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五四”现实主义思潮的外国渊源

李　炜

[摘 要]在我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基本上是外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传入的结果。本文将从客观性、批判性、人道性和典型性四个方面追溯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思潮的外国渊源。

[关键词]现实主义思潮 外国渊源 现实主义作家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同外国文学潮流的关系,鲁迅发表过不少意见。“五四”以后不久,鲁迅就说:“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这特别的中国。”的确,为了建设新文学,“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曾以极大的热情肯定和颂扬西方文明,呼吁“赶紧多多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要以“庄严灿烂的欧洲”作为中国文学革命的样板。这样,近现代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观念、文学样式一时间都涌入了中国,形成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当然,在“五四”时期,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成为接受的主潮。这股思潮是继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之后,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的一股新的文学潮流,由于这股思潮带有强烈的揭露和批判特点,因此,也称为批判现实主义。在接受这股思潮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和俄国的现实主义。根据《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不完全统计,1917～1927年共出版外国文学译著225种,总集或选集38种,单行本187种。其中,俄国65种,法国31种。像《小说月报》在1922年第15卷出版过《法国文学专号》,又在1924年4月出版过《法国文学研究专号》,对巴尔扎克、福楼拜有专章论述,并刊登了巴尔扎克、莫泊桑的小说。因为“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当时对俄国文学的译介也是“极一时之盛”。《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号外就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不仅对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有大量的介绍和作品翻译,还对现实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进行了专论。可以说,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开始形成时,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体系,几乎是全盘借鉴外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特别是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所以,它呈现出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一些共有的特点。

一、客观性

与浪漫主义文学往往是把理想作为现实来加以描写和歌颂相比,现实主义文学注重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主张客观、真实地描绘现实生活,力求使艺术描写在细节上符合客观实际生活的形态、面貌和逻辑。因此,大多数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都力图写成一种时代的记录。在再现社会生活和历史生活方面,大多数现实主义作品甚至比一些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等合起来所提供的历史材料还要多。纵观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从司汤达到巴尔扎克,从福楼拜到莫泊桑,从萨克雷到狄更斯,他们无一不用“无情的真实”揭示现存社会的各种弊病,为人们提供真实的社会历史画面。如巴尔扎克,他强调艺术的真实性,认为文学应反映现实生活,他的《人间喜剧》就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生活,揭示出资本主义世界上层社会的道貌岸然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客观地再现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人间画图。又如,莫泊桑,他的小说取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巴黎上流社会富丽堂皇的客厅到外省穷乡僻壤的角落,从喧哗吵闹的小酒馆到神圣肃穆的忏悔室,莫泊桑触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法国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现实。

在“五四”时期,由于受到外国新思潮的激荡和滋养,一批作家的文学心灵开始觉醒。当他们从昏暗的黑屋子里挣扎而出,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具有了一幅新眼光。于是,在原先习以为常的事物中间看到了种种不合理的甚至触目惊心的地方,并且试图以种种方法去救治它们,从而形成了问题小说和为人生写实小说的创作潮流,也因此形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现实主义浪潮。由于强烈地关心现实,进而关心到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问题,于是,文学研究会作家的现实主义笔触逐渐伸向了乡土小说,并成为“五四”现实主义思潮的又一个表现领域。

二、批判性

阿多诺曾说,文艺“是对人遭到贬低的生存状况的一种无言的批评”,“艺术只有在具有抵抗社会的力量时才得以生存”。如果说“批判”是文学艺术的精神内核之一,那么,对于现实主义而言,“批判性”就是它的灵魂。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并非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所宣扬的那种理想社会,而是充满残酷的资本剥削和阶级压迫,因此,充分揭露和批判这种充满金钱、利欲、享乐、腐败的社会,探索导致这种社会罪恶的本质根源,就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共同追求的目标,而暴露、批判几乎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明显的标志。法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十分注重从社会经济关系着眼批判社会,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左拉的《金钱》等,通过精细地描绘经济活动,表现了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基于物质利益的可怕社会现象,揭示19世纪的社会性格本质上是竞争、囤积、剥削、权威、侵略和自私。又如,俄国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则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凶残不仁,剖析专制下人性的堕落;托尔斯泰的《复活》更是对整个社会的法令和制度——国家政权、法庭、监狱、教会、贵族特权等,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总之,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从不同程度担负其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批判职能,从而显出此种文学强有力的表现社会的功能。

