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度量、机理及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综述视角

李忻蔚，文淑惠，方俊智

(1.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国际农业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21；2.昆明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3.云南师范大学 泛亚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

一、引言

农业全球价值链指从农业生产投入到最终农产品消费的一系列跨国价值增值过程，主要包括投入(种子、肥料、农药、设备)、生产(种植、养殖)、包装与储存、加工(干制、冷冻、腌制、汁浆)、分销与营销等环节。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先后经历“超全球化时代”(Hyperglobalization)、“全球化放缓时代”(Slowbalization)，进入“超越制造时代”(Beyond-production)[1]，农业全球价值链随之演进并呈现以下特征：一方面，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环节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农业依托自身丰富自然资源和较低劳动力成本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2]；另一方面，在现已形成的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往往凭借先进技术和充分市场信息占据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和领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则主要从事原料提供、初级加工等基础环节，价值增值获利空间与控制能力较弱，面临“低端锁定”的困境[3]。

近年来，世界面临重大地缘政治风险，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扰乱全球经济步伐，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同时，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农产品供应链不稳定等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压舱石”和社会“稳定器”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在复杂国际形势下，如何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契机构筑更加坚实且具有韧性的农业价值链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对此，有必要正确认识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规律，明确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内在机理，探讨一国农业如何通过参与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实现产业升级路径。针对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取得了诸多有益成果，但尚未有文献对此进行系统综述。因此，本文在详细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于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演进规律、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并对研究现状进行评述与展望，以期加深学术界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的认识，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农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二、农业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演进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石，分析产品全球生产网络中价值创造活动及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的理论方法体系。农业全球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理论在农业问题研究中的应用。早期农业全球价值链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价值链的驱动方式，尤其是跨国连锁超市在“购买者驱动”价值链中发挥的作用。DOLAN等(2000[4]、2004[5])通过分析英国超市在肯尼亚和津巴布韦蔬菜生产结构中的作用，发现新鲜蔬菜贸易具有买方驱动全球商品链的许多特征，从价值链驱动力角度进一步探讨英国连锁超市和农产品零售商在非洲创建生产、分销和营销网络的作用及对当地经济和农民生计所带来的影响。随着全球价值链上农产品生产分工不断细化，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层面从产业向企业及产品不断细分深入，主要研究领域从价值链驱动方式向分工特征、治理关系，以及价值链参与对一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等方面扩展。

(1)分工特征角度的研究发现，农业全球价值链与其他产业不同，呈现以下分工特征：一是较高的前向参与度。与大多数工业部门相比，农业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主要是前向联系，具有较高的前向参与度，尤其是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6]。这一分工特征与农业的基础性产业地位相吻合，农业生产作为其他产业生产的上游供应部门，为众多产品生产提供必须的基本投入品，从而具有较高的前向参与度。二是较少的生产跨境次数。一国农业部门可通过直接或间接出口实现产品的多次跨境。但现有研究表明，大多数农产品贸易并没有跨越多个国界，大部分的出口中间品在进口国用于生产最终产品后供国内消费，再出口的比率很小[7]。这可能与农产品的易腐性、非标性等天然生物属性和地域消费特性相关，尤其是蔬菜、水果等新鲜农产品和地方特色农产品，大部分直接进入或经出口国加工后进入最终消费。

(2)治理关系角度的研究发现，农业全球价值链越来越多地围绕农产品零售商和加工商领导构建，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是农业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新兴经济体的农户和企业作为主要供应商成为价值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8]。治理关系不仅影响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还可能影响到食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差异。GEREFFI和LEE(2009)[9]构建的诠释农业全球价值链治理与食品标准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讨论了不同农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下对应的食品标准模式。主体间协调能力越低对应越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主体间协调能力越高则对应越松散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即：双寡头垄断治理对应“最全面的标准”、买方主导治理对应“以安全和质量为重点的产品标准”、生产者主导治理对应“以安全和质量为中心的工艺标准”、传统市场治理对应“最不全面的标准”。

