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耦合关系困境的博弈分析

时间：2024-04-24

殷阿娜　邓思远

摘要自2005年环京津贫困带概念被提出到现在，环京津贫困带与周边地区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已陷入了缪尔达尔所述的“贫困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耦合关系目前呈现逆EKC曲线倒退式特殊发展模式特征，通过进化博弈分析，得出：环京津贫困带生态性贫困的现实特征是由于京津冀地方政府间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外部（中央）政策性施压造成的被动性短期进化稳定均衡，要实现生态环境与减贫良性互动发展，需要京津冀大区域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协同发展；因此，提出了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困境关系的对策。

关键词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3-0057-06

2005年8月17日，由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首先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指出：“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存在着环绕河北省的24个县（区）组成的贫困带，贫困人口达180.4万人”[1]。这份报告引起了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巨大震惊，由此国内开始对环京津贫困带的贫困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查询中国文献数据库，关于环京津贫困带相关问题研究的文献共有536篇，其中以环京津贫困带为题目的仅有88篇。纵观这些文献，学者们主要从宏观层面深入探讨了环京津贫困带的贫困现状、原因与发展对策，普遍认为自然与人为因素是造成环京津贫困带贫困问题的根源[2-5]，提出了建立生态经济区、跨区域生态补偿制度、旅游扶贫、政策扶持等经济发展对策[6-8]。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有关环京津贫困带贫困问题的研究视野较单一，就“贫困”而论“贫困”居多且研究方法多为宏观论述。在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点战略并进入实质推进阶段背景下，有学者称：“如果把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比作木桶，环京津贫困带则是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因此，关于环京津贫困带的研究需要深入拓展。

本文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从环京津贫困带的生态—贫困耦合关系为切入点，试图通过理论分析与博弈演绎，从而寻求造成当前发展困境的原因以及探讨京津冀大区域生态—经济—减贫协同发展的共赢模式。环京津贫困带范围为《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2014～2015）》中“燕山—太行山”片区与原环京津贫困带（24个县区）重合的22个国家级贫困县：包括承德地区的承德县、平泉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张家口地区的宣化县、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万全县；保定地区的涞水县、阜平县、唐县、涞源县、望都县、易县、曲阳县、顺平县。

一、环京津贫困带贫困问题与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一）环京津贫困带贫困现状分析

自2005年环京津贫困带概念被提出到现在，环京津贫困带的贫困问题依然很严峻。如图1所示，以2005年物价水平为基年，可以得出：2005～2014年，环京津贫困带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河北省平均值、北京市和天津市同类指标相比，其绝对差距呈持续拉大的趋势，自2012年起绝对差距增速有所降低；目前，环京津贫困带人均GDP与天津市的差距最大，2005年天津市人均GDP较环京津贫困带高出29 916元/人，2014年绝对差距增长至64 985元/人，9年期间差距拉大了一倍有余，年环比增长速度平均为9.1%；环京津贫困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北京市的差距最大，2005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较贫困带高出5 117元，2014年绝对差距增长至10 583元，9年期间差距翻了一倍，年环比增长速度平均为8.5%。

为了更好地比较环京津贫困带县（区）的贫困差距问题，如图2所示，以2005年物价水平为基年，取京冀边界两侧县区（北京市的房山区、密云县、延庆县和河北省的怀来县、丰宁县、涞水县）相关指标作对比来看：2005～2008年，京冀两侧县（区）人均GDP差距持续缩小，随后2008～2010年出现大幅上升并超过2005年差距水平，且2011年后京冀两侧县（区）人均GDP差距基本维持在15 382元左右，较2005年差距拉大了19%；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2005～2013年，京冀两侧县（区）收入差距呈现缓慢拉大的趋势，2013年较2005年收入差距拉大了34%。

综上所述，环京津贫困带与周边地区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已陷入了缪尔达尔所述的“贫困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环京津贫困带贫困问题的严峻程度不容忽视。

（二）环京津贫困带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分析

根据《2005-2006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9]，环京津贫困带多分布于燕山和太行山区，处于半干旱和半湿润过渡气候带，属沙化、石化严重的生态脆弱区，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退化，有效耕地面积不足30%。环京津贫困带除属于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外，还是京津重要的水源保护区和生态屏障区。因此，受生态保护压力，据调查，自“九五”期间开始，环京津贫困带实施了国家“退耕还林（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稻改旱”、“21世纪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工程”等，环京津贫困带关停企业多家，承德仅潮白河流域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就高达800多项，每年造成利税损失达10亿多元。经政策性治理，环京津贫困带近年来生态环境状况良好，2015年，如图3所示，河北省生态环境良好的县区中80%以上均属于环京津贫困带区域（2015年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2014年，张家口市和承德市被国家列入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二、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耦合关系的逆EKC曲线解释

