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风险投资的新出路

摘 要：新基建是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布局，是全社会生产效率提升的一次重要实践。风险投资作为价值发现、创新培育的重要工具，既受益于新基建的全面展开，也服务于新基建的全面建设。新基建深刻的内涵与外延，为风险投资创造更明确的投资方向、更安全的投资环境、更稳健的投资回报。

关键词：新基建;风险投资;效率提升;科技赋能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20.066

自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来（以下简称“新基建”），新基建概念已经聚焦成为全社会炙手可热的热点话题。原本处在经济结构转型与贸易战双重压力下的中国经济又遭遇新冠疫情冲击，新基建被寄予对抗经济下行风险，推动全社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厚望。

1 风险投资的“危”与“机”

1.1 风险投资遭遇阶段性困境

风险投资是独立运营的、专注于私有高成长型公司股权或股权相关投资的资本投资。“募、投、管、退”是围绕风险投资生命周期的四大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风险投资得到了蓬勃发展，投资机构数量不断增加，投资基金管理规模日益扩大，风险投资行业逐渐正规化和专业化。过去十年间，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机遇窗口，中央及地方引导基金带领大量社会资本入市，风险投资行业迎来了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行业监管趋严以及资管新规限制，风投行业募资遭遇了一定的冲击;受IPO堰塞湖现象以及中概股海外上市遇冷等因素的影响，项目退出难度也日趋增大。面对募资难、退出难的现实情况，风险投资机构在困境中求发展，投资决策日趋谨慎和理性。但无论面对何种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宏观经济的广阔前景依旧是风险投资蓬勃发展的强力支撑和有效助力，风险投资依旧是我国推进创新发展的有效工具。

1.2 对冲经济下行，新基建“新”在哪里？

不同于传统基建，新基建着眼于“新”。首先，新基建的“新”体现在其作用机理不同，新基建为数字经济的基础保障，通过实现产业智能化升级，以更好的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其次，新基建的“新”体现在其可观的乘数效应，新基建通过上下游联动进一步带动制造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蓬勃发展，通过对投资和消费的推动，激发经济创新活力，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进而发挥更大的乘数效应。再次，新基建的“新”体现在其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与传统基建以政府投资主导不同，新基建涉及更多私人部门的参与，投资主体与投资方式更加多元与灵活。最后，新基建的“新”体现在其区域的集中化，传统基建在区位选择上全国一盘棋，导致欠发达地区的人均基建占有量甚至高于发达地区，新基建向东部等人口净流入地区集中，一切超前规划更适应市场需求，更加体现效率优先并兼顾公平。

新基建不单指“新”，与新兴产业的概念相比，更强调适应性、基础性与赋能性。首先，新基建更加强调“适应性”，强调基础设施应适度超前，为新兴产业和新兴行业的培育创造条件。适时引领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更好的支持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在补足短板的同时发挥更大的乘数效应以助力新引擎，这是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本质区别。其次，新基建更加强调“基础性”，与2010年10月国务院提出的战略型新兴产业不同，新基建构成我国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保障的职能，是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最后，新基建更加强调“赋能性”，通过赋能传统产业，促使其完成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

1.3 “新基建”——风险投资新风口

虽然新基建的定义目前尚未统一的定论，但具有鲜明的科技特征和导向。与以铁路、公路、桥梁、水利等为代表的传统基建不同，新基建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旨在通过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当前我国的工业化正处于由初级向高级过度的关键转型期，单纯依靠K/L的资本积累已难以充分满足当前经济增长新需求，生产效率的提高迫在眉睫。新基建在补短板的同时更加注重创新，更能适应新时代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传统基建以政府投资主导的投融资模式不同，新基建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风险资本本身具备民间资本的属性。同时，由于新基建项目具有较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与风险投资偏好的投向相契合。因此，新基建具有成为风险投资新风口的现实可能性。

风险投资行业历经“O2O”“无人零售”“共享经济”等风口，众多投资机构纷纷踩雷。众多风口上的创业企业由于欠缺有利的底层数字经济支撑，只能在产业链条中寻求单个节点的创新，因缺乏上下游供应链的有效配合而无法形成系统性、规模化的全产业链升级改造，因而普遍存在商业化落地困难、有效需求难以形成，无法根本上解决行业痛点等问题，这些风口也被認为是伪需求。系统化、大规模的新基建投入为数字经济提供基础保障和底层技术支持，通过实现全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赋能新经济，降低创新企业产品与服务的“供不符需”“成本覆盖”的风险，提升风险投资的安全边际，催生出更多产生颠覆行业与改造产业的创新企业。因此，新基建具有赋能风险投资新风口的客观合理性。