(3)社会经济影响角度的研究发现，参与农业全球价值链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改善贫困：一是通过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农民就业率和劳动收入来改善贫困，特别是对蔬菜、花卉等高价值园艺产品国际生产分工的参与[10-11]。二是通过扩大农业企业的产品出口规模、增加出口商品价值，来提高农业企业的收入水平，进而实现减贫效果[12]。SUNGHUN(2021)[13]从国民经济结构角度研究了全球农业价值链参与和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认为现代经济体可以通过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跳过制造业而直接发展农业和服务业部门，在分工中实现农业部门的现代化发展。

(4)产业升级角度的相关研究表明，参与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农业升级。但也有学者认为，农业全球价值链具有俘获型或层级制治理模式的许多特征，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往往凭借较强的市场控制力占据价值链分工的核心环节，主导各生产环节的垂直整合布局，在种业、粮油等农业关键领域形成技术垄断或市场垄断，在食品领域制定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食品质量安全公共标准和“私人标准”来支配供应商的生产行为，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被锁定在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环节”组织生产，对其农业升级带来障碍[14]。

三、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度量体系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通常被定义为通过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创造更高附加值，提高生产效率或从事附加值更高生产环节的过程，主要体现为产业在价值链分工中增加值获取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度量也主要围绕价值和技术这两个维度展开。

(一)传统度量指标

从价值维度衡量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核心在于增加值的创造能力，以一国农业向位于价值链上游位置的更加复杂产品及更高附加值生产阶段攀升作为升级的衡量标准，主要运用KOOPMAN等( 2010)[15]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FALLY(2012)[16]提出的上游度指数、WANG等(2017)[17]定义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等方法测算。例如，杨杰(2017)[18]测算各国农业全球价值链长度及农业上游度指数发现，发达国家农业全球价值链长度均高于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农业增值能力与上游度水平存在倒“U”型关系。周南南和于文洁(2021)[19]通过对比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农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和地位指数发现，中国农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存在“参与程度高、分工地位低”的问题。MONTALBANO和NENCI(2022)[20]通过测算世界各国农产品生产部门和食品加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和地位指数，发现分工参与对人均增加值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从技术维度衡量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核心在于技术的自主能力，以出口农产品中具有更高的国内技术含量为升级的衡量标准，主要运用HAUSMANN等(2007)[21]提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和倪红福(2017)[22]提出的出口技术含量指数等方法测度。例如，孙延红等(2020)[23]使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来衡量一国农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较大差距且这一差距存在扩大趋势。无论是使用价值维度，还是技术维度的指标进行衡量，学者们都得到了大致相似的结果，即发展中国家农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较低地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升级空间。

(二)综合度量指标

价值维度的衡量指标虽然能够较好刻画一国农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情况，但其实质体现的是一国或地区农业在国际分工链条上所处的“上游”或“下游”位置[24]，即与最终需求或离初始要素端的距离，反映农产品被最终消费者或被其他生产者作为中间品的使用程度。这种位置未必能与价值链条上的高附加值环节或强控制力环节准确对应，也不能直接反映农业在价值链分工中的贸易利得情况。且无论是价值维度指标还是技术维度指标，都只能从单一角度衡量升级情况，缺乏综合的测度与评估[25]。对此，有学者尝试从多重维度构建度量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综合指标。例如：高越和徐邦栋(2016)[26]以上游度指标为基础，从“嵌入位置”与“增值能力”双重维度测度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彭新宇和冯迪(2016)[27]在贸易增加值分解体系下构建了一个农业最终产品增加值构成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包含了行业价值指数、地域价值指数、行业与地域的交叉价值指数，尝试从行业、地域、交叉等多重维度来刻画农业最终产品的价值构成。这些研究体现了学者们对价值链升级更加丰富内涵的不断探索，推动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度量指标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四、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理

