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村背景的口头承诺效用性评价

江慧+宗惠+程茹枫+张成

摘 要：在中国农村熟人社会背景下，已经形成以口头承诺为主纸质证明为辅的效用体系。口头承诺在生活中的应用范围广，在行为人之间的实际效用难以衡量，由此导致农村社会越来越多的口头承诺纠纷。通过行为主体和社会环境两个角度分析不同因素对口头承诺效用性的影响程度，构建口头承诺效用性评价模型。并提出增强农村口头承诺效用性的对策建议：一是增强行为主体的自我主动性；二是加强社会环境的外部约束性。

关键词：口头承诺；农村背景；效用性评价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9.010

0 前言

在我国农村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口头承诺沿袭其特有的文化传统渗入到社会生活，个人或群体之间存在众多口头形式的承诺。口头承诺在生活中的应用范围广，在行为人之间的实际效用却难以衡量，现阶段越来越多因违背口头承诺而产生的民事纠纷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究其根本，口头承诺的有效性日趋减弱是道德诚信的滑坡。“道德诚信”是一种个人世界观、社会价值观，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对于社会或个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农村作为社会的组成单元、基层机构，道德诚信显得尤为重要，而现阶段其面临的问题是人民必不可少的口头承诺同日趋落后的道德诚信之间的矛盾。文章着力于促进口头承诺的有效实现，不仅有利于提高个体稳定性、群体合作性、社会保障性，也将对提高乡镇基层结构的管理绩效起到积极作用。对社会学的发展而言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Thomas C. Schelling开创了对可信承诺问题的分析；以Acemoglu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者认为，拥有政治权利的人无法做出可信的承诺约束其未来的行动；诺思将可信承诺问题置于发展研究的中心位置，在经济学文献中将权力、可信承诺与政治制度乃至经济绩效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刘和旺（2008）提到“可信承诺”不仅是国家理论的核心问题，而且是经济体所面临的最紧迫、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由此可见，关于口头承诺的可信问题在社会各领域都有研究，但基于农村特殊文化背景下的分析凤毛麟角。

1 口头承诺的文化背景

承诺在我国古代是无论对于城镇乡郊居民而言，都是极其重视的。商鞅立木取信、曾子杀猪示子，流芳百世。在历史乡村，乡舍邻居间借还物事，父母双方为子女定下儿时婚约，先祖商议划分土地区域等大小事件均无纸质证明，即使有，经过历代传承也可能损毁丢失。但无论行为人双方或是子孙后代仍然将其奉为金科玉律，极少违背。

改革开放初期，口头承诺仍然维持了一种较高的效用水平。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利他主义”，尤其是农村内生出一种被青木昌彦称为“元制度”的社会规范。可以大致地认为所有人之间都能以口头承诺为信，不必担心会有一方违约的情况。但是，随着经济利益和市场规则的出现，口头承诺已经不能成为较大事务的契约，更多的是出现在不涉及经济利益的小事务上。

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我国农村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变成为陌生人社会，个体间的关系不再联系紧密，彼此间的信任除了人际关系，还会有制度、文化、法律等其他因素的约束，正因为如此，在陌生人社会中口头承诺的博弈双方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主要表现为柏拉图所言的“利己主义”，一旦彼此的利益任何一方受到了损失就容易发生各种纠纷。当然农村社会的口头承诺并不是对契约的不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

口头承诺之所以广泛存在，是由于集群内行为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性，行为人之间往往不需要或者没有意识达成完备的契约。其共同的特点是：无法被第三方证实，也越来越难以对个人产生行为约束力。由此导致无效的口头承诺越来越多，农村社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信任危机。

2 影响口头承诺效用性的因素分析

所谓口头承诺的效用性，即是其有效性及应用性。可以认为，行为双方在作出口头承诺这一行为的时点上，达成了某种认识或者利益上的一致性。而一些口头承诺纠纷的出现观其根本是利益杠杆的变化，行为双方往往因为在确立承諾之后兑现承诺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出现新信息或者新形势，一方利益发生变化而导致口头承诺难以遵守。也就意味着，被承诺方将要承担承诺方违约而导致的利益风险，那么建立衡量口头承诺的效用性模型显得尤其重要。

