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之殇

彭岩锋

就在3月两会期间，阿里巴巴再一次被推向诘问的舆论浪尖。这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面对质疑，马云发表长微博《致两会代表委员们：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并指出：“假货之祸，横行中国数十年，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市场更是触目惊心……我们一定会斗争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不必怀疑马云表态的真实性，阿里巴巴作为最大的电商平台，本身也是受害者，面对假货漩涡，没有谁可以全身而退。

大人物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历史的更替中，令人疑惑和愤怒的是，伪劣却始终有着庞大的市场基数，成为顽疾，从不离开。打假重任，也犹如击鼓传花，一代代往下传递，从未完结。

赝品起码可以追溯至周代。《韩非子.说林下》中记载“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所谓赝，上雁下贝，贝即是指代价格、价值，而雁则指跟随，赝品就是价值上紧紧跟随的物品。这一称谓，避免了赤裸裸的直接否定，文雅委婉，类乎于今天的A货。

如今，造假，隐匿在偏僻的手工作坊，堂而皇之地行走于沿海成规模的工厂内；售假，改头换面地滋生在小店里，明目张胆地在市场流通。

既然有了假，也便有了打假。早在唐朝，我国就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市场管理法规，对制假施以重刑。《唐律》专业地区分了“行滥”与“短狭”，前者意是指商品质地存在缺陷，短狭表示商品数量存有不足。《唐律》明确规定一经发现制假贩假，一概即行没收，并“杖六十”。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商品交易尚未成為常态，假货自然也仅为零星一角。至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兴起，商品流通加剧，赝假之患愈演愈烈。造假、售假也不再局限于普通商品，假学历、假证书甚至是假专利，不一而足。

90年代，新闻界主要新闻单位联合主办“中国质量万里行”，国务院有关主管参与和支持，成为最具社会关注度的全民打假活动。起码在公共舆论层面，抵制假货在那时就已经成为共识。

二十多年后，假货还是没有根绝。作为一个虚荣的消费者，你或许是幸运的，不必花费太多代价便可以获得随一品牌的“山寨货”。在某些皮具市场，这些山寨货足以乱真，还“贴心”地配备了发票以正身份；在严苛的艺术品收藏市场，前FBI艺术犯罪组卧底探员曾声称，中国古玩市场七成是赝品。倘若如此，这真是个充满讽刺意味的行为艺术。

如果说伪劣是早期粗放经济环境的附属品，在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财富榜单屡屡刷新纪录的当下中国，伪劣产品仍是一道化脓的伤口，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奇景。

造假售假，不只是制造业的重症，不只是商业流通的哀伤，更是社会道德的系统性风险。如果说在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制度建设往往落后于现实发展。那么，希望这个期限能短一点，制度建设的脚步也再快一点。（本文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