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楼上》：从“我”的情绪变化看当时的新知识分子的处境

卢佳佳

摘要：《在酒楼上》叙述的是“我”与昔日好友吕纬甫在酒楼上重逢的故事，故事中“我”的情感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我”与吕纬甫见面前——在孤独中享受着自由自在和惬意，“我”与吕纬甫见面后——对吕纬甫颓唐、敷衍的生活态度由鄙夷和失望转向了可惜、无奈，“我”与吕纬甫分别后——“我”顿觉“爽快”。这里的“爽快”笔者认为有三层意思：摆脱旧友的轻松;对绝望的反抗;“我”对残酷现实的盲目乐观。最后，根据小说创作时间联系作者的经历和时代背景，讨论当时新知识分子的处境。一方面，旧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启蒙与改造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新知识分子掌握新思想却无从传播，只能“萎缩、死掉”。新知识分子违心地活着，他们良心受到了强烈自责，于是大部分人不得不选择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态度。这就是当时新知识分子所处的矛盾挣扎的处境。

关键词：情绪变化;新知识分子;社会环境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02.081

鲁迅的《在酒楼上》通对“我”回乡绕访S城、重逢吕纬甫、告别吕纬甫几个阶段的叙述隐隐地向读者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小说中“我”的情感变化共可以分为三段：“我”与吕纬甫见面前、“我”与吕纬甫见面后、“我”与吕纬甫分别后。

文章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对“我”的工作、家庭境况、社会地位并没有做任何介绍，读者只能隐约地从文章中“我”的语言、行为总结“我”的情况。一开始，“我”只是访乡，只因又在S城做过一年教员，想在此处停留几天拜访旧友，重游故地。此时的“我”是“懒散和怀旧的心绪结合在一起的”。得知S城早已物是人非后，“我”顿感兴味索然，自然而然地便寻得“一石居”酒楼来消磨时间。读者可以从“我”来到一石居开始后的情节慢慢察觉出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

在上了酒楼后，“我”首先是看到了废园。寒冬凛冽，微雪飞舞，“我”不由自主地将朔雪和南方的雪进行了对比：“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前文中，“我”明显对南方的雪有好感，更喜欢。但下文却说出了“于我都没有关系”这样的话，引出自己是既不属于北方也不属于南方的无根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说？

鲁迅的《在酒楼上》写于1924年2月16日。所以文章的叙述时间可以定在1924年，此时距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3年，新文化运动也进行到了后期。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传统文化和道德仍旧占据主流地位，“我”在沉滞落后的社会难以找到立足之处，面对偌大的中国没有一点归属感，其实也是知识分子身处那个社会最真切的感受。新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任何反抗都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全都被传统文化吸收然后消解，最终得不到任何回应的知识分子只能“泯然众人”。然而，“我”终究就在这酒楼的孤独中享受着自由自在、惬意。

此时，吕纬甫上了酒楼。与吕纬甫的重逢，“我”起先很是惊讶：“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然而，吕纬甫的“稍稍踌躇，方才坐下来”却使“我”变得“悲伤、不快”。不难理解，吕纬甫与我本是好友，别后重逢的他却一点都不热情甚至踌躇犹豫，实在是大大打击了我的热情，也使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然而无论如何，“我”终究是“高兴”的却又“颇不自然”起来。与友人重逢的自然是喜悦，然而“不自然”则是因为吕纬甫先前的踌躇犹豫导致的两人重逢之后的关系产生微妙的变化。吕纬甫的踌躇犹豫、“我”在前文曾说过的“假如他还许我称他为朋友”以及后文的吕纬甫还说到“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两人在久别重逢后都不敢再贸然称对方为朋友，面对昔日好友感到惭愧。当年“我”与吕纬甫都是一同去了城隍庙拔神像胡子的激进的具有革命热情的青年，然而进入中年，“我”与吕纬甫各自都不复当年，对革命的热情的逐渐消退、对新社会下顽固强大的旧文化势力妥协等等现实情况，隐藏在双方不敢称朋友的表象下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对自己革命态度前后变化的羞愧与自责。

在听到吕纬甫的“蝇子论”之后，“我”似笑非笑。吕纬甫和“我”的似笑非笑，笑的是知识分子最终回到原点的无奈的可笑处境。

但此时的“我”仍然对吕纬甫保有当年的热情、信心和期望，认为他也许仍旧还是当年那个激情昂扬的热血少年。但随着吕纬甫所谓“无聊的迁葬、送花故事”的叙述，从吕纬甫“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的话中可以推测出“我”渐渐对眼前的吕纬甫产生责怪与难以置信的情绪。“我”在听故事之前都是抱着青年时候的眼光看待中年的吕纬甫，然而“我”却惊异于中年吕纬甫对传统制度那一套“无聊”的事看得清却顺从不反抗的态度，惊异于青年吕纬甫的消失。吕纬甫的妥协是被迫回到传统社会下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而“我”的惊异与责怪无形中令读者感受到了旧社会在当时仍旧强大的压抑新知识分子的氛围，消磨了新知识分子的热情。最后两件事的结局都是一场空，迁葬却没了尸体、送花却没了收花人。但是不得不提的一句题外话是，尽管吕纬甫自称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过下去，但是从两件小事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吕纬甫的善良、友爱和尊重每一个生命的美好品质。吕纬甫所说的敷衍在我看来更多地是对革命的敷衍。