(一)升级机理

关于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作用机理的研究多以ERNST和KIM(2002)[28]提出的全球生产网络中知识转移的概念框架为基础展开。该框架强调全球生产网络的知识载体作用，揭示了本地企业通过与全球领先企业的“内部化”及“外部化”的交互过程获得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转移，从而实现升级的内在作用机制。现有文献发现一国农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够通过进口学习效应、投资溢出效应、标准转移效应和企业网络能力效应等途径来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及价值链获利能力提升。这些升级途径的实质是围绕农产品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机制，探讨农业全球价值链上知识溢出对升级的促进效应，一国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是这些效应的综合结果。

(1)进口学习效应。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带动中间品进口和出口的增长，企业可以通过对进口商品的模仿、学习、吸收和利用，获得自身技术水平的改善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增强自身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并促进其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GREENVILLE和 KAWASAKI(2018)[29]通过对141个国家及地区的22个农业部门的数据检验发现，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中间投入与农业部门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发展中经济体能够通过参与农业全球价值链促使国内农业企业从进口中学习，进口的中间投入品使得本国农产品生产组合更加多元化，由此带来生产技术变革机会，对农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及农业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升级并提升其在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利能力。

(2)投资溢出效应。DRIES和SWINNEN(2004)[30]通过分析波兰乳制品行业相关数据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小型供应商的影响发现，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纵向协调和水平溢出两种间接效应实现投资带来的技术、知识和信息的溢出，能够明显提高产品质量和供应商生产能力。这一过程中，外国公司和本地供应商首先通过订立合同使投入市场和产出市场相互关联，合同中关于增强供应标准的要求促使跨国企业向小型供应商提供获得生产技术、必要投资以达到更高标准的机会，导致了知识的正向垂直溢出。而当本地的其他公司观察到这些垂直整合的成功案例时，他们会迅速调整企业战略并复制这些成功模式，从而实现更广泛的水平溢出。马述忠等(2017)[31]通过对G20及OECD国家的农业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对提高出口农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而提升一国在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说明对内对外投资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通过一个国内的“学习过程”才能发挥在农业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促进作用。

(3)标准转移效应。JAFFEE和MASAKURE(2005)[32]以及HENSON和HUMPHREY(2010)[33]的研究发现，农业全球价值链上食品标准的传导同样能通过促进农业生产力来推动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制定者主要是欧盟、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国际性连锁超市和大型跨国农业企业通过对其全球供应链上游环节的质量检测和标准要求成为农产品标准的传导者，引导发展中经济体在农产品及加工过程中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生产管理。这些标准中还涉及对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流程的合法性，以及作物综合管理、环境保护和劳动者人权等方面的更多要求，进而促进发展中经济体农业生产综合管理体系及外部环境的改善。可见，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是高收入国家消费者偏好和发展中国家生产者之间的桥梁，而农业全球价值链则是支撑起桥梁的基石[34]。这座“桥梁”上传递的既有农产品质量标准，还有农业生产体系标准、综合管理要求、消费市场信息等多重显性知识或隐性知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吸收、消化和转化，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产品质量的提升、产品种类的多元，进而实现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及在价值链环节的攀升。

(4)企业网络能力效应。李飞星和胡振华(2016)[35]考察了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生产网络“双重嵌入”对农业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发现网络嵌入中的农业企业可以通过增强企业的网络能力直接提高企业竞争力，进而促进农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农业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对此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农业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与上下游的相关企业相互往来形成了复杂社会网络关系，企业通过有效处理与其他网络成员的技能协调、伙伴知识和内部交流等关系，能够不断提升自身对网络中各种技术、知识、资源和信息等的利用能力，这种“网络能力”有效促进了农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二)升级路径

