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女性主义语境下对中国女性主义实践的思考

胡杏

摘 要：后现代女性主义被引进中国，在为中国的女性主义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的同时，也对其在中国存在的理论和现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男女平等”的要求作为一种话语被女性主义提出同时又被后现代话语所消解。后现代和女性主义的结合本身似乎就存在着矛盾。于中国而言，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即使再好，不与中国的实际结合，也是枉然。

关键词：后现代女性主义;男女平等;话语权;现实问题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28.070

0 前言

有两个触发点促使写下这篇文章。一是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被拐女郜艳敏成最美女教师的文章;二是读了贾平凹新出的小说《极花》，一个关于拐卖以及两性问题讨论的小说。两者都使我感触颇深。

在确认郜艳敏被拐后，她没有第一时间得到营救，反而是迫于各种地方势力的压迫，而选择继续留在了村子里，并且她的生活也因此而一度陷入困境（郜艳敏曾一度被学校辞退，险些失去赖以为生的工作），原生家庭也不愿接受已经“成家”的女儿。郜艳敏被拐的事实在被很大程度上忽略后，她成了“最美乡村女教师”，勇于“自我牺牲”，甘于“奉献”了自己。

《极花》讲述的是女主人公胡蝶被拐的故事，女主人公在这其中涉及的是和郜艳敏相同的困境：是否应该逃离被拐家庭，逃离之后，是否还能回归原生家庭。作者贾平凹在小说中对此的态度也是暧昧的。

在中国，早就从法律形式上实现了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在现实中男女不平等的事实似乎却比比皆是。那么，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语境下，我们又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呢？

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现代女性主义应运而生。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对经验论和本质论，提倡多元，认为社会性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二，拥护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理论，提倡让女性自己发声;第三，反对男权对女性的“标准化”叙事;第四，关注身体体验及女性经验。总之，后现代女性主义很好的继承了“后现代”颠覆与质疑的传统。

中国的女性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始即被后现代女性主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本身在革新的同时，其自身也有一些矛盾之处。有学者说，后现代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男性话语，女性应该拒绝。那么，对于中国的女性主义而言，该何去何从呢？

1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体系的质疑

中国的女性主义早就在法律上获得了“男女平等”的胜利，但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一种平等的“社会性别”与社会秩序的构想，却还未实现。后现代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反对“一元化”，以及反对对女性的“标准化”叙事等，为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从理论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批评视角，有利于中国的女性主义对之前两性理论的解构。然而，后现代主义天生就有其两面性，中国女性主义在用后现代女性主义作为“武器”时，又反过来对其自身的理论体系提出了质疑。

首先，按照后现代反对本质主义的观点，一切先验的结论都应该被否定，应该考虑到立场、角度、方法。那就是说，两性的平等/不平等也可能是由于“男”和“女”的立场、观点、角度等的不同而造成的，这就可能不是一个性别差异的命题。

再者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时间观念，后現代主义的时间概念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任何事情都被赋予了“当下性”。于是，男女平等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盖棺定论的问题，必须加许多的限制条件，这种不确定性，使得男女平等变得模糊和不可捉摸。那么，由男女性别平等/不平等而引申出来的问题还是否有争议的必要呢？

即使是被后现代主义者推崇的福柯的“话语即权利”的理论似乎也变得对女性主义不那么有利。女性争得权利平等最有利的证明就是女性的话语权。女性有了话语权，就可以真正的为自己在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再受男权的压迫而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当个体或者群体现有的“话语权”不同时，那么，对于其所在性别的平等/不平等的感受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女性的话语权是否能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论述，而不是特殊性的论述变得不可知。纵然同样是女性，由于她们的受教育程度不同，家庭所属阶级不同，甚至是国家、民族等的差异，也可能导致她们对两性平等与否的问题看法不同。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她们的话语是向她们所属的“社会阶级”倾斜的，而非“性别”差异。

再就是有些女性主义想要用“女男平等”来代替“男女平等”，殊不知“女男平等”与“男女平等”从本质上来说没有差别;如果说“男女平等”的要义是男性中心主义，那么，“女男平等”预设的前提则是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是女性中心主义。这势必会导致“女权”压倒“男权”走向极端。从另一种角度讲，“女男平等”是以本质主义为理论前提的，不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所反对的吗？这样女性主义就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境地。

在理论上，后现代和女性主义结合的产物——后现代女性主义存在着诸多矛盾，中国的女性主义在借鉴其为话语表达的工具时是不是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呢？

2 对关于性别、制度论述的质疑

再从结合实际情况而论，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女性主义关于性别、制度的论述也有被质疑的可能。

