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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视角下的组织文化合理性探析

时间:2024-04-24

殷蒙蒙

摘 要:沙因作为享誉世界的管理大师,对组织文化的理论贡献至今无人能及。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通过对以人性为基础的交往行为的多维视角的深层探讨、通过对组织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的详细分析以及通过对建立在语言和范畴基础上的交往共识的深入挖掘,进而对沙因组织文化理论中的管理本质观、管理价值观和管理行为观进行哲学维度的解析,从而探求组织个体在处理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问题上的交往合理性,为企业进一步避免交往误区,建立和谐共生的组织文化提供逻辑理路。

关键词:交往行为;组织文化;交往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03.037

1 管理本质观:“复杂人”假设是交往行为的人性基础

人性假设是西方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沙因总结了管理思想史出现的三种人性假设: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和自我实现人假设。通过对这三种人性假设进行比较分析,沙因提出了复杂人假设理论。

经济人假设本质上是主张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享乐主义哲学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衍生品,管理学家麦格雷格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并命名为X理论。它主要强调的是人作为一个行动者,在组织活动过程中选择一定的手段,并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实施这種手段,以此达到一定目的性的行动。工人们辛苦工作唯一目的,只是为了从组织那里索取薪酬。组织管理的侧重点也指向一种目的合理性,即通过经济奖励购买工人的劳务和服从,通过权力和控制系统保护和约束工人。

社会人假设以梅奥的霍桑实验的实证研究作支撑,非常突出社交需要是人行为动机产生的基本因素,并把人际关系看作是在组织个体之间形成认同感和身份感的关键。这就要求组织需要在管理者和员工之间建立一种规范性的调节行动,这种规范性行动所面向的不是组织中单个的个体,而是处在组织环境中的群体,即在群体中建立一种彼此认可的规范或规则,从而形成在群际关系中彼此认同的规范性行动。组织管理的侧重点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们的心理、感情、认同等心理需求上,通过激励群体行为,进而达到组织中的规范和谐。

自我实现人假设是对社会人假设所造成的组织行为后果的理论承接,麦格雷格把它命名为Y理论,这种人性假设的重点,不再凸显员工的社交需要和组织对员工的关心体贴等情感层面的管理,它意在寻求如何使工作变得更具有内在意义和更富有挑战性,并使职工找到工作的意义,进而找到激发他们自豪感和自尊感的途径和方法。这种略显理想主义的人性假设作为戏剧性行动产生的人性基础。单个主体的价值观念、行为和动机纷繁复杂,他们在表达自己利益诉求时需要表现出一种自我实现、自我展现的行为,夸张点说,这是一种表演行为,组织个体需要得到观众(包括管理者和同事)的认可和表扬,以满足自己需求合理化的动机。

沙因认为,以上三种理论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确性,现实生活中的人性的欲望诉求和人的行为动机难以捉摸,更加复杂。因此必须用一种更加全面的视角去探求组织中个体行为的合理性,这就生发出了沙因著名的复杂人假设理论,即人不是固定不变的,个体的需求取决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和个体与社会的交互活动。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交往行动产生的人性基础,交往行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行为和语言能力的交往主体,在相互理解的情况下进行沟通交流,在不同利益动机和价值诉求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达成一种共识和共同遵守的准则,进而去实现组织制定的共同目标。

2 管理行为观:组织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辅助概念:“生活世界”。“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出自胡塞尔,其实质是一个具有主体间性的世界。哈贝马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单纯的交往行为的背景世界,人们能够通过以“语言”为媒介进行交往活动。沙因通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实和真理的假定、人性本质、人类活动本质和人类关系本质等五个维度的深层次的基本假定,来进一步达成对管理者和雇员具有通约性的心理契约和组织认同,其实质是要在组织中建立一套以“组织生活世界”为背景的文化体系。

首先,组织生活世界具有先在性的特点。哈贝马斯把“生活世界”改造成了在交往行为中的背景世界。同样,在组织生活世界中,这种先在性体现在组织和自然的联系上,即组织个体如何看待组织与环境的关系。自然环境作为客观存在物,是组织个体进行交互活动行为的前提和基础。组织和环境的关系,究竟是可支配的关系、从属关系还是协调关系,这些都是管理者在组织生活世界中进行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过程中不可避免必须面对的问题。管理者在组织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假定,会决定组织的整体战略方向。沙因指出,组织自身与环境发展保持协调,是组织兴旺发达的关键。

其次,组织生活世界具有直观性的特点。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一种原则上可以直观的世界,哈贝马斯同意胡塞尔的观点,指出生活世界不是抽象的而是可以直观把握的。这种经验直观性直接关涉到组织活动中对现实和真理性质的假定。组织对真实性的概念、真实性的判断标准和依据以及怎样从现实中发现真理等深层文化的假定,进一步凸显了组织生活世界中的经验直观性特征。沙因指出,人们需要从经验直观中发掘真理,达成共识。他又通过对时间、空间的基本假定等一系列的论述,寻求如何在组织活动的经验直观性的基础上,找到适合组织群体的道德行为规范,并形成组织文化的深层核心价值观。