2 基建“新”则经济“兴”，经济“兴”则民生“旺”

2.1 新基建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

新基建是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途径。从短期来看，新基建可以通过带动就业扩大有效需求，弥补因贸易战和疫情带来的出口疲软和内需不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从中长期来看，新基建通过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有效供给，激发增长活力。疫情期间线下产业普遍停工停产面临巨额亏损，线上数字经济已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灾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必将迎来突飞猛进式的发展，新基建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是复苏经济的重要抓手。

2.2 新基建是保障民生的现实需求

疫情的爆发与扩散暴露了我们在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等方面的短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新的问题又显现出来。一方面企业面临“复工”难“复产”的困境，有效产能不足和部分产品库存过剩的结构性矛盾日益严峻;另一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并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在新基建的支持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得以实现，过剩的落后产能得到有效疏解;众多新技术得以广泛应用，人民的正常工作生活得以顺利进行，新基建成了保障民生的现实需求。

2.3 新基建是国际竞争的战略布局

“新基建”是我国应对德国“工业4.0”计划及美国“先进制造伙伴”计划的战略布局。在目前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美国等发达国家仍處于产业链上游，我国是制造业大国而非强国，高端制造领域存在被发达国家“卡脖子”的风险。新基建是我国弯道超车，在新兴产业获取产业链上游位置的有效办法，更是建立良好商业基础设施，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必由之路。新基建带来的效率提升是全方位的，全面的效率提升带来各种生产要素价值的重新释放。疫情期间口罩的案例启示我们，没有低端产品，只有低端的产业链和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待激活产能。新基建是我国在下一次以数字化为支点的全球工业革命中拔得头筹的重要战略布局。

3 基建“新”则产业“兴”，产业“兴”则投资“热”

3.1 新基建带来的产业升级换代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电子商务、电子竞技等“互联网+”业态出现，引领了产业从线下走向线上的趋势。在数字经济时代，新基建与已有行业的结合和赋能，将促进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换代，激发现有产业的活力和创造力，创新出更多新的业务形态，进而引领产业从线上走向云端。基础设施建设实质是人对自然的改造，新基建包含人们对传统陆地、蓝色海洋、浩瀚太空和蔓延网络的全面改造，内涵宏大、紧扣新时代，是产业升级换代的强力依托。

3.2 新基建带来的产品逻辑迭代

新基建对企业的赋能更多的体现对在其商业思维和产品逻辑的迭代上来，当前厂商通过标准化的原材料、配件和生产线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但随着大众消费升级，标准化产品逐渐无法满足大众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柔性制造的概念应运而生。柔性制造背后的逻辑是厂商应有足够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水平，及可随时调整的产线来应对小批量生产。新基建让厂商的柔性生产成为可能，加速产品逻辑的迭代。

3.3 新基建带来的投资方向明晰

投资就是在不确定性中挖掘相对确定性的行业。疫情期间，5G直播雷神山建设现场、“健康码”代替线下人工进行管理、人工智能辅医生诊断……众多前沿技术实现了落地应用。新基建带来新产品和服务的商业化落地，促使新经济公司估值上升，风险投资机构得以从估值提升中获益，反过来也会推动风险投资规模的继续扩大，形成风险投资良性闭环。面向未来，明确的市场预期让市场风险大大降低，也使得投资机构在关注模式、渠道创新、创新的同时，更加注重技术落地，风险投资的对象不再只是实验室技术，而是有了可落地的真实场景，风险资本能够捕捉到完整的价值闭环。

4 结论

随着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积极投身于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的大潮，我国的新基建迎来了历史机遇期。从宏观来讲，新基建不仅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和保障民生的现实需求，更是国家间竞争的主要战场;从中观来看，新基建对产业数字化转型和产业链效率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中介和推动作用;从微观来看，新基建为企业创新落地和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提供了保障。新基建带来的技术应用场景明确化又为风险投资指明了新方向，降低了投资的市场风险，也吸引着更多资本的进入，形成投资-获益-再投资的良性循环。我们期待着风险投资行业能够在新时代人对自然全面、高质量改造升级的过程中，发挥更好作用，扮演更有益角色。

参考文献

[1]史蒂文·N·杜尔劳夫，劳伦斯·E·布卢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第八卷.北京：财经科学出版社，2016：546-549.

作者简介：温红钰（1988-），女，汉族，内蒙古包头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