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多方博弈的多棱镜舞台

和静钧

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现代云科技的支持下，从实体世界的“闭门举行”，演变为信息世界的“公开举办”，从比赛场馆里的“零观众”，转化为流量网络里的“群围观”，喧嚣声和欢呼声依旧不绝于耳，宛如观众身临其境。

尽管延期一年，尽管疫情汹涌，东京奥运会在“最后一刻有取消可能”的巨大压力下，艰难地吹起了一声集结哨声，各路人马快马加鞭赶来，没有任何赛队因睡纸板床、吃难咽的伙食、受严格的进出管束而退赛或罢赛。奥运体育精神依旧在熊熊燃烧，但奥运已经成为各国各方博弈争斗的多棱镜舞台。

奥委会与东道国：经费的博弈

东京奥运会决定延办之后，曾有媒体声称国际奥委会已经收到了日方的承诺，称日本将承担约3000亿日元的延迟举办奥运会资金。不过，就在媒体报道的同一天，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菅义伟对此予以否认，称“消息不属实”。由此可见，关于这笔即将产生的巨额延办费，究竟要怎么承担和分配的问题，已经从幕后的争论，推到了政治漩涡的前台。

由“利多”转为“利空”，由“荣耀”变为“负担”，迫使自称为奥运首相的安倍晋三借故走人，把烂摊子交给了没有派阀政治纠缠的菅义伟手上。

2021年7月23日，日本东京，2020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举行。

奥运会是个巨大的生命周期性工程，它的合同中只有两项，要么举办，要么取消。为了让举办多点弹性，合同中一般只写于哪一年举办，只要发生在那一年内，都算如期举办。对于延期，只是指正在举行体育项目比赛时因遭遇“不可抗力”而被迫推迟，如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因恐怖分子杀害运动员人质而推迟，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因突发爆炸事件而推迟，但赛事只是技术性地各推迟了一天和半天。相比之下，东京奥运会是在仅启动了圣火采集仪式并没有实质进入奥运赛程的时候，就遭遇了可预见的“不可抗力”的影响，从而上升为合同外的“延迟”事件。

然而，这一合同外的“延迟”事件，从财政预算和支出上看，后果相当严重。门票有可能已经预售过半，赞助商的钱可能已经提前收取并已经投入项目，这些都面临着全额退还的风险。有些场馆的建设是按原先预计的周期来展开的，如第一年是会场，赛会一结束就成为其他功能的设施，如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如果延期一年，则面临着可以投入使用的场馆重新设计、重新建设的重复产生费用的风险。一些开发商也可能早有计划，等赛事结束后在场馆周边大兴土木。

以上这些费用是针对东道主日本、东京政府及东京奥运会而言，对于合同另一当事方的国际奥委会，则面临着继续为不能立刻举行的赛事而资助的压力。根据惯例，国际奥委会将收取赛事转播等收入的70%左右，在四年内为下一次奥运会的举办资助相关赛事及运动员。延迟意味着至少多出了一年的支出，对早已入不敷出的国际奥委会来说，这是一笔巨额负担。这些压力，会随着延迟时间越长而越紧迫，最后有可能会触发合同内的“取消”按钮，导致所有支出成白费一场。

最划算的“取消”并非最优选择

本来，如有保险，一切都可能好说。与这一生命周期性工程相匹配的是再保险合同。基于“举办-取消”的原合同，保险合同也只覆盖了原合同的不履行赔偿条款，自然没有为整个奥运会延期产生费用的赔偿。从合同的利益出发，早点“取消”，可能从保险赔偿的角度上看是划算的。但现代政治演变，已经把這一经济上划算的“取消”变得越发不可能。

从现代政治演变与各类思潮迭起的背景上看，争夺奥运主办权，及盛大举办奥运，已经成为古代战争远去之后的“国家荣耀”。从国际政治利益上看，获得主办权及举办奥运，是国家主体及与国家主体联系在一起的其他非国家主体，更进一步编织国际利益链的大好机会，也是在国家软实力层面上的一次国际力量格局的重组。这一利益并非能从门票收入与赞助商的银票上体现出来。

日本力保奥运会不被取消，并且延迟赛事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曝出延时费争议一事，说明日本已经把“国家荣耀”的优先利益放在了第一位。而从国际奥委会“识大体”的角度出发，第一时间表示愿意承担因延迟时间而产生的资助费用，也算是相当照顾日本东道国的利益。

对于国际奥委会而言，要求承办国举办，才是其正确的选项。至于因战争、疫情、灾害等原因而能不能举办，那是承办国自我决定的事项，这样的责任博弈令国际奥委会处于权力收敛、经济利益优先的有利地位，而承办国的国力厚薄、国民支持度强弱最后成为超越一切的终极决定因素。

