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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升级的因素分析

时间:2024-04-24

谢丹+蒋涛

摘 要:运用1999-2014年相关数据,以基本要素为切入点,分析基本要素对于贸易升级的影响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劳动投入(高素质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以及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汇率变动均对贸易升级起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有所差异。资本投入和汇率的波动是影响出口贸易升级的重要因素;高素质劳动投入以及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量逐年递减,致使劳动投入和FDI对于出口贸易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出口贸易;升级;因素分素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9.015

1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国正处在新常态的转型期。据海关统计,201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值24.33万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下降0.9%。其中,出口13.84万亿元,下降2%,尽管近两年我国出口贸易总值有所下降,但明显好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市场份额环比有所提升。如何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在全球贸易大环境下以及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获得竞争优势意义重要,因此基于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本文将从影响出口贸易的高素质人口投入、资本投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和汇率5个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相应的政策含义。

国外学者Gereffi(1999)强调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升级对国际贸易升级的推动作用,企业技术的引进和技术转移是企业转型的主要动力,进而促进贸易的升级。Peneder(2003)认为产业升级为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提供支撑动力。产业升级是贸易升级的关键因素,当企业成功地从生产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更高价值的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时,企业才能更好的创造利润,促进出口(Poon(2004))。Aghion等人(2005)则在熊彼特理论框架基础上指出激烈的出口贸易竞争会迫使企业为了维持生存保持利润而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从国外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技术创新和贸易出口相互促进。

国内学者对于出口贸易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两方面进行单变量研究。余官胜(2012)基于联立方程组的实证研究得到技术创新和出口贸易的相互促进关系;陶长琪(2015)运用生产率门槛效应理论得出企业若想实现贸易方式的转型升级需要克服一定的生产率门槛,提升技术水平并进而促进贸易方式转型;戴觅(2014)等人从中国企业的生产率之谜问题进行研究,发现由于中国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的存在致使中国的出口企业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从而使出口贸易受限。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从事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缺少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对于加工贸易企业如何进行转型升级,汤碧(2012)等学者从宏微观各个方面提出方法、建议和政策提升。由于很多学者已经对技术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做过详细分析,所以本文将不对此变量做具体计量分析。此外,我国一些学者基于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多变量因素。付韶军(2016)对一带一路沿线69个国家进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得出人口、对外直接投资、自由贸易区建设、交通便利情况等均对国际贸易有积极影响。刘爱兰(2016)等人依据对非洲46个国家2007-2013年的出口贸易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从经济和制度两个方面全面阐释中国对非洲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

结合国内外学者的文献,国外学者更注重从产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针对单一变量分析研究贸易的转型升级问题;而国内学者对出口贸易的转型的研究既包括单变量的产业转型升级,也包括多变量的因素分析。与以往学者主要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研究分析多变量因素对于出口贸易升级影响的不同,本文将从劳动力投入(高素质人口投入)、资本投入等基本要素进行分析,研究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由于贸易结构升级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高技术部门的发展和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但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额的数据资源较少,不满足本文的分析,所以本文以高级要素为特征的高技术部门的比重为替代变量来衡量贸易结构升级,即出口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值占出口总产值的比重。

2 理论分析

2.1 我国出口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贸易面临下行压力,其原因与贸易结构,技术创新,贸易战略等因素未能与国际需求结构相适应有关。要促进中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需不断提升外贸发展的内生动力,努力从本质解决现行存在的最基本问题。

2.1.1 出口结构不合理,贸易低端化特征明显

继2012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之后,2013年,中国又以4.16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成功超过美国,坐上全球最大贸易国“头把交椅”。2015年,世界贸易组织指出,中国出口总额占全球14%,美国占9%,德国占8%,中国成为2015年世界第一出口国。然而,對比全球贸易前三甲的中、美、德可发现,虽然中国贸易总额领先,但出口商品结构却并不合理,低端产品占比过高。2016年,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玩具和塑料制品合计出口2.88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20.8%。而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低端产品,诸如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只有1%左右。

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如图1所示,从2005—2014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的相关统计分析,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9年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虽然2011年有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逐年放缓,且该类产品的出口在贸易总进出口额中占比长期徘徊在28%—32%的区间内,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不明显,上升空间依然很大。

