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框架下大学生情绪状态对创造力的影响浅析

张晶+马志燕+杨敏

摘要：创造力研究已经从仅仅关注个体发展到关注个体与环境因素相结合，情绪状态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创造力的影响也经历和从单一到多元水平的变化。而环境因素如任务框架或感情色彩也会对个体创造力产生影响，大学生作为自身发展的积极促进者，对环境有能动作用，通过对大学生情绪状态对创造力影响的分析，提出了未来研究发展趋势及一些教育思考。

关键词：情绪状态创造力任务框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个长时期被忽视却有着重要品质的领域开始受到关注，这就是创造力。创造力对社会经济和个体组织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旨在探讨影响创造力的因素及如何促进创造力发展。在创造力研究中，情绪状态正是个体自身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符合当前创造力研究中重视多角度结合的趋势。

大学生群体由于生理特性、社会期望、个体需求等因素，情绪问题已经是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有相当比例的大学生自述经常或偶尔沉浸于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状态之中，甚至有人终日“昏昏沉沉、不喜不悲”，抑或“悲愤难当、胸臆难抒”。那么，作为潜在的社會发展动力及创新发展主要载体的大学生们，其情绪状态是否会影响创造力的水平呢？如果影响，又是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呢？除了个体自身的情绪状态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呢？本文就来探讨在不同的任务框架背景下，不同的情绪状态是如何影响大学生创造力的，从而进一步为高校教育的策略与方式提供可行性的参考意见。

一、情绪状态影响创造力的相关研究

创造力是是个体产生新颖独特且具有实用价值的产品的能力，其核心品质为发散思维能力，创造力是天赋与社会文化背景的综合产物，当前许多创造力研究中使用流畅性、独创性、灵活性三个维度对创造力进行测量。

情绪是研究广泛、争议较少的创造力预测变量之一，情绪是有机体生存适应和人际交往而同认知交互作用的心理活动过程和心理动机力量。情绪一般包括情感反应、情绪状态及情绪特质几方面，情绪状态类似于心理加工过程的背景，有各种色调，可能被个体意识到，也可能意识不到。

1. 基调水平上情绪状态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在情绪状态对创造力的影响研究中，关注最早，研究成果也最丰富的领域是基调水平上的。根据基调水平，可以将情绪状态分为积极和消极。积极情绪表现为高兴、放松、得意、平静等，消极情绪则表现为生气、害怕、悲伤、沮丧等。

巴胺理论认为，大脑扣带前回分泌的多巴胺可以提高替代性认知集合的选择或转换，积极情绪有利于大脑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而多巴胺有利于增强认知效果，从而有利于创造性问题解决。而从脑机制角度来看，积极心境有利于右半球推理认知的全面加工（Faust & Mashal， 2007）。认知协调理论解释：积极情绪个体将周围环境解释为安全无忧的，在认知协调状态下的个体倾向于使用启发式加工策略，更加积极地探寻新奇的途径和更多的可能性。消极情绪个体则会把周围环境解释为有问题的、受威胁的，从而以一种更深思熟虑的、分析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2.激活水平上情绪状态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在情绪基调水平的基础上，有研究表明情绪激活程度会影响创造力，激活程度高会阻碍认知灵活性，激活程度低有利于认知持续性（Carver， 2004）。

心境激活状态影响创造思维的神经生理基础研究包括多巴胺和去肾上腺素两个方面。研究认为，激活状态下大脑多巴胺分泌增加，这种神经传递素可以提升工作记忆能力，提高理解、思考和计划的能力。中等水平的多巴胺可以加强工作记忆表现，有利于保持与任务相关的信息（Colzato， 2007）。激活水平还影响去肾上腺素的分泌，中等水平的去肾上腺素可以提高前额皮层的行为控制和短时工作记忆水平，并在与任务相关的信息上保持选择性记忆，即有选择地记住与任务有关的信息（Chamberlain， 2006）。

3.双路径模型下情绪状态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De Dreu（2008）指出，情绪状态可以从基调和激活两个维度进行划分，如高兴是一种积极激活情绪状态；放松是一种积极未激活情绪状态；愤怒是一种消极激活情绪状态；悲伤是一种消极未激活情绪状态，在研究了4种情绪状态中被试的创造思维水平及其变化后结果发现，总体而言，激活情绪有利于提高创造思维，在激活状态下，不同基调的情绪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创造思维。

双路径模型从两个维度结合的角度得出的研究结论弥补了从单一角度分析其作用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情绪对创造力影响的研究方向。比较而言，激活特别是中等程度的激活有助于创造思维，情绪的激活水平比基调（积极/消极）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