再次,组织生活世界具有整合性的特点。哈贝马斯在生活世界的概念中,把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整合在了一起。任何一种行动,都是在交往主体对共同涉及的不同世界领域的协同式认识的前提下进行的。组织生活世界作为交互活动的背景世界,不仅起到统一三个世界的作用,还能把三种行为整合在一起。沙因的复杂人假设理论,恰恰是在组织活动中,通过对管理思想史中人性基本假设的整合所得出的对人性本质的假定。在此基础上,交往主体所进行的交往行为,正是基于组织个体能够“遵守主体之间相应的规范”,因此,“交往行为的参与者所提出的、相互承认的合理性要求,使大家的共同行为取得一致成为可能”。

最后,组织生活世界具有总体性的特点。哈贝马斯把主体间共同的生活形态和单个主体的生活形态放在一起加以把握,使生活世界具有明显的总体性特征。那么,组织生活世界是一个通过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进行文化生产、社会整合、个体社会化以及组织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功能性的世界。沙因组织文化理论中对组织文化三个层次的设定:人工饰物、价值观和基本假定等,贯穿到了组织生活世界的三个层次。分别通过对组织文化中表层、幔层和深层的总体性的把握,使其本质显露无遗。这种总体性也体现在人的活动本质和人际关系本质的假定层面上,沙因在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组织该以什么样的活动方式融入环境,“人类要做的正确事情应是掌管并积极掌握其所处的环境和命运”。

3 管理价值观:建立在语言和概念范畴基础上的交往共识

人们普遍把组织文化看作是人们在互动中所观察到的行为规则,即他们使用的语言、习俗和传统以及在不同的情景中遵从的各种礼仪。沙因据此给出组织文化的定义:在解决它的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的过程中,基于团体习得的共享的基本假定的一套模式,這套运行模式效果显著。因此,它被作为对相关问题的正确认识、思维和情感方式授予新来者。

组织文化的作用的关键在于,无论组织规模如何,必须出处理好两类问题:一是处理组织在外部环境中的生存、成长和适应问题;二是处理组织内部整合、适应和学习能力的问题。这就需要在组织中建立契合组织成员对内与对外和谐统一的组织理性价值观——交往共识。那么,如何避免组织行动出现“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一困境,哈贝马斯提出在普遍语用学基础上建立合理的行为规范,并诉诸道德行为准则。为此,应当建立一种理想语境,它是一种脱离经验不受制约的交往形式,这种理想语境能够保证参与者、话题和意见不会受到限制,除了更有说服力的论证外,不存在任何强制性的话语;除了共同寻求真理,任何其他动机必须摒弃。

语言是交往行为产生的基础,组织交往行为合理性的达成,必须建立在一种理想的话语环境中,这是主体在商谈之间不可避免要采取的假设前提。理想语境是组织中语言沟通的规范基础,组织管理者通过特定的语言和概念的指称,得出个体之间默认的道德规范。在组织文化中建立理想语境的目的是为了达成组织中个体交往共识,这种交往共识是脱离经验、不受制约以及在潜在的话语有效性中进行交互活动的前提。也就是说,交往共识需要建立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这种交往共识形成的道德规范实际上也是对每个个体人格的认同和尊重。

组织规则是人为建立的规范系统,目的是向成员提供一套有关组织的“语法”,组织行为即建立在这一语法框架和情境中。组织文化中的语言和概念范畴的表达需要遵循理想语境中的话语行为有效性的三个要求:(1)组织命题的真实性。组织话语已被认为是组织在交往活动过程中出现的所固有的信仰、准则和价值观的组成部分。组织命题的话语体系必须要客观反映组织个体的意愿、诉求等,这是组织语言和概念范畴是否存在的前提。(2)组织规范的正当性。组织管理者和个体的语言行为所涉及的规范,必须符合组织所处的整体外部环境现存的规范,只有语言行为达到一种正当性、合理性的规范时,组织才能在对内部整合和外部环境的适应问题上找到合适的解决路径。(3)组织言说者的真诚性。组织管理者在发表言论宣扬组织共识、组织目标、组织准则和组织发展理念时,必须具备一种真诚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说,组织管理者真实的意图涵义需要与言语表达相一致。

组织个体之间的交往共识,需要建立在语言和概念范畴的基础上。这种关于语言和概念的交往共识的建立,能够使主体之间的交往行为朝着共同的规范性方向发展,而它的三大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恰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在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通过对意识哲学的批判和对语言的实践意义的分析,生发出的全新的理论体系。它对组织文化理论的建构同样意义重大: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渐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如果要在组织内部建立一种规范的道德体系,绝不能以组织中的某一个体或某一团体为中心,而必须诉诸主体间的沟通和商谈,规范组织个体行为,形成组织价值认同,以形成维护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性和道德规范性的组织文化。

参考文献

[1]埃德加·沙因.沙因组织心理学[M].马红宇,王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埃德加·沙因.组织文化与领导力[M].马红宇,王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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