2.1.2 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

长期以来,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缺乏自主技术创新产品,这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最初我国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主要是依赖人口红利,这也致使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上形成了低价低质的形象。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我国出口贸易的价格竞争优势将不再明显,将逐步转向质量竞争优势和科技竞争优势。但我国工业产品技术仍然缺乏,不仅难以摆脱加工贸易低收益的困境,也难实现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低技术高耗能的产品还会造成对环境的污染以及资源的浪费。尽管我国一直提倡技术创新,但是技术进步增长速度依然缓慢。在不考虑制度等因素的条件下,用索罗余值法估计技术进步,所得结果如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9年—2006年期间我国的技术水平在0.04左右上下浮动,2007年有大幅度的上升,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及之后的2009年技术水平大幅度下降,并且从2012年到2014年期间,技术含量均为递减趋势。

此外,国际市场对产品的个性化需求愈加明显,定制类产品逐步受各方追捧,但我国高、尖端自主知识产权的缺乏致使我国没有更多的生产能力去满足需求。供需不均衡通常导致贸易的不对称,造成产能过剩等问题。因此,进行有效率的技术提升迫在眉睫。

2.1.3 营销能力有待提高

2013年秋天,***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合作发展、造福人民。3年多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不仅为中国走出去的战略起到助推作用,同时也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尽管如此,我国的产品推广能力尚且不足,国际营销能力仍有待提高。我国要善于培养高素质的贸易人才,在全球贸易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大力推销我国的高科技产品,如高铁等高科技产品的推广。同时要将营销和公关相结合,在营销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名誉的维护。此外,在出口贸易营销中应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将Email营销、电子杂志营销、微博营销、视频广告营销等形式结合起来,扩大产品知名度。

同时,形成品牌意识,提高技术,扩展营销思路,只有以先进的思想,全球化的视角营销,才能将我国的出口贸易产品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2.2 基本要素理论分析

出口结构的调整对于出口贸易的升级起到至关重要作用。技术水平的提升,不仅取决于物质资本的投入,而且取决于人力资本投入,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高素质劳动投入)是技术创新的基石。此外,FDI投入和汇率的变动也会影响出口贸易的升级,因此本文将选取基本要素资本投入,劳动投入(高素质劳动投入),以及控制变量FDI和汇率作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其对出口贸易升级的影响。

出口结构(Y)。由于贸易结构升级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高技术部门的发展和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而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额的数据资源较少,不满足本文的分析,所以本文以高级要素为特征的高技术部门的比重为替代变量来衡量贸易结构升级,即出口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用Y表示。

高素质劳动(L)。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同时,我国的人口增长也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的不同时期,相当于发达国家,我国以依靠人口红利促进贸易出口的经济模式正在逐渐失去优势。因此,提升人口素质、人口质量,引进培养高素质人才才是贸易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将以大中专、本科及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增长率作为高素质人口的指标,即L=(Lt-Lt-1)/Lt-1,其中Lt为第t期的高素质人口数量。

资本投入(K)。中国正处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资本的投入是贸易升级的重要因素。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各国的要素数量决定出口结构,即出口要素丰裕产品,进口要素稀缺产品,资本的增加促进要素禀赋优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新常态下,中国提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资本的投入为创新提供有力保障。

本文资本投入的计算采用“永续盘存法”。此法在1951年被Goldsmith (1951)创新性地提出,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累计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资本存量,具体方法是:例如若选用1999年作为基期,则基期的资本存量为1999年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1999年的GDP平均增长率+折旧率),即K0=I0y0+σ0。选定基期的资本存量以后,其他年份的资本存量按照公式Kt=0.9Kt-1+It进行递推获得。其中K0为基期资本存量,I0为基期固定资产投资额,y0基期GDP增长率,σ0为基期折旧率,学术界一般用10%表示。本文所采取的K为增长率,即K=(Kt-Kt-1)/Kt-1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F)。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引入FDI是希望获得正向外部性,并最终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使本国经济得到发展。但FDI对于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进而出口贸易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因此本文将对此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探究FDI对于出口结构的影响。同样采用增长率的方式进行研究分析。

