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中国创客政策

张丹 李红亮 方国威

摘 要：本文利用矩阵数据库，采用语义网络分析方法和连续核心-边缘分析模型，进行了频率、TF-IDF以及度中心性分析。语义网络分析结果表明，创业空间和创意具有较高的关联中心值，并在与创客相关的90个关键词之间产生相互影响。此外，还选择了深圳、国际化和平台作为影响创客政策的关键词。结果发现，创客政策在中国省区内得到了积极的推动，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确认了创业平台的重要性。

关键词：中国创客;语义网络分析;核心-边缘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28.032

1 中国创客政策的现状

创客最早起源于2005年美国创业运动。2000年代初在克服IT泡沫的过程中，以多种想法为基础，在社会创新和社会贡献的同时，构建了多种经济主体，创客就是其中最具有创意性的一个。中国的创客最早始于2010年上海“新车间”。最初新车间是聚集黑客们活动的空间，之后发展成为谋求创意的场所。慢慢地开始通过多样的博览会和Makers faire，让大众更多的了解创客，拉近大众与创客之间的距离。加上中国的创业领军人物马云，马化腾，雷军这些成功的创业案例，引发许多年轻人跃跃欲试。深圳以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将想法转为商业化产品，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创业培养基地。截至2016年深圳建立了3155个“创业空间”。国家积极展开创业教育STEAAM，努力成为第二创业大国。中国政府为了创客政策可以快速传播努力建设一系列的基础设施，以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经验为基础指定一批“示范基地”。

自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为积极支持创客热潮树立一系列相关政策，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学校、金融、企业等全方位的支持创客发展。这样多方面的政策扶持使中国创客成为引导社会创新的主要推动力，展现了中国为发掘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动力果敢的强大的政治面貌。但中国创客的特征和美国创客截然不同，中国是国家主导型的创客政策。不可否认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是快速的，刚强有力的执行力和规章制度可以在短期内实现预期的成果，但为了长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动力，还要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和不断学习能力。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发表了“大众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紧接着又发表了相关政策，制定了创客文化可以落实到社会的一些相关政策。这是新兴的创业企业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捷径。因此，本研究深度了解中国的创客政策，分析创客政策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舆论;且分析可持续发展和创客相互协作的关键词，以及强有力的国家制度，为构建健全的创业生态链做出的重要尝试。

2 实证分析

2.1 语义网络分析

以创客为关键词收集大数据以后，经过文本挖掘，对出现频率较高的前90个单词进行了网络分析。反映了单词的核心性值，进行网络分析的结果如〈图1〉所示，显示创客与创客空间的联系性最强。

由此可见，通过创客空间交流各种创意、寻找意气相投的成员，向潜在的投资者介绍自己创业活动这一现象正在逐渐形成。这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争相在大学城周边、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软件发达地区周边建立创客空间并向他们开放和提供支持的政策相吻合。深圳也与全球一样，和创客有着较强的联系。作为创客热潮的中心深圳，和创客已经开始跨出中国的舞台，将全球作为自己的目标。与创客有较强联系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平台。创客政策最终实现的地点正是创业者创业的出发点，这也暗示着创业者需要一个能够支持创业的多样的平台。在分析结果中显示的有意义的连接就是创客与文化。理论研究指出，“创客热潮”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在以惊人的势头扩大，但“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要想超越短期的和可视性的成果，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形成巨大的社会性舆论环境和自主性的创业生态系统。网络分析结果表明，尽管中国的创客政策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但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比较积极的创客文化。其他围绕创客的有意义的词语有乡村，互联网，计算机专业等。由此可见，“创客”的主体大部分是大学生，其热潮和文化已经从城市延伸到了农村。

2.2 核心-边缘模型分析

对以创客为关键词收集的文本大数据资料进行提炼后，以频率值为基准构建了前30个单词的矩阵数据集。以此为基础测定的中心分数的结果与（表1）相同。结果显示A11（总理），A12（国际），A14（项目），A30（产品），A21（经济）与频率相比，其核心分数更高。可以说，这些词语相对于出现频率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总理”这个词语，中心分数排在第四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反映出社会已经意识到创客政策正在中国领导层的关注和指挥下推进，也反映出大家都在期待能够出现与其相关的更多的附属支持和相关政策。另外，通过“国际”这个词语可以看出，虽然创客政策在中国领导层的关心下正在积极推进，但从社会层面来看，该政策的波及效果及创业者的志向并不仅仅是中国国内而是全球。而且大部分创客政策的社会扩散是通过多种多样的项目实现的，因此可以确认项目的重要性。相反，A9（时代）和A13（网络）是与出现频率相比重要度相对较低的词语。可以看出，在现在的中国，虽然创新的时代、创客的时代、讨论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时代”其本身并没有重要性的意義。另外，虽然利用创客政策的很多创业者们利用网络进行网络平台相关的创业活动，但在引导和扩大社会性创客政策方面，网络只能起到工具性作用。这从上述网络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和创客相关的一些主要关键词中，出现了网络，虽然频率也很高，其实对于创业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支持，产品，项目等。

3 结论

第一，利用创客政策来开拓中国市场。根据网络分析结果，中国的创客政策借助中国政府有力的配套扶持政策正在向全社会扩散，其终点站是全球。目标是培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业者，创业公司成员不再是单一的国家。换言之，中国的创业公司是进军世界的创业公司，中国是创新创业者可以施展抱负的舞台。包容创业、容纳失败、鼓励再创业的中国创客生态体系同样也向外国人敞开了大门。

第二，有必要扩大与创业相关的教育，提高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积极创业意识和提升创新人才素质。就如同产业和技术界正在开展创造性破坏一样，学校教育也需对专业进行创造性破坏，培养能进行多种融合性思考的人才。而且，应开设培养实习型人才的各种教学课程和设立评定标准，以培养年轻人的实际行动力。多通过合作与沟通不断的交流想法，同时还应实施提高对学生尝试创业所需制度的理解、对金融进行利用的教育。要使创客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就必须与制度一道构建这种健全的创业教育生态体系，需要全社会对创业予以肯定和热切的鼓励。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潜在的创客，年轻人须学习、熟悉和践行自立自强的热情。

同时，本论文存在着如下局限：首先，未考虑创客运动发祥地美国的情况。尽管创客在中国呈爆发性增长势头，但骨子里存在着美国的创新和挑战精神，以后应通过分析美国的创客政策舆论来展开对东西方价值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另外，本论文存在着在利用大数据方面未能利用可对政策讨论的社会扩散进行更加细致观察的社交媒体（例如中国的微信、微博等）的局限，这是因为，政策的社会性扩散可通过有影响力的门户网站大众层面的讨论来确认，而对于个人层面的言论可利用社会关系网服务数据来做出更加准确的分析，期待着今后通过更加多样的渠道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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