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构想的理想社会制度的比较分析

陶毅男

[摘 要]: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十九世纪初叶发展到最高阶段,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深刻揭露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同时,也分别提出了自认为是理想的社会制度。他们构建理想社会制度的学说中涉及到了一些共同的方面,本文即是对这些共同方面进行的比较分析。

[关键词]:圣西门的实业制度 傅立叶的和谐制度 欧文的劳动公社 比较分析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从十六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开始产生,到十九世纪初期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两个事件,使英、法两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并得到巩固;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却给无产阶级带来了痛苦和灾难,熟练工人不断地被女工和童工取代,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低,劳动强度越来越大,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居住条件越来越差,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日益严重,劳动群众越来越贫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开始暴露,这种状况也引起了工人的反抗和斗争。

劳动群众的苦难和斗争引起了知识界中一些先进分子的同情,他们开始思考和探索劳动群众贫困的原因,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弊病,幻想和设计消除这些弊病和建设新的理想社会的方案。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成为无产阶级的“征兆、表现和先声”,他们愤怒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贫富极端对立和其他种种罪恶,断言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极不合理、充满危机的制度,并各自发明了一套自以为是最完善、最理想的新社会制度。这就是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和欧文的“劳动公社”制度。

一、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到“理想社会制度”的必然性的观点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发展到“理想社会制度”是合理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他们试图论证人类社会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论证资本主义应当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代替,社会一定会进入“实业制度”、“和谐制度”或“劳动公社”联合体。

圣西门认为,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联系和堆积,而是有规律的现象。每一个衰老的和行将灭亡的社会制度都为下一个新制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每一个新制度的产生又都是以往历史的延续和必然的结果。他把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比作数学上依次连贯的“数列”,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比作组成“数列”的各个因素的“项”,明确指出:“已经发生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形成一个数列,这个数列的前几项是过去,后几项是未来。”同时,圣西门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这同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马布利等人认为原始社会是人类的黄金时代的观点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圣西门提出,社会的发展同人类机体的发育相似,社会依次向前发展的各个阶段,就像人经过童年、少年到成年而日趋成熟一样,是社会的前进,是一种进步。据此,圣西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 (1)人类“开化初期”;(2) 古希腊和罗马的奴隶制度;(3) 中世纪神学和封建体系;(4) 过渡时代;(5) 未来的“实业制度”。圣西门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理性的发展,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而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社会终究是要发展到最为理想的“实业制度”的。

在傅立叶看来,社会历史是一种运动,是一个有规律地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他把整个人类社会分为童年、成长、衰落、凋谢四个阶段、三十二个时期。傅立叶认为前两个阶段是上升波动的阶段,或渐次高涨的阶段;后两个阶段是下降波动的阶段,或渐次衰弱的阶段。同样,每一历史时期、每一社会制度也都有上升和下降的波动。上升的波动到极点时就变为下降的波动,从而导致前一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消逝并为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他还举例把人类社会童年阶段分为八个时期,即原始时期、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保障时期、协作时期和和谐时期。傅立叶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为的就是证明“和谐制度”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主义社会宣扬为“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的理想社会,明确提出“必须怀疑文明制度,怀疑它的必要性、它的完善性,以及怀疑它的持久性”;并认为社会终将向更高级发展而进入“和谐制度”。

与圣西门和傅立叶不同的是,欧文没有系统地阐述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思想,但他以他的机械唯物主义为依据,也提出了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观点。他认为,人类起初过着动物般的生活,而后社会发展到狩猎畜牧阶段。但是后来,由于牧场不够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人类社会就逐渐由狩猎畜牧阶段过渡到农业阶段,也产生了私有制。私有制出现以后,人类社会就进入了无知、愚昧、暴力、不义和无理性的阶段。他认为,世界以往各个世纪都是人类非理性的历史,它必将过渡到“理性的时代”,一切不符合理性、贫困和不幸的恶劣制度一定要向合乎理性、富裕和幸福的优良制度过渡。据此信念和在现实中的不断实践,欧文提出了一个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案,即建立公有制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联合体。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三大空想家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有规律的思想,但是这种“规律”却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他们仍然是用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理性”原则和“人性论”观点来论证他们假想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也不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及其内部矛盾的科学分析,不是从现实的历史条件中寻找改革的道路。因此,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仍然是唯心的。

