拴在琴凳上的十年

沈泽清

我生长在大西北沙漠边缘的油田小镇。小镇自成一个“王国”，我和我所有的同学一样，在小镇的医院出生，在小镇的幼儿园玩耍，然后在同一所学校，从小学读到高中毕业。

所有的人似乎都互相认识。

于是，“顾老师给她家贝贝买了钢琴”“人家慧子比贝贝小，都开始学琴了”……这些理由，足以让妈妈作出“一定要让女儿学琴”这个决定。她认为弹钢琴是非常高贵的一件事。“你看电视里，公主们在晚餐后，总是坐在客厅的钢琴前面弹奏曲子，她们穿着精致的大裙子，多美。”她说。

那年，我四岁半，坐在小课桌前，脚还踩不到地面。妈妈29岁，她和爸爸一个月工资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千元，一架钢琴怎么说也要近万元。

妈妈说服爸爸，两人开始频繁地坐车去银川看琴。我家与银川之间隔了近100千米，坐车单程就需要近四个小时。那时候，柏油马路还没修好，道路坑坑洼洼，两边是连天的戈壁、露天的煤矿和零零星星的土坯房。

“我当年真喜欢那架12000元的从俄罗斯进口的钢琴，可你爸一直在旁边劝我，说借的钱太多，家里还要买冰箱、电视，买那架鋼琴太困难了。”后来，妈妈总会不无遗憾地说。

“我觉得我的钢琴已经很不错了。德国原厂生产线制造的，很多人的钢琴远不如我的呢。”长大后，我时常这样安慰妈妈。

钢琴被搬回家的场景我至今还记得。那是在春夏之交，窗外的阳光因为春天连绵的沙尘暴刚过，所以是黄白色的。爸爸和他七八个年轻的朋友把一个又大又重的，被严严实实包裹的大包裹抬上三楼。我们小小的家里站了很多人，包裹被层层打开，崭新的钢琴在阳光下明晃晃的，刺人眼睛。

妈妈像是对着全世界宣布：“宝宝，这是你五岁的生日礼物。你以后要好好学琴，听见没？”“嗯！”我坚定地回答。

长大之后我才明白，永远不要轻易答应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情。可是，即便当时明白又如何，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随着钢琴一起被“搬”进家门的，是一些铁律。我所有的作业必须在下午放学前完成，每晚七点到九点练琴两个小时。妈妈坐在我的旁边，从音阶到每一首曲子的每一个音符和节拍，她都会全程监督。在学琴的时间内，我只能上一次厕所，喝一次水，而且，弹错音还会被打手。我从开始学弹钢琴到初中毕业，每天最少要学两个小时，几乎全年无休，在重大的考试和比赛前，练琴时间还会尽可能地延长。

我的许多伙伴学到五六级就放弃了，虽然他们学弹钢琴曾是我妈妈让我学琴的动力。“这不过只是一种兴趣爱好而已！”他们的父母这样说。

然而，我的妈妈带着我，十年如一日地学琴、练琴，一直到我考完业余十级的考试。

因为学琴的成本太高，所以练琴需要加倍努力。伴随着琴声的欢笑声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妈妈严厉的训斥声和我的抽泣声。想学好每首曲子都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我被撕过琴谱，被打红过手，似乎还有几次被拉下了琴凳……

在之后的很多年中，每当有人问我“你喜欢弹钢琴吗”，“喜欢”这个答案只是说给妈妈听的。

想来，在学弹钢琴的过程中我们都很辛苦，可哪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轻松获得的呢？

我考过六级之后，妈妈再也认不清愈发复杂的五线谱，我也不再需要她盯着我从头弹到尾。可是，忽然有一天，钢琴老师在妈妈数次征询意见之后，明确地说：“这孩子不适合学钢琴专业！”

“我觉得自己过去近十年生活的重心完全放错了位置。”妈妈好像有些后悔，却还是无比惋惜地说，“女孩子学门才艺，多好！”

我的手太小，即便付出比正常孩子多好几倍的努力，跟他们相比，同样的曲子我要弹得更加吃力。然而，妈妈一直忽略了这一点。

最终，我偏离了妈妈为我制订的规划——上音乐学院附中，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或者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表演系。

我在妈妈的失望中读了高中。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钢琴课也不再上了。

后来，我在学校，被学姐邀请去给合唱团当钢琴伴奏，也在别人的鼓励下参加过一些钢琴比赛，还得了几次奖。不过，我没把这些当回事。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每次回家的时候，总是想去弹弹钢琴，甚至还学了一些新曲子。在某一个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和那十年拴在琴凳上的生活“和解”了。

这种“和解”，或许像当初学琴一样，也不是我主动选择的。当我告诉妈妈我好像变得没那么害怕弹钢琴了的时候，她问我：“小时候管你弹琴管得太严了，我现在觉得自己好傻。你会不会怪我？”

我告诉妈妈我不会怪她。然而，我不会告诉她，如果将来我也有一个女儿，我一定不会固执地要求她达到我的目标，也不会固执地为自己的坚持要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