。

一切以应试为目的，孩子沦为考试机器，学校成了收钱机器。大家都有想法，却没办法。

一切以成人标准来要求，将小孩培养成“小大人”，过早失去童真，所谓“童年之死”。

孩子是家长的镜子。社会焦虑导致家长焦虑，最终都反映到孩子身上。不快乐的学习注定是病态的，将来管理出来的社会也是病态的。

南怀瑾曾言：“今日的世界，在表面上来看，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这在精神上来看，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是做人还是做生意？

小企业做生意，大企业做人。

当今世界的潮流都是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讲究现代化企业管理。而在南怀瑾看来，这些无非是一个人事问题。

他曾讲，政治也好，军事也好，工商业也好，困难的就是人事管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当今人事有许多误区：一谈到管理，人就变成东西了，管理就是政治学上的统治。

中国大政治家管仲的思想可归纳“管、教、养、卫”四个字。政治上讲管理，但是光管理是不行的，还必须教育辅助。管理带着独裁性，只有对物品，才能单用管理；对人事，单说管理，也太无情了。所以要另外配合教育，乃至和员工福利有关的“养”“卫”，如此才能有健全的人事结构，才能发挥团队精神，创造绩效。

南怀瑾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将帮助人类解决物质文明中面临的许多误区。中华文化有普世价值吗？当然有。例如仁爱思想，“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诚信意识，诚信为修身之本；自立意识，“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自强意识，主张君子自强不息；强调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南老先生曾宣扬办企业的最高境界：资本主义的管理，社会主义的福利，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文化的境界。关键还是在做人。靠做生意是永远也做不到如此境界的。

是道德建设还是制度建设？

维护社会是靠道德建设还是制度建设，当然是两者兼顾。但是，社会建设的根本还是做人！《尚书·大禹谟》中载“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其中，“利用”不是“利用你”，真正的“利用”是做任何一件事，要有利于大家，不单单是利于自己。

中国人讲政治，“政治”的意思：正己而后正人。你自己都不行，你要领导别人？那人家给你领导，是为了利害关系，为了待遇关系，为了钞票关系，并不是服你的气。

在南怀瑾的命题中潜藏着一条定律：把人做好了，人生差不到哪儿去，企业差不到哪儿去，社会差不到哪儿去。而这个时代，恰恰在“做人”这一点上出了大问题。

教育的使命是筑就一个社会的基本面，是教人如何“做人”，做顶天立地的人。没有这个基本面，无论你引进多少制度规章，盖多少高楼大厦，无论经济数字多么光鲜漂亮，一切都如沙滩筑厦，随时崩塌，一切都会被打回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