汇率(R)。出口贸易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出口额的增速上,而出口额的增速主要由出口产品数量增速和价格增速两部分决定,用公式所示:

即贸易额增速=价格增速+数量增速。由于全球贸易货物量保持稳定增长,2015-2016年出口贸易总额的降低主要是由价格下降和汇率的波动引起,因此匯率对于出口总额有一定影响。而贸易结构的衡量是由贸易出口总额和出口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额共同决定,因此汇率对贸易结构升级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3 模型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网。研究时间限度为1999—2014年,由于部分变量涉及增长率的计算,所以需要用1998—2014年17年数据。各变量数值可见表2。

3.2 模型建立

对于出口贸易升级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引入出口结构,劳动力投入(高素质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汇率变动4个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并预计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均呈正向关系,构建模型如下:

3.3 计量分析

3.3.1 平稳性检验

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多存在 “伪回归” ( spurious regression) ,因此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 ( unit root test) 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正式方法,本文采用 ADF ( Augment Dickey - Fuller) 检验法对它们进行协整 ( cointegration) 关系检验。ADF检验回归模型:Δyt=ρ∧yt-1+∑ki=1γt∧Δyt-i+v∧t,其中,yt是第t期的变量取值,yt-1为t-1为期变量的取值,Δ为一阶差分算子,γt∧为未知参数,vt为随机扰动性。通过Eviews7.2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

如表3所示,在5%显著水平下,Y,L,K,F,R的二阶差分,在ADF检验中均为平稳序列,即各变量均为同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

3.3.2 协整分析

由于所用时间序列数据一般不具有平稳性,而不平稳的数据会带来虚假回归问题,使回归估计结果毫无解释意义。所以,为避免伪回归的出现,本文将针对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非平稳时间数据建立协整理论模型,从而进行实证验证。由于EG两步法一般要求样本容量较大,所以本文采用进行Johansen协整分析。在5%的水平下,可以得出出口结构与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Johansen的结果表4所示。

基于上式Johansen检验结果,用OLS法对方程变量进行回归,可得如下回归方程:

Y=0.241987+0.077750L+1.112056K+0.066680F+0.519042R

(39.34211) (5.228101) (31.04766) (3.153357) (5.221701)

可决系数:R2=0.991522,F=321.6160,DW=2.261090,且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由于DW值无法判断自相关问题,所以采用Q检验进行自相关检验,经检验,回归方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为了避免伪回归的出现,对上述回归方程进行残差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上表可知-4.48小于-1.97,回归方程的残差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回归方程不存在“伪回归”,变量Y与变量L、K、F和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4 实证结果分析

在回归方程中,高素质劳动力的增长促进出口结构的升级,但回归系数偏低,可能原因是因为现阶段我国很多出口企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高素质人口的需求远远少于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所以高素质人口对贸易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由于我国经济仍处于新常态状态,人力资本,即高素质高质量的劳动力所能创造的财富远远高于物质成本所带来的财富,且以廉价劳动力换取经济增长并非长久之计,所以引进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势在必行。同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表面上是产品,技术,服务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企业只有加强高级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自身发展。同时,企业要实现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注重R&D活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加强R&D建设,才能为企业带来新思想注入新活力,更好的加强与国外贸易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出口贸易,而这些均是建立在人力资本的基础之上。

资本投入增长率每增加1%,贸易出口结构增长1.112056%,资本的投入对出口结构的升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的运作是企业能够正常运营,不断增加利润的保障,同时,企业的进步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出口。结合实证和现实状况,在一些行业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资本投入高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资本投入,高水平、高效率的资本投入会对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的企业带来利润空间,也会为正在转型中的企业提供有力支持,优化企业业务、合同,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物质保障,推进出口贸易升级。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每增加1%,会引起贸易出口结构增加0.066680%,FDI促进出口贸易升级。FDI的投入不仅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同时还会增加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出口贸易。但FDI在我国的增长趋势逐渐降低,如图2所示,自2008年以后,FDI增长率总体呈递减态势,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正在逐渐减弱。可能原因一是因为我国目前的战略转移,我国所需要的转移过剩产能,获取前沿新技术等,而不仅仅是国内加工业的发展;二是因为国内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只是国外投资减少。因此,FDI对于出口结构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小。

