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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探析

时间:2024-04-24

魏培梅

摘要: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显得尤为重要。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总量规模逐渐增长,但是缺乏政府指导且法律体系不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失衡,企业缺乏竞争力,效率低下,跨国经营的专业性人才资源匮乏。所以政府部门尽快健全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法规,对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培养高素质的国际性人才,提高企业竞争力。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对外直投资;投资结构失衡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13.018

1 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在不断增长,即便是在2009遭遇了金融危机,我国的对外投资总量依然是呈现增长的趋势(见表1)。我国从2004年到2014年期间,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增长率,还是世界排名都显著提升。经过十年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由2004年的第18名上升至2014的第2名,尤其是2008至2009年,由第12名升至第6名。中国商务部统计显示,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在1400亿美元左右,约高出利用外资2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投资规模较大,私营企业受到自身综合实力的影响,投资规模相对较小,且数量并不可观。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包括各行各业,主要涉及建筑、批发和零售等行业,到了现阶段,除了传统行业,科学研究、服务、房地产、餐饮、酒店、汽车等行业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在对外投资区域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主要分布在亚洲地区。

2 新常态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政府指导且法律体系不完善

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政府在信息、政策、法律等方面的支持不太到位。首先,政府信息的传播途径不畅。投资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之前要了解投资目标国的政治状况、宏观经济、企业要素成本状况等基本信息,我国缺少一个这样的综合全球投资信息了解平台。其次,政府部门冗长复杂的审批手续让企业加大了成本。例如,我国的对外审批制度要经过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行、国家税务局以及地方政府相应职能部门的审批,审批手续繁杂、程序繁多。最后,不完善的法律制度导致中国企业得不到法律的庇护。我国没有一套完整的《海外投资法》和《海外投资保险法》。

2.2 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失衡

第一,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单一。国有企业对外经营和投资增长率不高甚至有所下降,民营企业不断上升,但就其总体规模和产业来说,国有企业依旧占主体地位。2015年,国有企业是在整个对外投资中占据非常大的比重即66.3%(见表2),以绝对优势高居居第一位。我国国有大型企业往往具备雄厚的实力,这是其稳据对外直接投资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当前,我国私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力还有待加强。我国政府对其监管严、服务差、刺激政策不够等因素直接导致了我国私有中小企业在国际环境中遇到了很多问题。

第二,对外直接投资行业过于集中。从产业结构上看,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第一产业最少,如2015年占比仅为1.74%,这与我国农业大国的现实处境不符。其次是第二产业,采矿业、制造业等行业都占据较大比例,如2015年采矿业占比为9.19%。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缺乏国际竞争力,在规模上以及数量上都存在短板。占比最高的要属第三产业了,拿2015年为例,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第三产业中的占比高达82.5%,其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投资金额分别为140.6和90.6亿美元,占比分别为25.3%和7.67%。在行业结构上,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相对集中,初级的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依然是我国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新产业则被相对忽略了。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部不均衡。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遍布世界各地,但投资分布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偏向于亚洲市场,2015投资于亚洲的金额占比高达65%。发展中国家投资数量较多是因为有的投资地区距离我国比较近,在运输方面形成一定的优势;还有的投资地区是因为有助于东盟自贸区等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和货币认可。但是,上述情况会导致中国企业错失了部分发达国家成熟而庞大的市场规模,不能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等优势。对外投资区域的过度集中,不利于企业风险的分散,也不利于我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学习。

2.3 企业缺乏竞争力,效率低下

首先,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我国企业观念落后,思想太过狭隘。例如,自从我国加入了WTO之后,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贸易壁垒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了社会责任标准,其中涉及到了道德和工人工作条件的问题,我国企业却因为种种原因意识不到此标准的重要性。