“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评判一切”的理性批判精神,确立了中国作家鲜明的社会批判思想,加上强烈的现代使命感,他们要变革中国的社会现状,找出社会的病根,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他们意识到,现实主义能最直接地反映现实,能最有力地批判恶社会的腐败,应当成为中国文学的必要选择。因此,从“社会批判”的意义上接受现实主义,便是当时许多新文学作家的自觉要求。由此出发,接受、吸纳注重社会批判功能的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也成为一种必然性选择。其中他们主要借鉴的则是俄国和法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突出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以集中揭露并批判社会弊病为主要使命,从对单个的“人”的观照扩展到整个社会面,包容了复杂的社会内涵。在这方面,鲁迅的作品堪称经典。

三、人道性

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是以“人”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在对“人”的理性观照中,人道主义是其重要思想内涵。于是,人道关怀与现实主义便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欧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多数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他们既反对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又不同意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总是试图通过改良某些社会弊病来建立一种更理想、更人道的中小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秩序。因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用以批判社会的思想武器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如狄更斯,他的全部作品贯穿着鲜明的人道主义思想,他总是通过鞭挞人的良知的泯灭,以唤醒人们的良心与正义感。这些现实主义作家们在深刻揭露社会黑暗的同时,热切地关注着人的前途和命运,把对人和人的生活的探索、发现和认识,凝聚在对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探索、发现和塑造上,其笔下的人物总是既具有独特的个性,又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和人性内涵,从而为批判现实主义创作赢得了崇高成就,也使其获得了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希冀以“异域文学新术”来打破国人常俗的中国新文学倡导者,在接受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的过程中,对于具有人道主义传统的法、俄现实主义作家们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译介的外国作家作品中,表现人道主义内涵的占据了2/5强。据《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介绍,“五四”以前托尔斯泰的小说译成中文的就有30余种,包括其代表作《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在俄罗斯文学中首屈一指,显示了“五四”作家对于托翁“本其悲天悯入之怀”的热情与向往。1918年,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他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去革新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人的文学”的著名命题。当然,“人的解放”的时代主题和“人的文学”现念的形成,自然导致了“人生派”文学的长足发展。

四、典型性

现实主义文学注重生活,注重环境描写和生活的细节,但它并不像自然主义文学那样用细节的真实代替一切,而是强调具有典型的描写。在环境与人物塑造的关系上,现实主义文学重视环境对塑造人物性格的决定作用,而不像自然主义文学那样对环境只是不加选择地大肆渲染和进行照相式地描写。像巴尔扎克就一再强调要表现典型,并主张对所选择的描写对象进行夸张,实际上就是进行典型化和艺术加工,使之不仅源于生活,更是超越于生活。这种方法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功地塑造出一大批绚丽多彩的典型人物形象。

鲁迅作为“现代小说之父”,其小说无疑是现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典范。他的《呐喊》、《彷徨》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更突出的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环境的创造,是塑造典型人物的重要条件。在现实生活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环境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例如,在《阿Q正传》中,围绕阿Q描写了三组人物关系:阿Q与赵太爷、钱太爷的关系,即农民备受地主豪绅压迫剥削的阶级关系;阿Q与吴妈、王胡、小D、小尼姑等人的关系,即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劳苦同胞因愚昧而相互隔膜的关系;阿Q与假洋鬼子、县里的“把总”、举人老爷的关系,即阿Q与剥削了他“革命”权利的所谓革命党、诬陷并枪毙了他的县革命政权头面人物的关系。这些关系,真实典型地再现了辛亥革命前后,广大农民仍处于被压迫境地和极度愚昧的现实,和辛亥革命成功之时就是它失败之时的现实。除此之外,《孔乙己》、《药》《祝福》、《离婚》等小说,也是创造典型环境的优秀之作。

参考文献:

[1]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小说世界》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2.

[2]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39.

[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44.

[4]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新青年,1918,5(1).

[5]阿诺德•豪泽尔著.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学林出版社,1987.68.

[6]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357-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