人民币汇率每增加1%,将会促进出口结构增加0.519042%。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的提高将导致人民币贬值,从而促进出口贸易,促进出口结构的升级。因此保持汇率的稳定,也将对出口结构的升级起到一定影响,与预期一致。

4 结论及建议

新常态下,面对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化,要实现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必须进行多维化提升和寻找突破口。

4.1 正确看待要素市场

要素市场中的基本要素在出口贸易升级中至关重要。无论是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还是新模式的提出都離不开基本要素的投入,因此,对于要素市场中的要素,我们要合理对待,合理利用,打好“组合拳”。资本的投入是企业能够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之一,只有合理的分配资本和投入资本才能持续的推进出口贸易的升级。同时,技术创新需要技术人才,企业管理、出口贸易模式、功能创新需要人才;企业的运营也需要劳动力来实现,因此注重培养、激励人才,提升员工技能、素质,将为企业带来更多收益,也将为出口贸易转型储备力量,加快贸易升级发展进度。

此外,要重视要素市场价格扭曲现象,防止不正当竞争导致的低效率和无作为。一些企业利用扭曲的低价要素在经济市场中牟取暴利。由于企业长期处于优势地位,难以感知竞争压力,致使企业没有激励革新制度,从而形成低效率、低技术、低水平的停滞发展模式。此外,一些企业存在的寻租行为也极大的造成资源浪费,成本上升,严重阻碍了对技术、科技创新的投入。因此,纠正要素扭曲带来的不合理优势,淘汰落后产能企业、激励企业实现技术创新,提高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减少寻租行为,重塑比较优势至关重要。因为高耗能低效率的企业不仅造成对生产要素的不合理利用,增加要素的机会成本,而且造成对环境的大量污染,形成对环境的负外部性,间接影响贸易结构的升级;而科技创新是企业生命力的源泉和保障,一个企业若没有技术作为支撑,将不会持久发展,终会被市场淘汰。而企业构成出口贸易的单位,如果企业没有竞争优势,出口贸易也将会停滞衰退。

4.2 以创新带动供给侧改革

迄今为止我国的经济一直处于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状态,适当扩大内需,提升供给侧改革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实现出口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供给侧改革需以创新为动力,提高产品、产业机能,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率,扩大有效供给,使供给能够更加灵活的适应需求变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加快科技创新活力才能更好的促进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产业发展。同时,通过供给侧改革,矫正资源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更好的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此外,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将促进我国的国际合作和出口贸易增长,由于加工制成品存在需求弹性小,扩张难度高等问题,发展高新技术,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才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出口贸易的关键所在。

4.3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互联网+”模式

一带一路的建设,为出口贸易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提供条件。同时,沿线许多国家都迫切需要国际合作,这也为我国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便利。此外,利用“互联网+出口贸易”模式,深化电子商务合作,降低交易费用,促进贸易发展,不仅提升了出口贸易效率,同时促进出口结构改善,促進贸易升级。

参考文献

[1]余官胜. 我国出口贸易和技术创新关系实证研究——基于联立方程组[J]. 科学研究,2011,(02):300-305.

[2] 汤碧,陈莉莉.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研究[J]. 国际经贸探索,2012,(10):44-55.

[3] 陶长琪,周璇. 环境规制、要素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J]. 当代财经, 2015,(01):10-22.

[4] 戴觅,余淼杰,Madhura Maitra.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用[J]. 经济学(季刊),2014,(02):675-698.

[5]付韶军.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出口效率提升——基于面板数据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2016,(10):63-71.

[6] 刘爱兰,王智烜,黄梅波. 新常态下中国对非洲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非正规经济的视角[J]. 国际贸易问题,2016,(02):122-133.

[7] Aghion,P.,Bloom,N.,Blundell,R.,Griffith,R.,Howitt,P.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20(2):701-728.

[8]Michael Peneder.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growth[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3,14(4):427-448.

[9]Poon,T. Beyond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 Case of Further Upgrading of Taiwa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J].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2004,(01):130-145.

[10]Gereffi. 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48(01):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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