2.1.1 行为主体

R11—受教育程度。个体受教育程度影响其观念形成、处事方式、是非辨析。

R12—价值观世界观。一个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的个体单位会受道德观念的有效约束，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对口头承诺的遵守。

R13—社交范围。当承诺人的社交圈与被承诺人的社交圈没有明显交集的时候，违背口头承诺带来的负面影响只在有限范围内扩散，对承诺人本身没有太大影响。

R14—社会地位。个体从事的工作、工种在社会中的地位及担任职务的不同或私有资产的多少影响其在一定范围的影响力。农村居民的流动性较小，博弈双方通常都不陌生，有一定影响力的个体行为受群众的监督也较为明显。

2.1.2 社会环境

R21—文化环境，当一个乡村整体道德水平较高时，口头承诺的博弈双方都有意识地去维护口头承诺的效用性，而非因为偶然的变化因素去打破文化的长期影响。

R22—法律环境。中国法律对于淳朴的农村社会的威慑力不言而喻，当人们由于失信带来的惩罚力度较大时，将对社会集群或个体产生行为约束。

R23—经济环境。理性经济人都有追求长远利益的动机，不愿为了短期的利益而损害自己的声誉。就博弈论而言，就是交易双方更看重重复博弈，而非一次博弈，并且贴现值足够大。当理性经济人衡量违背口头承诺时获得的利益要比遵守口头承诺的贴现值大时，即此时的机会成本很小，将会使口头承诺的效用性大打折扣。

R24—信息环境。信息是个人行为受到监督的基础。当一方的口头承诺为多数人周知而非仅行为双方了解时，或者因为农村社会居民的流动性较小，交易双方通常都不陌生，知道对方的住址、单位甚至亲戚时。一旦一方违反承诺，信息能在群体之间迅速传递，口头承诺的效用性将得以保证。

2.2 计算各因素权重

采用AHP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影响因素权重。该方法由Thomas L. Saaty首次提出，把问题分解成各相关因素，并根据其中的相互影响关系分为递阶层次结构，通过对同层次因素两两比较，用5种判断级别（即相等、较强、强、很强、极强），1～9比例标度表示差别程度，确定它们的相关性，构造比较判断矩阵，得到影响因素的权重向量。影响程度较大的权重自然较大。权重矩阵为：

2.3 检验

各项因素赋值确定后，经过模型检验，反复调整赋值和权重的大小，得出准确的口头承诺效用评价模型。

建立口头承诺效用性评价模型，可以对评价对象评分数值分档划分，将影响每一个经济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同時能为双方在作出口头承诺时提供有效参考评价做出客观判断，更加促进个体重视自身的诚信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减少民事纠纷，辅助有关单位完善社会管理机制。

3 促进口头承诺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Sheplse（1991）指出，可信承诺有两种意义，从动机意义看，主要是有符合当事人的激励相容条件，可自我实施的可信承诺；从强制意义看，通过一个外在的约束或压力使得承诺符合激励相容条件根据该理论，构建农村口头承诺的有效体系可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增强行为主体的自我主动性，二是加强社会环境的外在约束性。

第一，增强行为主体的自我主动性。尽管口头承诺并不具有法律效应，也不是规范性的契约条款，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口头承诺广泛存在于个体间的交往和联系中，避免口头承诺的无效性，沿袭我国传统文化的诚信精神。重视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建设，加强个人行为的道德约束和伦理建设。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口头承诺的效用性。

第二，加强社会环境的外在约束性。口头承诺作为个体间彼此信任的工具，也是我国和谐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大诚信制度的建立，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法律部门加强口头承诺的立法和监管，强化对违约失信行为人的惩罚；经济部门提高违背口头承诺的机会成本，使违背口头承诺的行为成为一种风险很大而收益很小的活动；信息管理部门及时更新农村消息传播渠道，加快其信息传播速度，形成监督系统。从外部约束农村口头承诺的违背行为。

参考文献

[1]刘和旺，单颖.可信承诺与国家理论——诺思国家理论的新进展[J]. 统计与决策，2008，（10）.

[2]罗光宇，张永亮.以自律、他律、法律共铸农村诚信[J].邵阳学院学报，2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