二、关于理想社会制度的组织形式

傅立叶的“和谐制度”的基本单位是生产—消费协作社,即“法郎吉”。“法郎吉”来源于希腊语中“队伍”一词,是指严整的步兵队伍的意思。傅立叶用它表示和谐制度下有组织的生产,以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傅立叶认为,每个法郎吉的人数是一千六百人至两千人,最理想的人数是一千六百二十人。每个法郎吉占地一平方法里,约需四百万法郎资本,资本来源依靠投资。法郎吉是一种生产和消费联合的组织,它既组织生产,又组织生活。法郎吉下面,根据不同种类的劳动,划分为若干个“队”,这种队称之为“谢利叶”,如果园、种菜、木工、织造等谢利叶。谢利叶下面,根据自愿的原则分为小组,每个小组由七人至九人组成。法郎吉负责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欧文设想的劳动公社是独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单位。对公社的规模并不做硬性规定,但欧文认为公社应以占地约一千至一千五百英亩、居民以五百至两千人为宜。根据一切人生下来就有平等的权利的原则,劳动公社按照人们的年龄和经验的不同来划分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欧文把这种社会划分的单位叫做“组”,它是把社会管理、劳动分工和教育容纳在一起的最基层的组织。劳动公社是集城市和农村于一体的共同生活体,它既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又有美丽的乡野自然风光,公社成员的居住条件十分舒适。

与傅立叶和欧文不同,圣西门并没有提出实业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他只是指出了基本的组织原则,即实业制度将“按最有利于生产的方式组织起来”。圣西门不同意以前的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同时代的傅立叶、欧文关于建立公社制松散联邦的空想方案,他把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认为实业制度应该把社会高度组织起来,尽量扩大经济联系,形成权力集中的民族统一体。

三、关于理想社会制度的社会生产

圣西门主张实业制度应该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在新制度下,整个社会的生产都将按计划进行,科学、文化和有利于居民的一切公共事务,也都有确定和完整的计划。编制、审查和实行各种计划属于最高行政权,由最高科学委员会和最高行政委员会联合执行。他设想,由学者组成的科学院将负责编制各种计划,然后送交实业家委员会审查,最后交由银行家执行。圣西门认为,在实业制度下,银行将具有组织实业的职能,负有重大使命。社会生产将通过银行得到调节,银行通过控制信贷使生产和消费经常处于协调状态。这样,生产将不再由各个企业主指挥,而是由社会机关主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会被有组织的生产所代替,生产力将大大提高,物质财富会迅速增加,整个社会将呈现繁荣幸福的美好景象。

傅立叶设想,法郎吉应是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生产单位。法郎吉兼营工农业,但以农业为主。他设想和谐制度里只有不同的法郎吉,没有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每个人在一天之内既从事工业生产,又从事农业生产。在设想法郎吉的劳动生活时,傅立叶猜测到社会主义大协作的某些内容。他认为,当全世界普遍建立起法郎吉的时候,人类可以在广大范围内组织社会协作,大规模地改造沙漠、开凿运河、建筑桥梁,人们愉快地参加改造自然的劳动大军,社会生产力将空前发展。

欧文认为,在劳动公社里应该实行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在统一计划下组织生产和发展经济,主要生产是农业,同时兼营工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直接满足全体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欧文还特别强调先进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他主张劳动公社要广泛采用工业大机器和技术发明,以代替各方面的笨重的体力劳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家务劳动也要用机器来代替。他指出,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机器生产给社会带来的后果也就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和奴役无产阶级的工具;而在劳动公社制度下,机器将变成节约劳动、时间和资金,增加财富和为人类谋福利的手段。

四、关于理想社会制度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管理

圣西门主张实业制度的社会权力应分为两个部分: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精神权力集中于科学院,由著名学者和科学家组成的“最高科学委员会”掌握,主管科学、文化、宗教等事务;世俗权力集中于实业家委员会,由优秀的实业家代表组成的“最高行政委员会”掌握,主管政治、经济各项事业。在实业制度中还保留内阁和议会,它们的任务是全面执行最高行政委员会的决定。实业制度把选举最高领导者的权力交给了人民,所以在实业制度里,最高领导者是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圣西门认为在实业制度下,社会权力将由对人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国家机关的性质和作用将完全改变,国家机关的职能主要是组织社会生产,向大自然开战,为整个社会造福。

与圣西门不同,傅立叶认为在和谐制度里,国家政权实际上已不再存在。法郎吉内只设有一般领导事务的机关——“阿瑞斯”,也称权威评判会。但是,权威评判会不是国家机关,不能颁布任何章程和规则,不能发布命令,不能干预分配。它的职能中,咨询多于行政,可以根据权威评判会成员的经验和科学知识,对法郎吉的某些计划发表意见,提供给谢利叶作为

参考,谢利叶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公职人员由群众选举产生,傅立叶提出应该选举有教养、有经验和办事公正的人担任领导工作。