反映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或人均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早期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当属20世纪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EKC曲线如图4所示，说明国家或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当到达某个临界点如图中L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然而，随着区域性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是解释经济与环境、贫困与生态关系的普适定理，特别是生态脆弱区域，出现了生态性贫困的逆EKC曲线特征。生态性贫困的概念源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1987年发布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穷人为了生存被迫过度使用环境（自然）资源，而他们对资源的过度开采进一步导致贫穷”[11]。如图4中所示，生态脆弱区域往往生态环境敏感性强、自然调节和恢复能力较其他区域差，生态脆弱區域经济发展中，人均收入或经济发展水平还远未达到临界点L前即L0点，其生态环境已达到了承载临界点即E0点，经济发展在EKC曲线上的X0点出现了逆向反转，生态环境的恶化抑制经济发展，人均收入降低，贫穷进一步促进当地居民加剧对生态资源的索取，进而进一步导致生态环境质量大幅下降，区域陷入了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与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即X0点沿着虚点曲线向原点逆向发展。

环京津贫困带是我国典型的生态脆弱区，20世纪90年代已显现出明显的X0拐点特征。现今之所以没有陷入生态环境与贫困的“双困”境地，而是呈现出生态环境良好、当地居民贫困加剧的特殊情况，其原因是：环京津贫困带生态性贫困除具有生态脆弱区典型的“生态抑制性”特征外，近些年来更重要的是受京津生态保护压力作用而导致的“生态保护性政策致贫”的特征，表现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为：EKC曲线上自X0点沿曲线倒退发展的特殊情况，其实质是以抑制当地经济增长来换取生态环境质量的被动模式。当今，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环京津贫困带是影响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短的那块木板，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问题势在必行，而根本路径如图4所示，必须要实现X0点向右上方向的彻底逆转即虚线所示，即最终达到维持一定良好生态环境质量水平上，人均收入能够持续增长。然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将构建导致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现状的地方政府间、居民主体间的进化博弈模型，来分析造成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关系现状的原因，进而探求破解方法，实现该区域减贫、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共赢。

三、环京津贫困带“生态保护性政策致贫”的主体博弈分析

本文选用进化博弈模型，进化博弈模型属于有限理性博弈模型，与大多数约束条件为完全理性的博弈模型相比，更符合人们在现实决策活动中的实际行为模式，能够分析有限理性博弈方组成的群体成员的策略调整过程、趋势和稳定性。

（一）京津冀地方政府间非对称进化博弈分析

假设地方政府的决策受政府官员群体策略的影响，政府官员个体为有限理性人。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带地理位置上处于京津上风上水的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压力大，河北省政府在贫困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上拥有“治理环境”和“不治理环境”两个策略，而京津政府在“搭便车”和“生态补偿”策略间进行选择，博弈模型如表1所示。

表1中，河北政府选择治理环境策略的收益为w1，不治理环境策略的收益为w2，由于监管和治理环境需要付出成本，因此，w1l2。很容易可以看出，在一次博弈中，河北政府和京津政府都有严格优势策略，博弈的纳什均衡为：不治理环境，搭便车。为了更好地反映博弈方的长期博弈趋势与特点，以下使用有限理性进化博弈模型来具体分析。

假设在河北政府官员群体中，有比例为z的博弈方采用策略1，比例为1-z的博弈方采用策略2；京津政府官员群体中，有比例为r的博弈方采用策略1，比例为1-r的博弈方采用策略2。河北政府博弈方的策略1和策略2的期望收益分别为u1e和u1d，平均收益为u1。京津政府博弈方的策略1和策略2的期望收益分别为u2e和u2d，平均收益为u2。因此，期望收益和平均收益分别为：

u1e=r×w1+（1-r）×（w1+a）=w1+a-ra

u1d=r×w2+（1-r）×（w2+a）=w2+a-ra

u1=z×u1e+（1-z）×u1d=z（w1-w2）+w2-a-ra

u2e=z×l1+（1-z）×l2

u2d=z×（l1-a）+（1-z）×（l2-a）

u2=r×u2e+（1-r）×u2d=z（l1-l2）+l1-a-ra

由此可得河北政府博弈方和京津政府博弈方的复制动态方程分别为：

■=F（z）=z（u1e-u1）=z（1-z）（w1-w2）

■=F（r）=ru2e-u2=r（1-r）a

首先，分析河北政府官员群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当■=F（z）=0时，复制动态方程是稳定的。由于w10，即w1>w2，可通过减少w2收益或增加w1收益达到。近些年，环京津贫困带“生态保护性政策致贫”的现状正是通过外力强制减少w2收益所导致的，在政治地位不平等下，京津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通过对河北省地方政府施加惩罚压力，迫使其对环京津贫困带进行生态环境治理，这种被动性短期进化稳定策略在长期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分析京津政府官员群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当■=F（r）=0时，复制动态方程是稳定的。由于a>0，因此r=1是进化稳定策略（ESS），说明京津政府官员群体受地方利益至上驱使，在任何环境下均倾向于搭便车行为，根本不会有对环京津贫困带进行生态补偿的动机。