另一方面，参与博弈的，除了合同甲方乙方之外，还有运动员。举办才是最终符合他们运动生命的优先选项，即便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们也会前赴后继。从运动员的运动周期上看，如期举办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延迟举办对运动员来说不是好消息，一部分运动员有可能因为超龄被迫退出比赛，新运动员也可能因准备不足而不得不选择下届再参加，导致整个运动水平受到影响。

政治非中立：形象展示的博弈

政治中立，是推动国际体育运动发展的国际奥委会的立场，但奥运会是具体由具备政治倾向的国家承办，来参赛的队员也是来自不同背景的国家和地区。政治冲突与形象博弈依旧层出不穷，有的在暗处放箭，有的甚至在明处挑战。

东京奥运会上，俄罗斯代表队变成“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原因是俄罗斯受到国际奥委会的制裁。与其说是受到国际奥委会的制裁，倒不如说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形象绞杀。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事件，在西方是单个运动员自己的问题，在俄罗斯则变成是国家系统性指使运动员违规，是国家问题。俄罗斯受制裁，在某种层面上，就是自普京上台俄罗斯强势回归之后，西方兴起的反俄运动的一部分。

然而，从政治中立的角度上看，国家受制裁，运动员和本国奥委会则不在制裁之列，他们依然能代表自己或本国奥委会参赛。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就被视为运动员自己拼凑出来的运动队，按西方的解释他们不应获得这么出色的成绩。因此，当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的奖牌数突破10枚时，各种非议就出来了。美国男子游泳运动员输给俄罗斯人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暗指对手服用违禁药，西方媒体指责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升俄罗斯奥运队旗、吹奏柴可夫斯基乐曲是淡化了制裁、违背了国际奥委会原则的行为。

奥运会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奥林匹克竞技会，发展到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改造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主体从来都没有规定是“唯国家主体论”，个人也可以来参赛，就看自己的能力。但现实情况是，奥运发展到今天，单枪匹马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争取到资格赛的名额，参赛队伍越来越多，意味着个人代表越来越没有空间显示自己的存在。更何况东道主国家会基于举办奥运会便利和设置议程的能力，多安排有利于本国夺金的项目，并有意无意地设置对对手不利的赛程安排。在某些项目的打分上更不用多说，可操作的空间实在太大。这些多方博弈，越来越把根本没有博弈能力的个人代表排除在外。当下除了“难民代表队”之外，已经很少出现个人组队，而据联合国的统计，国际难民的数量已经上升到2个亿。

这使得多数在政治性国际组织中很难露脸的地区、自治领地和众多小国弱国，纷纷把参赛作为优先政治议程，千方百计在赛事中现身、被宣传、获奖牌，他们被赋予了民族英雄的光环。他们越是走偏，越是挑战奥运会的“政治中立”原则，形成一个双方或多方博弈体系。

小国身不由己，大国也被裹挟其中

在殖民时代，英法等宗主国为了显示自己治下的殖民地是多么“优秀”，会鼓励殖民地组成自己的代表队参加奥运会，而对那些治理不佳、叛乱不断的殖民地，则施尽一切手段阻止他们参赛。分离主义下，一些地区脱离出去后，也会把参加奥运会视为寻求国际认同的重要空间，如科索沃。在小国崛起时代，小国和弱国争金夺银的劲头十足，他们向世界宣告，他们从参赛活动的旁观者成为参与者和分享者，他们的行动一定意义上打击了“唯西方优秀论”，发展了奥林匹克运動事业。

小国尚且如此，大国更不用多说了。一直自称是板球运动和瑜伽国度的印度，在自知其运动项目上技不如人之时，以国家“看不起奥运”但依然是体育强国的姿态示人。然而，随着奥运国际化与政治功利气息越加沉重，印度“看不起奥运”的态度有所改变，之前运动员参赛都得自购机票，现在开始提供优厚的奖金，印度运动成绩虽然不起眼，但有了点起色。美国CNN媒体也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发出了“有13亿人的印度怎么奥运成绩这么差”的灵魂追问，印度想避开这个博弈舞台都不行了。美国盼望印度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担任大角色，这是美国的期待，印度明知“看不上奥运”也得配合美国战略，在奥运赛场上与美国站在一起。

美国总是自称对“奥运成绩”看得风轻云淡，但一旦输了，往往气得红了脸。美国媒体发现，东京奥运会上一旦涉及美国奖牌排名，从美国政府到美国“主流媒体”，都不约而同把奖牌数作为排名顺序依据，这样才能掩盖美国在近半个月的比赛赛程中有时候金牌数量不如别国的尴尬，可以显示每天的成绩都是“世界第一”。

美国政治话语中的“美国优先”到“美国回归”，已经深深影响了美国运动员到美国政府的心态，他们已经把对手看成了关乎其荣誉的“敌人”。这样的心态是奥运大国博弈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