欧文认为劳动公社应该制定“宪法”,并规定公社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社员大会,一切重大问题都由社员大会决定,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公社理事会和各种专业委员会来组织、领导和管理公社的各种事务。公社的常设机构是总理事会,总理事会的对内和对外工作都必须向全体社员大会汇报,接受审查。每个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社员都应该参加总理事会的内部事务,负责组织生产和分配、培养社员良好的性格;总理事会的对外事务由每个年龄在40～60岁之间的社员承担,他们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负责公社之间的协作、交流和接待来访者。60岁以上的社员离开公职,安度晚年。这是一种人人都参加行政管理的公平而自然的制度,富有民主精神。公社废除国家机器,没有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

五、关于理想社会制度的分配制度

圣西门在他的实业制度中,不仅允许私有制继续存在,而且从以下两个方面保存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收入:第一,他把资本家看成是劳动者,因而混同了利润和工资,把剥削收入也当成劳动收入。在社会对消费品进行分配时,资本家靠他们所谓的“劳动”,可以分配到相当的份额;第二,他主张实业制度下的分配除取决于劳动外,还取决于个人所占资本的数量,这更是直接对资产阶级的妥协。事实上,在实业制度里,资产阶级仍然全面保持着对工人阶级的优越地位,企业主还是处于对工人发号施令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另外,圣西门努力克服十八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平均主义思想,提出了个人的收入应该与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的观点,这是他思想中有关未来社会分配原则的积极因素。

在分配问题上,傅立叶旗帜鲜明地反对平均主义。他指出,“在这个制度(指和谐制度)下,任何平均主义都是政治毒药”,“协作制度绝不主张平均主义”。傅立叶提出和谐制度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动、资本和才能(包括知识)进行分配。法郎吉的总收入,5/12按劳动分配,4/12按资本分配,3/12按才能或知识分配。傅立叶认为,他提出的原则是唯一合理的和公正的分配方法。然而,这里恰恰反映出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严重缺陷:他在法郎吉中,实际上以股本形式保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股息形式保存了非劳动的剥削收入。投资入股的资本家,不但将得到高额利润,而且在劳动中和生活上都比没有股份的成员得到更多照顾和保持特殊的地位。所以恩格斯说:“傅立叶主义还有一个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彻底的地方,就是它不主张废除私有制。”

与圣西门和傅立叶不同的是,欧文的劳动公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他坚决主张消灭私有制,并设想劳动公社将实行按需分配。欧文主张的“按需分配”的原则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各种产品极为丰富为前提的。他写道:“这种社会的成员将通过简易、正常、健康和合理的工作,生产出满足其消费欲望还有余的为数极多的剩余产品。因此可以让每个人都随便到公社的总仓库去领取他所要领的任何物品。”

六、关于理想社会制度的实现途径

圣西门认为要想建立实业制度,先必须尽快建立实业家政党,这个政党的核心应当是巴黎的实业家组织。他规定实业家政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宣传“实业学说”,提高广大实业家的觉悟水平,认识到自己的阶级优势,克服对政治的冷淡态度,影响舆论和人民的行为,以便尽可能多地团结社会上的一切力量来促进实业制度的实现。圣西门还认为,王权也应该成为促进社会变革的重大社会力量,王权应该同实业家重新联合起来,以促使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实业制度如果能得到国王的支持,就能在符合宪章的条件下顺利实现。另外,圣西门反对暴力革命,把实现实业制度的途径具体规定为争取舆论、说服教育和扩大宣传。他企图依靠某种“理性宗教”(即他所创立的“新基督教”)的组织系统和道德力量,把富人和穷人、资产者和无产者、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团结在一起,通过和平途径建立实业制度。

傅立叶把建立和谐制度和实验法郎吉寄希望于“明智仁义”的富人身上。他不时地向国王、大臣、议员、金融家、慈善家、大主教以及哲学家呼吁,尤其特别重视执政国王的作用,相信“说服一位影响很大的国君是个决定性的步骤。只要他认购了第一股,其余的股份到第二天就会认购一空了”。在傅立叶看来,革命是“最坏的一种社会灾难”,只有通过和平改造现存社会的方法,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和谐。

欧文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和社会改革方案的正确性,进行了组织共产主义公社的试验。欧文和他的信徒们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于美洲创办的“新和谐公社”是一个财产公有、享有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共产主义公社。他在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期又在英国组织了一个示范性的共产主义公社。由于他没有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这两次试验都失败了。同时,与圣西门和傅立叶一样,欧文也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通过耐心宣传、教育和示范的方法,向全社会、特别是向有产者和各国政府呼吁,把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特别是当权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身上,一再向许多国家的政府、议会、总统和国王发出呼吁,幻想以和平方式实现从无理性社会向有理性社会的过渡。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受到唯心史观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是创造新社会的力量,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只是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开明”和“仁义”。可以说,他们既找不到实现社会改造的物质条件,也找不到改造社会的真正力量。因此,在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问题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完全陷入了空想。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3]欧文选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圣西门选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傅立叶选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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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欧文选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傅立叶选集(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