每个人天然的具有生物性别，然后，再由所处的社会、文化、地域等的不同，有自己的社会性别。就两性来说，男性与女性是天生的;而男人和女人则是后天养成的、可塑造的。所以，所谓的“男强女弱”、“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等性别态势，说到底是由残留的封建父系家长制造成的。由此，只有推翻男性父系家长制，改变女性生存的“文化环境”，实现两性平等才有现实可能性。

但在“后现代主义”的概念中，人变成了一种符号的所指和所在，性别也变得具有不确定性、非绝对性了。由此来解读社会性别，绝对的男人和女人消失了。只有在不同的场合、文化圈、社会中的“人”，性别符号也可能发生变化，实现不同的指向。你可以从小把一个女孩锻炼的刚毅、勇敢，富有传统意义的“男性特征”;你也可以把一个男孩培养的柔弱、敏感，富有“女性气质”。

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男性与女性，不仅仅只是一种社会化的表达，它还是个体对自我的一种认知。有些人不认同自己的天然性别，想要改变或改变了自身的天然性别，即变性者;也有些人对自己的社会性别不认同，对社会规范形成的“社会性别”进行改写，即有了同性恋、“伪娘”。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此种“离经叛道”，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去包容而非否认。后现代的语境，似乎对性别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在中国，人们过去认为“女人”该具备依附、温顺等特质，觉得女人就应该有“女人样”;而与之对应的男性，则应该是刚强、勇敢、主外等的，从身体上也对男性有高大、俊朗等的期待。总而言之，从内在、外在上都对两性进行了“规范”。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女性趋向于“男性化”，变得独立、自主、勇敢、坚毅，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注重自身价值与事业，从外在上也越来越多元化。相反，部分男性却反其道而行，倾向于“柔情似水”、“爱漂亮”等“女性化”的行为，“伪娘”在近年的市场上成为热门词。

在众多的性别特征中，生育被认为是女人最重要的特征。无生育能力的女人，民间也往往讥之为“非女人”。但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和进步，男人生孩子也不是新鲜事了。女人这一最重要特征的丧失，使得男人和女人丧失了最核心的“辨识度”。

3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总体而论

总体来说，后现代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流行还是十分有限的，主要局限于介绍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等;后现代女性主义应用于解决中国女性的实际问题则更加有限。即使中国的学者对西方最先进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再多，从理论层面上了解它的弱点再多，如果不能将之应用到解决实际问题，再好的理论也显得黯然失色了。

孙绍先说：“由于脱离了中国女性最基本的生活状态，中国‘女性主义仍然只是一个浮在文化表层的概念气泡。不要说深入人心，就是在女性知识分子领域也很难说站住了脚。另外是与国际接轨：没有自己文化经验的滋养，中国‘女性主义只能跟在欧美女性主义思潮的后面摇旗呐喊，说到建设中国自己的学派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的女性主义如何摆脱这一难题？有学者提出要解决女性问题，还得提高女性的自觉意识，最根本的途径是实现女性的社会化和文化化。女性应成为一个具有才能、素质和自我意识的人，而非普遍意义上的一般人;女性应具有自己生活的目标，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围绕着自我奋斗目标，获得足够的知识，再由知识转化为才干。而这个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女性文化化的过程。

并且，女性要實现完全的社会化、文化化，整个社会给予的条件，也是重要的一环。社会要给予她们现实的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与工作的机会。在受教育权上，女性可能还享有相对的平等;但于工作机会而言，女性受到歧视的几率还很大。社会上很多的工种公开的地只招收男性或在具体操作时偏向于要男性，即使女性同样优秀，甚至是比男性更加优秀也被排除在外了。另外，明显在家庭的角色分配中，女性也较多的受到“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女性为了家庭而放弃自己的工作机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女性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的角色也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即会顺从于传统思想。即使女性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恐怕能为自己发声，为自己的女性同伴发声的也是少之又少，更何况那些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的女性。

所以，在中国，就算实现了文化化，女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整个社会从意识层面上改变传统的男女观点、再到真正实践这一点似乎还是一场漫长的革命。

总之，后现代女性主义其本身具有天然的自我矛盾性，中国在借鉴其理论意义时，也应考虑其局限性;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再好，不考虑中国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问题，不满足我国的现实发展需求，它即不具备在中国存在的现实土壤。两性问题的研究，也应跨国别、跨文化，实现对话与交流，从“他人”身上寻找共识与差异，再反观、反思自我，重新重视本土经验和认识，才能在审慎中获得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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