当谈到过完新年后的打算，喝了酒之后活泼的吕纬甫也无所顾忌起来，直接坦白说道：“仍旧教我的子曰詩云去了。”此时的“我”“奇异”，在“我”的心里，吕纬甫本是反对派，退一步讲，即使无力反对亦可成为中间派，对革命不再过问就算了，但“我”“奇异”的是吕纬甫最后竟然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去传播旧文化旧道德，而且是在自知的情况下。“我”不禁对这位昔日好友产生了鄙夷、失望之情。后又了解到吕纬甫所教的是些《孟子》、《诗经》、《女儿经》，“我”补充了一句：“我实在料不到你去教这类的书……”《孟子》、《女儿经》、《诗经》代表的是旧事物。知识分子掌握着新思想、新知识，无从传播，却被聘来教“子曰诗云”，不得不令读者感到唏嘘，感叹当时社会生存下的新知识分子要革新却举步维艰的困境。从当年激烈地反对旧文化旧道德到现在传播旧文化旧道德，“我”的惊异不仅仅停留在对吕纬甫的态度的转变，更在于对吕纬甫已经进入到旧社会运转体系当中，成为传播旧文化的一员。吕纬甫藏起了自己内心曾经的激情、认真，只是敷衍、模糊地过日子，为了生存不得不成为一个向当时社会低头的人了。

然而，吕纬甫的最后一句：“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这句话看似是吕纬甫对社会的未来采取随便麻木的态度，然而并非是因为他没有了社会责任感，而是新知识分子的力量太微弱以至于自轻，既然无法改变社会，那就只能对仍然横行的旧文化置若罔闻，视而不见。随后“我”注意到吕纬甫满脸已经通红，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而此时的“我”“微微的叹息，一时没有话可说”。“我”为何叹息，语塞？对于颓唐、敷衍的吕纬甫本应大加挞伐的“我”，在听到吕纬甫的叙述中，也逐渐开始理解吕纬甫的难处，往大了说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难处，使得“我”也产生了同感：旧社会传统道德文化根深蒂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部分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生存中并没有泯灭自己的人文情怀和对善良美好的追求，尽管他们为了生存将这些东西都抛诸脑后，但可以肯定的是，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对革命的热情、真善美依然时不时出现，折磨他们，使他们内心不安。所以“我”无话可说，只能轻轻地叹息，对吕纬甫颓唐、敷衍和妥协的生活态度由鄙夷、失望转向了可惜、无奈。

黄昏临近，吕纬甫听凭“我”付了账，两人就在门口分别了。与吕纬甫分别之后的“我”却顿觉“爽快”。这“爽快”笔者认为有三个意思：一是饮酒交谈中发现昔日好友大相径庭，内心爽快就是因为终于告别了旧友之后的摆脱尴尬的轻松。这是浅层的，是人之常情。二是从后一句“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中“罗网”的意象是暗暗透露出作者绝望与悲观精神，而“我”的“爽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乐观的、对绝望的反抗与挣扎。第三种解读是不仅吕纬甫，连“我”自己也是生存在这一个被隐形的“罗网”罩住的社会，无法逃脱更难以改变。于是此处“爽快”笔者认为还可以是鲁迅的反讽。何以爽快？只是因为“我”還没有真切地感受到社会本身具有的强大的同化能力。最后的分别，“我”与吕纬甫的背道而驰在笔者看来更多的是“我”对知识分子被压抑同化这一真实残酷的社会现象的不够清楚的认知。最终“我”无论走向哪里，都走不出那“罗网”一般的社会。

《在酒楼上》中“我”和吕纬甫的情绪多多少少会有鲁迅的影子。参考鲁迅同年10月写的一篇杂文《说胡须》中，鲁迅自己写道：“我于是连连点头，说道：‘嗡，嗡，对啦。因为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对啦的罢。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虽然在杂文中会有戏谑成分，但从中也可以窥探出鲁迅先生作为新知识分子在众多强大的国粹者面前已不屑争辩，甚至把自己的胡子剪成一字型以规避麻烦。可见当时传统文化、守旧势力的“不讲道理”，鲁迅讽刺他们可笑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由认真进而转向敷敷衍衍的态度。吕纬甫的前后变化也可以说是鲁迅对自身观念态度变化的审视。

鲁迅作为知识分子，自然更能真切地描述出当时知识分子的感受。一方面，是进化缓慢的社会，革命效果的微弱，旧思想旧道德根深蒂固，改造国民思想举步维艰;另一方面，《说胡须》中鲁迅也有提到：“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清醒着的知识分子掌握新思想新知识，却无从传播，最后只能在社会的压抑下“萎缩、死掉”。然而此时的知识分子并非心安理得，相反，违心地活着使他们良心受到了来自自身的强烈谴责，于是大部分人不得不选择敷敷衍衍、模模糊糊、麻木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活得不过于痛苦。《在酒楼上》描绘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挣扎矛盾的处境。

参考文献

[1]汪卫东.“梦魇”中的姊妹徧《在酒楼上》与《孤独者》[J].鲁迅研究月刊，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