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升级

刘东皇++王志华++葛莹玉

摘 要对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多从成本视角进行分析，从收入—消费视角研究两者的量化关系缺乏。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文章构建了分析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并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对居民消费需求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推动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推动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政策含义是，经济新常态下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形势，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产业结构；消费需求；中介变量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2-0001-0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丰富劳动力资源推动着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当前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结构调整是热点话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了，“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产能的结构性过剩和服务业比重偏低（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十三五”时期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优化产业结构成为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课题。产业结构作为国民经济的部门经济的构成，纵观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推动着产业结构持续升级：1978年GDP在产业间的布局第一产业为28.2%、第二产业为47.9%、第三产业为23.9%，截止至2014年我国GDP在产业间的布局演变成第一产业9.2%、第二产业42.6%、第三产业48.2%。

对于中国产业结构的研究，早期的研究者关注农轻重比例失衡（杨坚白和李学曾[1]，1980），借鉴国外产业结构理论（配第-克拉克定理、二元结构转变论、不平衡增长理论、部门分析理论和雁形形态论等）学者们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现状、特点和发展方向。进入新世纪，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较快，产业结构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化，研究者更加重视产业的内部结构（李江帆和曾国军[2]，2003；王德文等[3]，2004）。在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基于“价值链”理论刘志彪和张杰[4]（2009）指出，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实现两者协调发展，是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战略；在服务业发展方面，欧阳峣等[5] （2014）通过数据的国际比较认为当前中国GDP的产业格局仍然有巨大的调整空间，第三产业①、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亟待发展。

要素禀赋的变化所带来要素价格的改变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者报酬率持续下降以及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刘易斯拐点”到来），学者们开始基于劳动力成本视角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微观的企业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是采用转型和转移两种应对方式，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转移和制造业转型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在制造业转移方面，一国（地区）产业结构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最优的产业结构应当和要素禀赋相吻合（林毅夫[6]，2010），基于成本视角Arthur. Lewis[7]（1972）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驱使着发达国家（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推动着产业结构升级。在制造业转型方面，Romer[8] （1987）强调，高工资驱使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带动着产业升级。基于内生增长模型林炜[9]（2013）利用1998～2007年期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激励弹性系数，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罗来军等[10]（2012）研究也认为较低的工资水平削弱了企业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的积极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调整。通过成本机制（“工资侵蚀利润”）学者们分析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的“倒逼效应”推动制造业的转移或转型，进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此外，除了成本机制外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还可以通过收入—消费渠道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收入—消费机制是指劳动力成本对劳动者而言是收入，工资水平的上涨提升了劳动者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得以攀升，由于“恩格尔定律”同“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内在联系，由此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升级。

梳理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对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学者们从成本机制视角分析劳动力成对产业结构（制造业企业）影响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收入—消费机制视角的分析相对欠缺。基于此，本文从宏观的消费成长视角分析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产业结构升级的链条关系，并设计实证研究的思路；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产业结构升级的链条关系；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理论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假设

一般而言，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当一个国家（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产业结构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通过成本机制和收入—消费机制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发生产业转移或者转型，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现有的理论研究，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施加影响，其中一条重要的渠道就是通过推动消费成长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也称收入—消费机制）。消费需求是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换成劳动者的视角就成为了收入，由此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因素，进而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消费需求会产生两大影响：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一方面，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会带动产业规模的扩大形成规模经济，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创新同时也具有驱动效应（Schmookler[11]，1966），推動着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升级，即“恩格尔定律”同“配第-克拉克定理”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综上所述，劳动力成本、消费需求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链条关系可以如图1所示。

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为检验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链条关系，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系列假说：

H1：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相关关系。

H2：消费规模扩张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

H3：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

H4：劳动力成本与消费规模扩张具有正向影响。

H5：劳动力成本与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

H6：消费成长在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逻辑和假说，本文将消费成长作为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一个中介变量，并对上述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二）研究设计

根据图1所示的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图，基于Kristopher[12]（2004）的中介效应模型，本文将劳动力成本作为自变量，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因变量，消费需求则是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结构的中介变量，消费成长包含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两大层面的内容，如图2所示。“总效应”（Total Effect）是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中介效应”（Mediating Effect）则是劳动力成本通过消费需求（中介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见图2）。

为了检验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消费需求中介效应，参照温忠麟等[13]（2004）的逐步回归法本文设计如下一组回归模型：

ISt=α1+βLCt+μt （1）

Ct=α2+γLCt+εt （2）

ISt=α3+ψCt+ζt （3）

ISt=α4+β′LCt+θCt+ξt （4）

其中，IS为产业结构，LC代表劳动力成本，C表示消费需求（消费规模或消费结构），t是时间标记，μ、ε、ζ和ξ分别为各个回归方程的随机项。如果将式（2）代入式（4），我们可得到：