二、任务框架下情绪状态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

由于心境对创造思维的影响因素不仅会涉及个体特质因素，情景变量也会对其产生作用。心境输入理论就将任务的类型作为一项调节因素引入心境对创造思维的影响之中。研究发现，不同心境的被试在不同任务类型中完成任务的质量有很大差别，积极心境个体在娱乐性任务中表现得更好，消极心境个体则在严肃性任务上表现得更好（Friedman， 2007）。任务类型还可以分为发散思维任务和顿悟任务，有研究表明，认知灵活性可以促使认知范围更为宽广，与发散性任务的要求相匹配，因而更有利于解决发散性任务。而认知持续性有助于更长时间持续性地思索并解决问题，因而会对完成顿悟性任务起促进作用（Baas， 2008）。

有研究通过实验设计的方式将任务类型划分为严肃型任务与娱乐型任务，并在任务框架下考察不同情绪状态对大学生创造力及其各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激活情绪个体创造力高于未激活个体，在娱乐型任务框架下愉快情绪个体创造力水平最高，在严肃型任务框架下，生气、害怕情绪个体创造力高于其他情绪状态个体（张晶，2010）。

三、展望与教育思考

1. 理论模型整合。关于情绪状态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近些年来也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例如，享乐权变理论侧重于从认知转换和心境管理角度解释积极心境与认知灵活性的关系。双重路径理论将基调、激活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分析心境如何影响创造思维，侧重于分析基调与激活心境发挥作用的途径，积极心境个体通过提高认知灵活性来促进独创性，消极心境个体通过加强认知持续性促进流畅性从而更好地完成创造任务（Hirt，2008）。认知协调模型则从个体对环境的解释和应对策略的角度来解释。认为积极心境个体倾向于使用启发式策略来探寻更多的问题解决方法，消极心境个体则倾向于使用分析性策略，通过严肃思考获得问题答案。事实上，现有的理论模式都有相通之处，只是研究角度有所不同。伴随着实证研究的综合化趋势，能够将情境、个体及心境状态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加以解释的理论将为情绪状态影响创造力的研究提供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2.研究方法改进。目前关于心境对创造思维影响的研究大部分采用实验室研究方法，生态效度有所欠缺，例如就激活状态而言目前的研究仅划分为激活与未激活，未考虑激活程度。心境的激活水平在程度上有很大变化，实验室研究中的化简过程有可能将丰富而生动的激活状态及其细微变化简化掉了。在实际应用中，任务时间长短、活动的性质和工作应用场景的差异都可能会影响预期作用。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在自然情景中进行实验控制。并且实验室研究一般适用于短期研究，关于人类毕生发展或杰出创造性成果的研究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需要与传记法、访谈法、实验室笔记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另外，为了提高实验的精度，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通过一些生理指标的测查来评价心境的激活程度。

随着生理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与进步，关于人类智慧的中枢-脑的研究也逐步深入，还可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探讨情绪对创造力影响的脑科学证据。因此，将情绪状态影响创造力的研究方法生态化、科学化、综合化，以更加严谨和多元的方式深入研究，是研究方法改进的一大趋势，也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3.教育思考与建议。众多关于创造力影响因素的研究都表明创造力这一缪斯之神赠与人类的礼物是需要悉心呵护的，正如一个人的创造力水平是离不开个体、环境等综合因素的，我们不能将人割裂开几部分独立研究，认知、情绪情感、意志水平及心理特质等因素是研究个体心理的必要因素，个体所处的环境、文化等背景因素也必须要考虑进去。这就需要我们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因材施教，也可以因情施教，只有将每个学生当做独一无二的个体，充分关注，充分尊重，不僅关注其学习状态，其心理精神尤其是情绪状态更需要放在首要位置，这不仅仅关系到大学生学业成绩的高低，更关系到其创造思维的发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Sternberg ， R. J， 施建农（译）. （2005）.创造力手册.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张晶.（2010）.任务框架下心境对创造力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

[3]Baas， M.， De Dreu， C. K. W. & Nijstad， B. A. （2008）. A meta-analysis of 25 years of mood-creativity research： Hedonic tone， activation， or regulatory focu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 779–806.

[4]Chamberlain， S. R.， Muller， U.， Blackwell， A. D.， Robbins， T. W. & Sahakian， B. J. （2006）. Noradrenergic modulation of working memory and emotional memory in humans. Psychopharmacology， 188， 387–407.

[5]Colzato， L.S.， Van Wouwe， N. C. & Hommel， B. （2007）. Feature binding and affect： Emotion modulation of visuo-motor intergration. Neuropsychologia， 45， 440–446.

[6]De Dreu， C. K. W.， Baas， M. & Nijstad， B. A. （2008）. Hedonic tone and activation in the mood-creativity link： Towards a dual pathway to creativity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4， 739–756.

[7]Friedman， R. S.， Forster， J. & Denzler， M. （2007）. Interactive effects of mood and task framing on creative generation.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9， 141–162.

[8]Hirt， E. R.， Devers， E. E. & McCrea， S. M. （2008）.I want to be creative： Exploring the role of hedonic contingency theory in the positive mood-cognitive flexibility lin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4， 214–230.

本文系衡水学院青年专项课题，课题号201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