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佑生：教育之道在“唤醒”

刘茜+余柯

六年教师，六年教研员，九年教师培训者和管理者。

“多年的教育经历，我最该感谢的，还是跟着父亲一起打铁的经历。”对于自身的成长，黄佑生给出了一个举重若轻的回应。

自幼家贫，曾做过铁匠，打得一手“好铁”的他，如今，在同行们眼里成了一位真正的教育行家。

“每天打铁打的不可能是同样的一块铁。这是因为铁会受到不同温度和作用力的影响。你如果长久地关注一件事，有志于它，热爱它，你就一定会琢磨出它的道道来。这个道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他说。

《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打铁的“道”到教育的“道”，在黄佑生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演绎？

于是，我们的采访，就从教育之“道”开始。

“价值观，是一切教育教学改革的起点。”

理解黄佑生的教育之“道”，是从一本书开始的。

六年前，也就是2011年，黄佑生写过一本书，叫《就这样成为好老师》。这本被评论描述为“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气息的教育诗篇”的书，一度抢手到“多次重印”。黄佑生在各地讲座时也曾遇到把这书“翻烂”的老师。回头看它，黄佑生自己评价：“它点燃了教师的教育理想，可以算是传道。”

在纷繁的问题中，黄佑生想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一个他认为最简单、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当一名教师？”

与传统教育观的表述有所不同，黄佑生给了教师一个全新的身份解读，就如同他在《就这样成为好老师》里所说，教师“不是园丁”“不是蜡烛”“不是春蚕”，教师就是教师，他应该有一个幸福的、完整的自己。

“何谓完整？”我不禁发问。

他想起了曾参加某地一次“师德巡回演讲”时的场景。台上的六位老师，有四位身患重病还在坚守岗位；有一位“抛夫弃子”，专注三尺讲台；只剩下一位“相对正常”。

“这样的状态，怎么可能完整？”黄佑生用手指敲了敲桌面，语气有所加重：“所谓完整的生活，就是让人成为他自己。教师培养孩子，是要让孩子在教育过程中发现自己、找到自己、成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同时也要发现自己、找到自己、成为自己，从而具备教育个性，有自己独特的教育风格和专业成就。”

无疑，他的这番认知，得益于他多年前的教学实践。

1996年，刚从师专毕业的他，来到浏阳市第十一中学，当起了高中班主任和政治老师。偏僻的山村学校，生源质量差，师资力量也弱。“底子差呀！要知道，人在教育在。因此，教育就应该让孩子发现自己。”

于是，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做足了功课：在第一次进教室前，他对着资料，将全班学生的样子和基本情况牢记于心。因此，第一堂课时，当他准确地叫出学生们的名字时，学生们都露出了欣喜的眼神。

接下来的故事，似乎就顺理成章。担任班主任，他在班上开展“洗衣服”比赛，这是为了让孩子们懂得自理；利用上课时间，带孩子们去看“心连心”艺术团下乡演出的节目，这是为了让孩子们开阔视野；教政治课时，先让学生自学然后讨论，有时干脆让学生来当老师上课……

这一切的一切，都指向“发现自己，找到自己，成为自己”。不仅是学生的，也是他自己的。这又何尝不是“传道”的生发点呢？

传道之后，亦需解惑。

于是，从去年开始，黄佑生又着手撰写与他口中“传道版”相呼应的《什么是好的教育》。与《就这样成为好老师》不同，《什么是好的教育》就是“为解决教师现实问题而来”。

在书中，他从对时代精神的解读入手，展现出因对时代敏感而生发的一系列问题：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今天的教育要为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已有的学校教育能否培养出这样的人？要怎么改革才能培养出时代需要的人？

……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亦是黄佑生在真实的教育世界中不断学习的过程。

2002年，27岁的黄佑生考入浏阳市教育局教科所担任政治教研员。至今，这位教育人仍然庆幸，在此期间，有了将“学习的力量”扎根于心的机会。

“当时，全国上下正逐步推动新课改。”黄佑生回忆说，“当了教研员后，我深感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于是，尽管经济拮据，我仍坚持去湖南师范大学读了教育学硕士。”

“你这小伙子不错！”当时，湖南师范大学刘铁芳教授一眼就相中了这个踏实肯学的年轻人，并邀请他加入了初中思想品德国标教材编写组。

“正是由于参加了教材的编写，发现了教育中的不少问题，这让我离教育更近。”此时，不到三十岁的黄佑生朦胧地意识到，教育要改革，必须要找到起点在哪里？“是已有的改革方案，或编制新课程、新教材，或改变教学策略与方法，或提升学生成绩，或培训新教师、新校长……”