ISt=α5+（β′+γθ）LCt+Ct+κt （5）

在式（5）中，系数γθ度量的就是通过消费需求这个中介变量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由于系数β度量的是总效应，γθ/β则表示通过消费需求这个中介变量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占其总效应的比重（中介效应/总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的变量如下：

（1）劳动力成本（Labor Cost）。在我国现行的统计体系里缺乏劳动力成本的统计数据，考虑到工资是劳动力成本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使用工资来衡量，相关的指标有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和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等。本文使用在岗人员平均工资（LC）作为衡量劳动力成本的指标，单位为元。

（2）产业结构（Industrial Structure）。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中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一般来说，其衡量指标有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 值）/GDP，本文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分别用IS1 和IS2表示，单位为%。

（3）消费规模（Consumption）。消费规模反映的是经济社会里消费的总量指标，相关的指标有消费支出总额和人均消费支出等。本文使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消费支出/人口總数）作为衡量消费规模的指标，用C表示，单位为元。

（4）消费结构（Consumption Structure）。消费结构是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不同类型消费资料的构成，恩格尔系数（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所占比重）是国际上的通用指标，我国现行的统计体系里有城镇恩格尔系数和农村恩格尔系数，缺乏总体的恩格尔系数，基于此本文使用城镇恩格尔系数来衡量消费结构，用CS表示，单位为%。

2.数据说明

样本考察期为1980～2014年，本文运用197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剔除掉了价格的影响，对于绝对量指标（LC和C）取对数化（ln）。上述数据皆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经济变量统计描述见表1。

（二）检验结果

根据研究设计，运用中国1980～2014年的时序数据本文对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消费需求中介效应进行实证考察，以第三产业增加值/GDP作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检验结果见图3。

图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0675，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假说H1获得了支持。由劳动力成本到消费规模的路径系数（0.1850）和消费规模到产业结构的路径系数（0.0866）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对消费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假说H4和H2得到了支持。由于假说H1、H4和H2得到了支持，说明了消费规模扩张在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起到了中介作用。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所测算的中介效应值（γθ=0.0180）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26.72%，由此基于消费规模角度的假说H6显著成立。除通过消费规模这个中介变量外，劳动力成本还可以通过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根据检验结果（见图3），由劳动力成本到消费结构的路径系数（-0.0841）和消费结构到产业结构的路径系数 （-0.2274）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对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影响，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假说H5和H3得到了支持。由于假说H1、H5和H3得到了支持，说明了消费结构升级在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起到了中介作用。我们所测算的中介效应值（γθ=0.0171）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25.28%，由此基于消费结构角度的假说H6也显著成立。

为了进一步验证我们实证结果的稳定性以增强实证结论的说服力，本文进一步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对劳动力成本、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升级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见图4）表明，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0601，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假说H1仍然得到了支持。由消费规模到产业结构的路径系数（0.0830）可以看出，消费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上文的研究结论几乎一致。在假说H1、H4和H2得到支持的条件下所测算的中介效应值（γθ=0.01230）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18.25%，由此基于消费规模角度的假说H6得到了支持。基于消费结构角度，由消费结构到产业结构的路径系数（-0.4914）可以看出，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假说H3得到了支持。在假说H1、H5和H3得到支持的条件下所测算的中介效应值（γθ=0.0393）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58.26%，由此基于消费结构角度的假说H6也显著成立。

综上所述，回归结果（图3和图4）证实本文的系列假说，通过中介变量（消费需求）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这两条路径。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第二、三产业比重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会有显著的正效应。基于消费需求这个中介变量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显著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国内需求的成长进而促进了制造业升级和服务经济的发展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优化。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近几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突出表现为东部和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民工荒”和“招工难”的现象，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结构调整效应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对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多从成本视角进行分析，从收入—消费视角研究两者的量化关系缺乏。本文基于消费成长视角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内在机理，然后基于中介效应模型以消费需求作为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的研究结论：第一，劳动力成本对居民的消费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劳动力成本对劳动者而言是收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通过其收入水平提升了劳动者的消费水平，推动着居民消费结构的攀升，由此劳动力成本越高的地区，其居民消费规模越大，消费结构更高级。第二，消费成长是产业结构调整所要考虑的不可或缺因素，具体来说，消费需求规模扩张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更高级的消费结构也更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第三，消费成长是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也就是说，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可以通过影响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而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新常态经济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政策含义，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形势，积极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一，推动“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劳动力成本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效应，基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角度不要过于强调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政府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形势，鼓励技术创新等途径驱动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推动“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发展方式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型”发展方式转变。消费成长所伴随的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能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驱动消费成长，构建起城乡居民消费成长的长效机制，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

[注 释]

① 欧阳峣等 （2014）研究指出，2008年我国第三產业比重为40.1%，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74%的水平，与“金砖四国”的其他国家相比也显著偏低（俄罗斯为57.8%，印度为53.7%，巴西为65.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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