通常观点认为，加工产品与初级产品相比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因此，农业价值链升级路径的传统观点与制造业升级路径相似，认为一国农业应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由初级产品生产向食品加工环节转移，从而实现从价值链上附加值较低的“低端环节”向附加值较高的“高端环节”攀升。然而现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GREENVILLE等(2019)[36]及OECD(2020)[37]的研究证明了沿着价值链条移动进入食品加工部门并非全球价值链上农业部门获取更高增加值的唯一途径。对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农业生产国而言，比较优势是价值链升级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并非所有的国家在食品加工环节都能获得同样的国内增加值，那些处于农业产业发展低级阶段且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国家在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加工材料的过程中并不一定具有比较优势，反而有可能偏离该国的比较优势。而一国农产品进入全球价值链，在满足外国加工商要求和消费者需求时，也能够通过一系列的生产任务使产品具有更高的市场竞争力，也能带来产品的“增值”。因此，提升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或促进产品多样化，也可以成为一国农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策略。也就是说，一国农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存在两种升级路径：第一种是农产品加工路径，即通过向价值链下游移动实现更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第二种是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路径，即通过专业化生产实现农产品的更高价值增值。一国采用哪种路径作为价值链升级策略，需要密切结合该国的农业比较优势、产业发展阶段和其他因素共同决定。

五、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

气候和地理的差异及生产性农业土地资源的禀赋，决定了各国生产不同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格局，而比较优势、政策支持、生产配套服务等因素共同影响一国参与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情况[38]。由于自然资源禀赋情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本研究侧重从政策支持、生产服务投入、外部条件等可变因素来阐释其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详见表1)。

表1 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

(一)政策因素

政策是影响一国参与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实现升级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贸易政策、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

(1)贸易政策对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国内增加值的创造尤为重要。相关研究表明，关税增加了贸易成本，直接降低了出口方的利益，无论是进口关税还是出口关税均会降低一国参与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及增加值创造能力[39]。非关税措施(NTMs)既可能促进农业价值链贸易，也可能起到阻碍作用，取决于措施的具体设计[40-41]。提振市场信心的非关税措施会对农业价值链贸易和升级产生积极影响，而那些导致贸易摩擦的非关税措施会使贸易成本上升而降低产业竞争力及其参与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增值能力。技术壁垒在农业全球价值链中广泛存在，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SPS)和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是最常见的两种非关税措施。出口市场的SPS及TBT条例和标准鼓励农业生产者采用更优生产管理和使用更先进技术，这些措施虽然造成一定的进入壁垒，但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生产商可以进入新的、高价值的市场并获得更大贸易利得。这些非关税措施通过建立必要的规则来增强消费者信心并巩固贸易市场，从而对农业价值链参与和升级产生积极的影响。现实中，农业部门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往往高于许多其他部门，尤其是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部门。一国需要综合考虑粮食安全、长短期供应稳定和农业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协同联系，科学制定相应的贸易支持政策来促进农业价值链升级。

(2)对于投资政策的研究表明，投资自由化能够促进一国参与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内和对外直接投资都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产生积极的影响[42]。因此，一国应努力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减少资本流动的障碍，畅通资本要素流通渠道，积极鼓励农业资本“走出去”和“引进来”。

(3)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表明，农业政策对价值链升级可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扭曲了市场行为[38]。扭曲市场的农业支持政策会对价值链升级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与投入和产出挂钩的农业补贴造成市场扭曲，会对参与农业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就业和劳动力回报产生负面影响，降低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损害农业价值链的获利能力。相反，不扭曲市场行为的农业政策会对价值链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如增加农业研发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农民生产技术培训、建立农产品营销和推广体系等支持农业生产率可持续增长的政策，能够提高劳动力回报和国内增加值[43]。因此，一国在制定农业价值链升级的国内支持政策时，需要注意在不扭曲市场的情况下以促进生产率和可持续性为目标来科学制定。

(二)非政策因素

影响一国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非政策性因素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性服务投入、基础设施、国民教育、营商环境等方面。其中，农业生产性服务指以中间投入的方式向农产品生产者提供的服务产品与支持性劳动，包括农业科技服务、金融和保险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农产品运输和销售服务等[44]。农业生产性服务投入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投入方面，为一国农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必要条件，能够促进农业优势要素资源输出并推动农业向价值链两端聚集，对国内附加值创造及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45]。例如：技术指导、商品推广服务和市场信息咨询等农业生产性服务投入的规范化管理，促进了加纳、肯尼亚和赞比亚种植玉米、木薯和高粱等产品在农业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的增加[2]。此外，完善的交通运输、信息设施及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是协调复杂和分散农产品各环节的必要基础，对一国在农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具有积极影响[46]；国民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农业人力资本，而高质量的农业人力资本被认为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关键因素[23]；营商环境的改善，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创业便利化程度提升等外部条件都有助于促进一国在农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47]。