黄佑生的观点一透到底：价值观是一切教育教学改革的起点。价值观危机是中国教育根本的危机，教育转型应从价值观转型开始。

有了这样的思索后，2005年，在担任浏阳市教育局教科所副所长后，他开始在区域内推行一项当时“非常新鲜”的举措———校长赛课。

“校长走进课堂是校长工作的天职，听课、上课、评课是校长工作的本职。”之所以他要这样做，就是要让校长回归天职，回歸本职。“为了进一步强化校长的课堂意识、示范意识、创新意识和品质意识。品质教育需要名校、名师的支撑，名校众多、名师云集，教育才能一流。”

“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为什么还不能成为一流？”他的思索由此散发开来。问题就在于，是以“成事”替代了“成人”，在学校里随处可见教师为事务而操劳，对学生考分、评比、获奖等显性成果的关注，忽视、淡漠的，恰恰是学生和教师在学校中的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的提升。

所谓“钱学森之问”的症结就在于此。

听到此，我感到十分惊讶，连连追问：“那，你想过改吗？”他郑重地点点头，目光中透出坚毅。

“你准备好了吗？”面对我的担心，黄佑生的语气变得不容置疑：“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准备得十分完备，然而，不改革，我们面临的问题只会更加严重，我们不能再等待。”

等待，只能使我们远离未来。

“没有有价值的生命理想，就会愧对这个变革的大時代。”

仔细研究黄佑生的著作会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对许多问题就开始关注，并由此切入，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出发，透过事物的表象，弄清背后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

他每天都在思考问题，这些思考也一一呈现在日后的教育实践中。

例如，在网络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为了让学生扩大知识面，他会带头和科任老师一起，在早自习和晚自习的时候，给学生们读报。到后来，分成小组，让学生自己读报，并交流心得。

在他“设计”的教育世界里，我甚至感觉不到“设计”的存在，好像万物本该如此，清晰了然。一切都做得那么从容淡定，一切又都来得自然而然，一如水到渠成。

“其实，教育是一个‘不确定系统，我的些许做法，也只是摸着石头过河。”黄佑生站起身，他的目光透过玻璃窗，向远方望去。

“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石头在哪里呢？”我问。

“当我们面对问题找不到办法的时候，我们便到老师和学生中去找。甚至把师生们请到座谈会上。我们循着师生们的需求，一点点做出改变，服务于师生们的成长，尽心尽力做好服务，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黄佑生的一番话，道出了他的教育哲学和教育主张，这一眼睛向下的视线转移使他们蹚过河流，摸到了石头。

“服务于师生们的成长”，这是九年来，黄佑生历任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项目工作部副主任、培养培训管理科科长及湖南省教育厅国培办负责人后，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哲学。它决定着三湘大地的教师培训走向———基于师生的需求，提供合适的环境、专业的培训，助力师生成长。

他为这种哲学留下了美丽的注释：“返璞归真，回归常识。”

返璞归真的重要一步，在于把培育有“生命自觉”之人作为今日教育的时代任务。人无法选择这个时代，不能脱离这个时代，但可以通过生命自觉的培育去适应、回应并主动地介入时代，按照人的理想改造这个时代。

一个具有生命自觉的人，是能够主动“明自我”“明他人”和“明环境”之人，是充分展示自我生命的意义和创造活力，因此拥有生命尊严的人。这是当代中国最稀缺的人格特征。

要培育出这样的人，需要在教师培训中落实一个“还”字：把创造还给老师，让教育充满智慧挑战；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教师，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这亦是黄佑生认为“提高教师培训质量水平”的路径。

有一次，有一个贫困县的乡村教师，在长沙市主城区一所优质学校跟班学习后，回到本校不久写了一条微信消息，有人转给了黄佑生。内容是这样写的：“城里学校的硬件条件那么好，教学资源那么丰富，教起学生来肯定容易啊！随着跟岗培训的结束，我彻底感悟了什么是‘羡慕嫉妒恨。”

这个农村教师的感叹让他陷入了沉思。这又回到了之前的“合适”的问题。“全省将近60万教师群体，大部分是农村教师。什么样的培训才是最适合他们的？”黄佑生的语气十分低沉，却自有一种力量摄人心魄。

经过不断地思考和调整，他和国培办工作人员设计了送培项目，把优秀的培训者团队，拉到农村老师的“家门口”，并根据农村老师的需求，不断调整培训内容。于是，“省级送培到市县，县级送教到乡镇，名校送课到乡村校”的立体化送培模式由此产生，效果极佳。“要知道，现在我省的教师培训工作在全国可是排第三呢！”黄佑生终于笑了起来。