其次,国际战略决策水平较差。我国企业必须做好一系列准备,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是,不少企业投资是赶潮流,对国外投资项目缺少一定的价值评估能力,进而很难判断出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再次,缺乏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是企业克敌制胜的杀手锏,但是,我国企业的核心技术缺乏。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报告中,中国微观经济竞争力始终属于排序最后的20%之列。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无论经济技术实力还是国际竞争经验,都处于弱势地位。

2.4 跨国经营的专业性人才资源匮乏

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离不开专业性的跨国经营人才,目前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现有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偏低,专业性人才资源严重匮乏。我国企业普遍性地缺乏人才,大致有如下的原因。首先,我国现有的封闭教育模式很难培养出跨国型人才精英。相对于西方开放的个性教育模式,我国传统的应试和共性教育模式不易培养出外语精、专业强的顶尖人才。其次,我国企业实力不足限制了对员工的培养,不能为企业后续的发展扩大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国际人才。最后,我国企业对人才也不够重视,管理机制不合理,本来很多人才由于工作环境或工资待遇等问题流失到了国外的企业中。

3 新常态下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分析

3.1 尽快健全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法规

健全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政策法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构建信息服务机构。政府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信息采集、建立可靠的信息传播机构和渠道,为企业提供咨询、培训,邀请企业参加国家大型商务洽谈活动。其次,进一步简化投资审批流程。商业机会稍纵即逝,政府简化管理势在必行。政府应明确部门之间的职责,简化办理手续,使用自有资金的境外投资项目由审批制逐步向登记备案制过渡。最后,完善法律体系。我国政府要积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应该以保障国内企业在国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为起点,制定并完善《对外投资基本法》,建立一些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组成一套完整的专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规。

3.2 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调整

第一,实现多元化投资主体。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不能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由国有企业所占据,我国要实现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加大私营企业的投资比例。只有不断的改革对外投资体制,让民营企业摆脱国内市场的束缚,才能投入到国际市场。

第二,不断调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上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业到制造业再到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在我国未来的投资行业发展中,传统的投资项目仍然是投资的传统模式,但是农业、食品、高端制造、高科技、房地产、服务行业等正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在向着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选择我国比较有优势的行业如食品、电子、纺织、医药等行业以及与这些产业相关的行业方向。重视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例如,由于“高铁外交”的发展,我们可以进行高铁方面的投资。

第三,扩大投资地区(国家)市场。为了实现投资区域的多元化,我国要制定科学区位选择策略。除亚太地区外,我国还要积极开拓新的目标市场,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寻找更多的新兴市场。简单来说,就是总体上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投资区域,以部分发达国家作为重点发展目标。

3.3 提高企业竞争力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战略意识。企业必须加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和开拓国际市场的意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我国企业要严格履行当地的法律法规经营,积极担负社会责任,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

其次,我国企业要事先分析海外经营环境,做好投资分析。企业投资前应当对自身实力进行评估,建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预算评估机制,从而确定合理的投资策略。

最后,加强创新科技,掌握核心技术优势。我国企业必须改变过去粗放型和集约型的生产方式,通过自主研究,与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联合开发和技术引进等方式形成一定的技术储备,为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奠定基础。

3.4 培养高素质的国际性人才

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要采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加快对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首先,完善教育机制,改变以前的应试教育,让学生的发展更加的自由,更加的专业。学校也应该建立一个更加国际化的环境,让学生开拓视野。

其次,完善企业的人力资源体制,运用多种培训形式定期培训,加强对境外经营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培养,并选送有条件的企业人员出国培训,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加快涉外人才的成长。

再次,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大力吸引人才。企业在选择高级管理人员的时候,要慎重取优,注重人才的选拔、管理以及培养。采取激励措施,把人才留住,尤其是积极引进留学海外的经营管理人才,对有突出贡献的员工给予特别奖励。

参考文献

[1]易波,李玉洁.双边投资协定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统计与决策,2012,(2).

[2]申秀清.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路径选择[J].经济论坛,2010,(12).

[3]刘红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及国际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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