（二）环京津贫困带居民群体对称进化博弈模型

假定居民群体间是无差异的，构建环京津贫困带居民群体对称进化博弈模型如表2所示。

居民群体有两种类型：节约环保型和非节约环保型。节约环保型居民注重生态环保，不过度破坏资源与环境，非节约环保型正好相反。居民群体A采用节约环保和非节约环保的比例分别为r和1-r；居民群体B采用节约环保和非节约环保的比例分别为z和1-z。同时，鉴于环京津贫困带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α<β。由于是对称进化博弈，只需要计算一个博弈方即可，期望收益和平均收益如下：

u1=z×α+（1-z）×α=α

u2=z×β+（1-z）×β=β

u=r×u1+（1-r）×u2=rα+（1-r）β

■=F（r）=r（1-r）（α-β）

分析環京津贫困带居民群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当■=F（r）=0时，复制动态方程是稳定的。由于，α<β，α-β=0，因此r=0是进化稳定策略（ESS），即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下，环京津贫困带居民的长期稳定策略为非环保型居民类型；如果想要实现r=0向r=1的进化稳定策略转变，其必要条件是：α-β>0，即α>β。

（三）博弈分析结论

经过以上进化博弈分析，总结分析结论如下：

第一，在京津冀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现实情况下，京津地方政府长期不会有对环京津贫困带进行生态补偿的动机。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下，河北省地方政府的长期稳定策略是不进行强制监管和治理环京津贫困带生态环境，而近些年来的强制性治理措施是由于京津冀地方政府间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外部（中央）政策性施压造成的w1-w2>0下实现的被动短期进化稳定策略均衡，这种策略均衡在强烈的河北省地方政府原稳定策略（z=0；不治理）下是不可持续的。只有通过实现增加w1收益下即河北省采取治理环境策略后的收益高于不进行治理的收益才能实现主动性长期稳定策略即进行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策略。

第二，环京津贫困带居民群体在目前人均收入水平下不具有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其长期稳定策略为非环保型居民类型。近年来，在“退耕还林（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稻改旱”等政策性压力下，以惩罚性措施降低当地居民β收益促使环京津贫困带居民遵守保护环境的政策，这种进化稳定策略同样是被动的、短期的和不可持续的。只有通过有效提高居民节约环保策略下的α收益，才能实现r=0（非环保型群体）向r=1（环保型群体）的进化稳定策略转变。

第三，只有实现河北省地方政府w1收益和环京津贫困带居民群体α收益增加，才能最终实现京津冀生态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这是解决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与生态环境关系困境的根本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关键是要打破京津冀三地政府不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及各自为政的地方管理观念，需要京津冀大区域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协同发展。

四、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关系困境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可知，环京津贫困带概念自2005年被提出到现在，区域居民的贫困问题不但没有改善，贫困差距反而呈不断加深的发展趋势。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的耦合关系与一般生态脆弱区生态性贫困的特征不同，表现为经济发展低水平阶段上EKC曲线逆向倒退发展模式特征，即随着经济倒退和贫困加剧，其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提高。经博弈分析，这一现状的实质是“生态保护性政策致贫”的主体间博弈后所达到的被动性短期进化稳定均衡，在长期发展中是不可持续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的困境关系，实现生态、经济与减贫协同发展，提出以下对策：

（一）破除小区域个体理性、构建京津冀大区域政策性顶层设计机制

环京津贫困带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其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是京津冀大区域的共同课题，是决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最终能否顺利实现的最短木板。然而，博弈模型告诉我们，在京津冀地方政府政治地位不平等、地方利益个体理性下，京津地方政府没有对环京津贫困带进行生态补偿和合作发展的动机。因此，要解决环京津贫困带不公平的“生态保护性政策致贫”的现实问题，必须构建突破小区域个体理性的京津冀大区域政策性顶层设计机制。然而，虽然我国于2014年8月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但目前仍以三地政府领导协商会议为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顶层政策设计与统筹仍待进一步加强。理论与现实经验证明：只有根本性形成“中央统筹”、“地方合作”、“利益共享”的协调运行机制才能突破京津冀区域发展的难题，这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关键和重中之重。

（二）认识生态资本，规划区域生态资本运营战略

从人类对资本的认识次序（生产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生态资本）上来看，生态资本是人类对资本认识的深化和高级形式，生态资本是在自然资本概念基础上更加强调生态环境质量有价。只有深刻认识生态资本、规划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资本運营战略才是解决该区域生态—贫困关系的根本出路。一方面，加快规划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资本的产业战略，应根据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资本存量的分类划分基础上具体制定，包括如生态农业及有机食品产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生态建筑和房地产业、生态文化产业等；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明确界定环京津贫困带水资源产权，确立水资源定价机制，实现公共资源有偿使用与保护治理。

（三）加强区域教育资源建设、提高居民科学知识水平

现实中，贫困与教育往往是高度相关的，教育通过提高居民的知识水平，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资源节约与社会稳定。环京津贫困带必须加强区域教育资源建设，除正规的升学教育外，还应切实发挥村委会、居委会、街道办等机构的知识教育与宣传作用，采用公益性知识普及讲座等形式，提高当地居民科学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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