六、研究展望

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开放经济下产业升级问题研究提供了一套完备且系统的方法，但与工业制造业相比，农业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仍未形成体系且相对局限[48]，发展中经济体如何通过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农业产业升级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本研究对照工业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的相关成果，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作出以下四个方面展望。

(一)升级内在复杂作用机理揭示

现有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机理研究主要从知识溢出角度探讨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的技术、标准和经验等溢出对升级的促进效应，与现有研究对工业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复杂作用机理揭示相比，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机理研究存在较大不足。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企业主要通过垂直专业化、后发优势、产业联动和“雁阵”转移等直接作用机制，以及知识扩散、技术创新和外资溢出效应的间接作用机制促进其升级[49]。而“挤出效应”“吸收门槛”“低端锁定”等效应的存在会对升级产生消极影响，使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呈现非线性规律[50]，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是这一系列复杂效应的综合结果。虽然农业全球价值链的一些升级驱动因素与制造业相似，但农业的自身特点影响着其价值链上各生产环节的拆分程度及构成方式，关于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内在复杂机理的“黑箱”有待进一步揭开，升级规律有待系统揭示。

(二)多元升级路径拓展研究

现有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价值链上的加工环节攀升与生产环节专业化水平提升两个方面(见图1中的升级路径①和②)。这两种升级路径的核心思路都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由外向内”地看待一国农业价值链升级问题，关注重点在于国际分工过程中实现升级，即一国需先参与到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而后再向高一级的路径发展。除此之外是否存在从国内价值链视角“由内向外”或其他视角的农业价值链升级路径？事实上，已有学者对广义产业及制造业“国内价值链→区域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路径进行了探讨(见图1中的升级路径③和④)。这些学者从国内价值链角度出发，探讨基于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导向的国内价值链向全球价值链过渡的升级路径[51-52]。这种升级观点的核心在于依托不断发展的国内中高端市场需求，培育具有较高竞争力的企业集群或培育某个行业价值链上高端环节的竞争优势，以此构建较高能力的国内价值链并逐步向周边国家及更多区域拓展，进而实现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这一观点为发展中国家从被“俘获”的全球价值链中实现突围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也为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及思路。

图1 农业全球价值链多元化升级路径展望

(三)升级影响因素异质性探讨

不同国家及地区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效果往往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可能源自各国产业基础能力、吸收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也可能源自农业生产对自然资源及地理环境较强的依赖性或其他方面的因素。异质性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且更为准确地理解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规律，是制定农业全球价值链全球化战略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目前，已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如：基于EORA数据库189个国家和地区的地域划分，引入地理虚拟变量解释全球价值链变化与农业人均增加值变化之间关系的异质性，得出与西欧相比，东欧、南美、中亚、东亚和北非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对该区域农业的影响存在更为显著的差异[20]。以上学者虽然指出这种异质性格局可能是由这些地理区域的不同背景特征所决定，但未进行深入讨论和进一步解释，有待未来研究进行完善。

(四)生产性服务对升级效应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中的服务不仅起到生产投入作用，而且涉及更多的价值创造活动[53]。随着全球化迎来由服务领域工资率差异全球套利所推动的“第三次解绑”，包括农业生产性服务在内的底层嵌入式服务的拆分越来越细化，对农业全球价值链的构成及其升级带来深刻影响。现有文献对生产性服务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充分，研究成果表明，一国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通过为制造业嵌入更多“高级要素”来改善要素投入结构[54]或通过质量改进的“垂直效应”与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水平效应”来提高出口产品品质[55]，从而促进该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与此相比，农业生产性服务投入与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讨阶段，现有研究虽然验证了生产性服务投入能够促进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但其中的影响机制尚不明确，仍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