谁来对乡村教师进行专业化的培训？这也是萦绕在黄佑生心头的一大问题。“只有专业化的培训团队，才会有专业化的乡村教师培训。”黄佑生认识到，教师培训由“游击队”走向“正规军”，需要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培训团队。于是，他说服有关领导，启动了湖南省教师培训师培养工程，并担任首批教师培养对象高端研修班的班主任，大刀阔斧改革培养方式，创造性开设小组研修环节，带出了湖南教师培训“狼群”，在全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为此，学员亲切地称呼他为“黄教头”。

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一切。

黄佑生从不指望凭着一己之力能够改变教育现状，他的心愿无非是能改变一个教师，就是一个教师；能改变一所学校，就是一所学校；能改变一个区域，就是一个区域。

其实，任何改革者的教育理想总是无法脱离其所处的时代。

作为改革者的黄佑生习惯于在追问中告诫自己和他人，我们身逢的是一个大时代，一切都在转型与变革之中，如何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做出只有教育者才能做出的时代贡献？

今日之教育实践和教育学思考，如果缺少有重量的精神境界，缺少有价值的生命理想，无法实现生命质量上的翻转，就会愧对这个变革的大时代。

黄佑生的告诫与当年的费孝通颇有暗合之处，离世前的费孝通表达了对一种困境的忧虑：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读不懂，跟不上，对不起。

“他已经看得懂，跟得上和对得起自身经历的这个伟大的时代。”

要让“改变”真实地发生，必经的艰难和艰辛往往是那些旁观者无法体会的。

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一摞笔记本，上面专门记录了几年来他的工作日常。我随手一翻，看到的正是接受我采访前三天的日程安排———

连续三天的时间，除了睡觉、吃饭，几乎没有空隙，一直泡在学校和课堂里。上午连听四节课，下午前半段评课研讨，后半段与教师培训师团队和学校领导团队讨论规划，晚上与当地教育局领导开会总结近期进展。他有一种超出常人的令人惊叹的能力，可以长时间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以及思维与话语的高度清晰缜密……

黄佑生对教育实践的尊重，与他对“人”的尊重一脉相承。

他听课喜欢坐在教室前排，这样可以对教室中师生互动对话的过程一览无余。有时，他就坐在教室前排的地上，并开玩笑说“接地气”。

在随后的评课研讨过程中，黄佑生的笔总是记个不停。这是他多年以来的习惯，无论何种场合，只要有人发言，他都会做细致的记录。有的年轻校长因此怕与他同坐，一次研讨下来，自己的笔记本只有屈指可数的寥寥数行，而他的本子上却密密麻麻，鲜明的对比让校长们坐立不安。

这个细微的行为，表明了他对每一个“人”的尊重，流露出一种情怀：我在倾听你的发言，在捕捉你呈现的资源和带给我的启发，在与你对话、交流和沟通。

在捕捉老师们呈现的资源的同时，他也很乐意把自己的资源分享给老师们。

正如他每次讲座或者上课后，都会把课件和上课资料无偿提供给台下听课的老师们。而他每次的内容，也一定不会“长着同样的面孔”，它一定是经过重新调整，再次精心备课的结果。“这样才能提醒我不能止步不前，唯有不断改变。”

有了丰富的细小和细微，他的言谈举止就获得了一种深沉扎实的教育力量。

有一次外出作报告，正值盛夏，主办方安排的报告厅突然断电，室外38度以上的高温，一百来人的会场内没有空调，闷热难耐。由于还有点感冒，报告过程中，黄佑生明显有点中暑的征兆，汗流浃背，体力逐渐不支。邀请方劝他暂停报告，稍作休息。但黄佑生说：“有的老师为了听这场报告还提前几小时就来占座，我不能辜负听众。”他坚持站着讲了三个小时，结束时他不停地对台下的老师说“谢谢”。当时，台下老师们的衣服都汗湿了，但没有一个提前离会。

一如雅思贝尔斯所说：“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個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黄佑生不仅说暖心的话，还从不少乡村老师的故事里读到了淳朴、勤劳等与土地相连的精神气息，反思城里人的精神缺氧，思考儿童精神成长中的大山、城乡差距等问题———

“城市化的过程不只是改变农村经济和教育的贫困落后，也要改变城市的浮华和狂妄自大。这需要两类人之间相互尊重、欣赏、学习，从对方身上吸取精神能量，改变自己的不足。人逐渐变了，我们才会有新型的农村与城市。永远不要把别人当作你的工具，你才会看懂每一个具体和丰富的人。”

他常感叹：“我的身边都是好人，我经常遇到好人！”

其实，人不同程度地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教育者的伟大就在于能在不经意间唤醒人好的那一面，不断激发出人渴望变得更好、追求自我完善的内在发展需要。

“经常遇到好人”，其实是他善于焕发人性中更好的那个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